昨天《国民公报》上有张东荪先生的一通信，约我翻译詹姆斯教授的《实际主义》。我原来有翻译这书的愿心，我原来有研究实际主义的计划，我现在虽然还有点译不好，也不妨慢慢研究，慢慢地译。后来一想，这意思不然了。想翻译这本《实际主义》，必须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想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必须先研究造成实际主义的实际方法论——就是实际逻辑；想研究实际逻辑，必须先研究机能行为两派的心理学。还不止此，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是不可不知康德以后各派哲学的得失；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效用，不可不知实际主义的伦理学——人生哲学。如此说来，一事牵动百事。若不要做詹姆斯的罪人，还只得按部就班地研究，这是对于作者负责任。况且没头没尾，突然有一部《实际主义》发现，对于国人也没大利益。实际主义不是詹姆斯在波士顿罗威研究所讲台上创造的，也不是失勒在人性主义学里创造的，也不是杜威在逻辑理论上创造的，也还不是皮耳士在《普及科学月刊》上创造的。西洋思想界进化到现在，经那样的历史，受现代时势的支配，自然而然有这主义产生。和这主义相近的柏格森同时出发，可见这主义是在现代生活之下必生的结果；不懂现代的生活，便无从领略这主义。不懂得西洋思想界的历史，也无从领略这主义。就以詹姆斯的《实际主义》而论，有的地方论历史，有的地方论现在的别派。我们若没有一个概括观，并不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所以在翻译这本书以前，应当有：（一）一部可信的西洋思想史或哲学史；（二）一部可信的西洋近代思想通论；（三）一部可信的《实际主义》概论。有这三部书预先出世，翻译出这《实际主义》，才有人看，才看得懂，才有利益。不然，只可供游谈家的割裂，新学究的附会。总而言之，只给人当护符的材料——实际主义仍然是实际主义，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这都是为读者的地位着想，这种心理便是对于读者负责任。为这缘故，不可不注意以下四项：
（1）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本身有价值，是否在同类之中算最好的。
（2）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到了翻译的地步了，是否还有应当较先翻译的。
（3）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译过之后，是否大众看得懂——不觉得无灵性。
（4）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译过出版之后，大家读了生何样效果。
总而言之，翻译的事业，只是为人，总得为读者“设身处地”想想，不能专求自己的便利。中国的学问界，并不受翻译的影响，这固由于译出来的书籍太少，也是因为译出来的东西太没系统。该译的不译，不该译的偏译。译书的效用，原不是给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看的，原是给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看的。既是替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译的，便当替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想想，不当只管自己的高兴。所以译书的去取和次序，全是为读者而定——就是译者对于读者负责任。
这两层意思说明了，翻译上的一切事项，不难按这道理解决了。我先说翻译的范围，西洋书多得很，还是先译哪些是呢？这不消说应当先译最好的了。但是最好的和次好的，和不好的，又如何分别呢？好不好本没一定，只有看他有用没有用，有用便好，没用便不好。所以我们说“应当翻译好的”还是句笼统的话，不如说，应当翻译最有用的——对于中国人最有用的。我先举出几个条件来：
（1）先译门径书。这都因为中国人对于各种学问很少知道门径，忽然有一部专门著作出现，没人看他，不若先翻门径书，看作个引路的。
（2）先译通论书。通论书籍容易普及，况且这样一部里外包含的意思，比精细特殊的著作，定然多的，读的人可以事半功倍。至于研究精细特殊的著作，固是学者当有的事，但是做这样事业的人，应当直接读外国文书，不能仅靠翻译，翻译只为普通读者而设。
（3）先译实证的书，不译空理的书。这是因为空理不能救济中国思想界。
（4）先译和人生密切相关的书，关系越切，越要先译。（像北美瑜珈学说长寿哲学一类的书，我真猜不到译者是何心肝。）
（5）先译最近的书。因为后来的书，是修正前者而发，前人的好处，他包括了，前人的坏处，他改过了。我们只须求得最后最精的结果，所以要先译最近的书。
（6）同类书中，先译最易发生效力的一种。
（7）同类著作者中，先译第一流的一个人。
（8）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这是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一条提议。
以上译书的去取和次叙说完了，我再谈译书的方法。方法本是随人自己定去，不能受别人的限制。但是论到大体，也有共同的原则。我就把这共同的原则写下来：
（1）用直译的笔法，严几道先生那种“达旨”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旨”而后已。想就别人的理论发挥自己的文章，是件极难的事。不但对于原书不能完全领略的人不能意译，就是对于原书能完全领略的人，若用意译的方法顺便改变一番，也没有不违背原意的。想用意译，必须和原作者有同等的知识才可，但是这是办得到的事情吗？况且思想受语言的支配，犹之乎语言受思想的支配。作者的思想，必不能脱离作者的语言而独立。我们想存留作者的思想，必须存留作者的语法；如果另换一副腔调，定不是作者的思想。所以直译一种办法，是“存”真的“必由之径”。一字一字的直译，或者做不到的，因为中西语言太隔阂，一句一句的直译，却是做得到的，因为句的次序，正是思想的次序，人的思想却不因国别而别。一句以内，最好是一字不漏，因为译者须得对于作者负责任。这样办法，纵然不能十分圆满，还可以少些错误，纵然不能使读者十分喜欢，还可使读者不至十分糊涂。老实说罢，直译没有分毫藏掖，意译却容易随便伸缩，把难的地方混过！所以既用直译的法子，虽要不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既用意译的法子，虽要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直译便真，意译便伪；直译便是诚实的人，意译便是虚诈的人。直译看来好像很笨的法子，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有时作藏拙的用，但是确不若意译专作作伪的用。有人说：“西洋词句和中国的相隔太远，定要直译，自不免有不可通的时候。”这话真是少见多怪。我们只要保存原来的意思就完了，何必定要逼着外国人说中国学究的话？况且直用西文的句调译书，更有一重绝大的用处，就是帮助我们自做文章的方法。我们有不能不使国语受欧化的形势，所以必须用西文的意味做中国文。唯其如此，所以更不能不用直译，更不能不把直译所得的手段，作为自己做文的手段。这话说来很长，我在上一期里，已有专文论及了。
（2）用白话。这也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一条提议。到了现在，文言已是死了的，不中用的。所以断不能拿他来代表现代的活泼著作。而且文言和西文太隔阂，白话比较稍近些。要想直译，非用白话不可，要想和原来的切合，非不用文言不可。白话文学一条道理，在现在直可说是“天经地义”，翻译自然可算里头的一部分，自然逃不脱这“天经地义”。
（3）第二等以下的著作，可用“提要”的方法，不必全译。翻译不是容易干的，必须一种外国文的程度在水平线以上，更要对于所译的学问有精密的研究。这样说来，译材能有几个呢？然而应当翻译的东西又多，需要的又急，少数的译材不够应用，却怎样办呢？去年我在一位同学那里看见两厚本日文书，名字叫做《教育学书解说》，里边登载各家教育书籍，都用“提要钩玄”的办法。我仔细一想，这办法实是不差。照这办法，译的人可以省事，读的人可以省事；译的人可以用这方法多多转贩，读的人可以在短少时间，多得若干派的知识。在现在复杂生活之下，在现在若大海一般的出版界之内，不得不用这经济的手段。我并不是说专门学者只须看提要，我是说普通读者不可不先看提要。我并不是说一切著作不须翻译，都可用提要代替，我是说除非若经典一般的创造性的著作，尽可先做个提要，给大家看看。
学者的研究自然必须照着原书一字不放，一般的读者还须求个事半功倍的道路。读者觉得我这说话和上文“直译”的主张矛盾吗？其实两件事全不相干。值得通身翻译的书籍，便得通身翻译，并且用直译的笔法。不值得通身翻译的书籍，或来不及通身翻译的书籍，便可做提要，诸位切莫混为一谈呀！
现在我把大纲的意见说完了，还有一层附带的话，再说一说。翻译一种事业，独自干去，用的力大，收效很难。若是大家共同翻译，共同研究，效验定然快的。材料的搜集，文词的讨论，错误的修改，都是共同取得的事业。事事皆然，翻译也不免如此。所以我很愿意大家多设译书会，用公众的力量去做这转移文化的事业。北京大学有个编译会是很好的了，只可惜一年以来并没有一部译成的书出版，（著作的在外。）我有几位同学对于此事盼望的很。我们同学很有些非常勤学，读书极多，并且好事的人，若是有热心而有学问的教员引导，组织一个译书会，合伙做去，不到一年，定有一部分的成效。我这话就算一种提议罢。
说到这里真说完了，看的诸君定要失望。我把这人人晓得的话，说给诸君听，实在是我的罪过。但是这话虽然人人晓得，却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实行。我现在就再说一番，刺激诸君耳鼓，奉求诸君想法实行！
戏剧改良各面观
这篇戏剧改良各面观的意见，是我一年以来，时时向朋友谈到的，然而总没写成文章。十日前，同学张豂子君和胡适之先生辩论废唱问题，我见了，就情不自禁了。但是我在开宗明义之前，有两件情形，要预先声明的：
第一、我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
第二、我对于中国固有的音乐和歌曲，都是门外汉。
既然都是门外汉，如何还要开口呢？据我个人观察而论，中国人熟于戏剧音乐一道的，都是思想牢固的了，不客气说来，就是陷溺深的了，和这些“门内汉”讨论“改良”、“创造”，绝对不肯容纳的。我这门外汉，却是不曾陷溺的人。我这篇文章，就以耳目所及为材料，以直觉为判断，既不是“随其成心而师之”，也就不能说我不配开口。
我以为改良旧戏和创造新剧，是两个问题。应否改良创造的理论，和怎样改良创造的方法，又是两个问题，我们但凡把眼光放大些，可就觉得现在戏剧的情形，不容不改良，真正的新剧，不容不创造。现在正当讨论怎样改良创造的方法，应否改良创造的理论，不成问题了。若是还把极可宝贵的时光，耗费在讨论这个上，就是中国人思想处处落在人后的证据。然而就中国社会可怜的情形而论，却不能不供出思想处处落在人后的证据。我们若径然讨论方法，便有大多数人根本反对道“何必要改良”。无可如何，只好先把旧戏的情形，做一具体的评判。我还要自己承认，这个评判，是不得已而出的“费话”。
一旧戏的研究
我们对于旧戏的形式和材料，不表同情，原不消说，然而仅仅谩骂，也不能折人之心。照我意见，先就戏剧进化的阶级为标准，看看现在戏界，进化到何等地步，更就中国戏剧和中国社会相用的关系，判断现在戏界的真正价值如何。易词说来，前者以戏剧历史为观察点，后者是个社会问题，二者并用，似乎可得个概括的论断。
现在中国各种戏剧，无论“昆曲”、“高腔”、“皮簧”、“梆子”，总是“鳖血龟水，分不清白”，在一条水平线上。不仅这样，这般高等戏，和那些下等的“碰碰戏”、“秧歌戏”、“高跷戏”，也在一个水平线上。虽然词句雅俗，情节繁简，衣饰奢俭，有绝大的分别，若就他组成的分子而论，却是同在一个阶级，没高下之别的。真正的戏剧纯是人生动作和精神的表象（Representation of human action and spirit），不是各种把戏的集合品。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做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全以不近人情为贵，近于人情反说无味。请问戏剧本是描写人事的，何以专要不近人情？纯粹戏剧不能不近人情，百衲体的把戏虽欲近人情而不能。组成纯粹戏剧的分子，总不外动作和言语，动作是人生通常的动作，言语是人生通常的言语；百般把戏，无不含有竞技游戏的意味，竞技游戏的动作言语，却万万不能是人生通常的动作言语；所以就不近人情，就不能近人情了。譬如打脸，是不近人情的。何以有打脸？因为有脚色，何以有脚色？因为是下等把戏的遗传。譬如“行头”，总不是人穿的衣服。何以要穿不是人穿的衣服？因为竞技游戏，不能不穿离奇的衣服。譬如花脸，总做出人不能有的粗暴像。何以要做出人不能有的粗暴像？因为玩把戏不能不这样。譬如打把子、翻筋斗，更是岂有此理了，更可以见得是竞技的遗传了。平情而论，演事实和玩把戏根本不能融化：一个重摹仿，一个重自出，一个重要像，一个无的可像，一个重情节，一个要花梢，简直是完全矛盾，中国人却不以完全矛盾见怪，反以“兼容并包”为美。那些下等戏，像上文所举的“碰碰”、“秧歌”、“高跷”……之类，虽然没有这些上等戏兼容并包的大量，却同是不离乎把戏的精神。在西洋戏剧是人类精神的表现（Interpretation of human spirit），在中国是非人类精神的表现（Interpretation of in human spirit）。既然要和把戏合，就不能不和人生之真拆开。所以我以为中国的上等戏、下等戏在一条水平线上，是就戏剧演进的阶级，诊断定了的，是就他们组成的原素，分析比较过的。好比猴子，进化到毛人，就停住了，再也不能变人了；中国的戏，到了元朝，成了“杂剧”、“南剧”的体裁，就停住了，再也不能脱开把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