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咏时当时就有感觉，这个专案报告华而不实，很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但要打倒一个人，得有扎扎实实的材料。于是，他随口点出了一些有漏洞的疑点。
记得，就定性为叛徒这一点上，厉咏时发表过意见：“这材料是否扎实？既没有本人交代，又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说他被拉出去假枪毙后，没多久就释放了，从而断定他是被假枪毙吓怕了，所以成了叛徒，这中间恐怕缺少了一些具体、有说服力的材料。我当医生，对病情的诊断，是必有足够证据才能作出的，决不能单凭主观推理。主观臆测，药不对症，那是要害死人的。搞专案的跟我们填写病历一样，也必须取到足够的依据。”一把手不悦了，沉下脸说：“小厉，这是政治，来不得医学上的温情脉脉。”厉咏时不同意他的看法，说：“我们当医生的手上捏着人命，搞专案的更是捏着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因此，也同样需要慎重、严肃、认真，来不得一点虚假和轻率。”
二把手眼里掠过一丝难以理会的光线，沉静地问：“那么，你认为该怎么办？”厉咏时毫无顾忌地说：“不要急于定案。过去，有个冷处理的传统。急于定了，材料不扎实，报上部里批不了，以后还得反复，不好，还是要把材料搞扎实，人证、物证、旁证，以及本人的交代。譬如说他怕假枪毙，那他在狱中就应有动摇的表现--当然这也不足为据。我小时候坐牢，见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视死如归的，有很深印象。”他看见几位头头在交换肯色，顿住了一会儿，方接下去说，“我并不了解郑明丰狱中表现如何，也决不是为他辩护。
但是，我总觉得，依照以前审干的那种传统办，要妥善、稳当，得人心一些。”一把手说：“不定案，何以体现文化大革命几年运动的成果？”二把手附和：“照过去审干方式办，岂不又要回到老路上去。这意味着什么？”三把手孙头头火气冲冲：“一句话，是要否定运动，否定运动成果，这就是复辟！”厉咏时知道三把手的脾气，不屑计较，也没思量，平静地说：“这么大一个运动的成果，就体现打倒几个人的身上？这仅仅是我个人意见，不对，可以讨论，我愿意洗耳恭听，也许我当医生的职业病又犯了。”
一把手冷冷地说：“过去，我就听人家反映，说你右倾，我不大相信。今天，你居然提出照老一套的办，我就不再以为是你政策水平高的表现了。你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是经过运动了，老的陈规陋习都破除了，报批也不用你来操心，散会！”会议就这么散了，厉咏时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革委会内部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本应是正常的事情，没什么可挂虑的。也就是这个会后的一个星期左右，厉咏时遇到那位相面的老工人。他给厉咏时以告诫，厉咏时也没往此事上联想。厉咏时的书呆子气太足了。固然，乍一看，相面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又过了半个多月，部里批下了郑明丰的专案，召开了全厂的批判、处理大会。当时，厉咏时仅仅感到惊奇，怎么上头如今办事也这么草率。那么个报告居然也通过了。甚至他还认为自己思想跟不上形势，还是左一点好，让队伍纯洁一些。可他并不后悔当日提出的不同意见。
因为把自己的看法讲了，心里就坦白得多，干净得多，不至于老埋着掖着，沤臭发烂。他认为自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后来，郑明丰送回原藉，不收，又退返公司。知道后，厉咏时还是认为自己说的有一点道理，人家原藉也有类似看法嘛。
可万万没料到，又过了半个多月，一次革委会开大会，厉咏时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两面派”揪了出来。马上，他就被投进了监狱，并且立即提审。公检法机关的一些老人不见了，审他的是接管这几个机关的先进分子。审讯中，问了他的名字，又问他的籍贯，他说没有。审讯者就拍桌子了，说：“怎能没有籍贯？这起码证明你不老实，历史上就不清白、有问题！”
厉咏时说：“我那时仅几岁就离开了家。解放时也不过十三、四岁。”审讯者强词夺理：“十三、四岁也可以干坏事，也有当特务的，给你当作特嫌对待也无可非议。”对此，厉咏时无话可说。于是，重点审他年少时坐牢的事。他没想到旧社会坐牢也成了今天的罪！问他在牢里加入过什么组织，与什么人在一起，搞了什么鬼……他说：“那些人我都不知名姓，他们有地下工作纪律的约束。”审讯者已下断语了：“你不交代，就是心中有鬼。我们都掌握了。你那时的代号叫小芥兰头。”他说：“这是外号，一个大胡子的人取的。”
“大胡子是什么人？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他说：“他是个优秀的共产党人，英勇牺牲了！”“放屁，他是个大叛徒！”这伴随着拍桌子的巨响而传来的斥骂，使他惊住了，好一阵，才说：“他是被拉出去枪毙了，我亲自送出的牢门。”
“哼，你现在还死保他，这也难怪！现在，我需要你交代的是，你和他在牢里是怎样互相倾吐叛变投敌的反革命内心世界的，一五一十从实招来！”他追叙了大胡子在狱中斗争和赴死的情景，审讯者根本不听，拍了几次桌子，毫无收效，便出去了。片刻间，不知谁到了厉咏时身后，猛地用黑布蒙住他的眼睛，只知皮带和棍棒一齐落在他身上，兼带上震耳的吆喝声：“你交代不交代？”“把大胡子叛变事实交出来，我们就住手！”
“哼，你跟大胡子一直勾结，狼狈为奸，明反暗保，合演了一台多么精彩的节目！”厉咏时不会编造事实，也不能诬陷好人。他不能对自己的恩人、胜过生父百倍的大胡子有任何抱愧的地方。大胡子虽然死了，但是，往死者身上喷吐秽水比往生人脸上抹黑更为下贱和无耻，因为前者只能蒙冤在地，后者还能据理申辩。厉咏时在昏迷中还闪过这么个念头，大胡子可能还有子女，我更不能伤害他的子女，毁掉后一代的前程。我是个医生，我不仅同情病人，而且同情一切内心受到伤残的无辜者。有一次苏醒过来后，厉咏时以为已回到廿年前的监狱，恍恍惚惚地问大胡子：正直，可也是罪--他以为大胡子当日回答他--美可是罪的问题一样循循善诱，可是，他面前却只有高墙和铁窗。
显然，刑讯逼供、诱供、套供均毫无收效，他们对厉咏时的心理便作出了非常详尽的分析，拿出了最残暴、最毒辣的一手。就在郑明丰进监之前半个小时，这一手已使用过了，虽然没有得逞，但是，厉咏时的心，却被重创了，在滴血，不，正在淌着血！所以，郑明丰一被推进来，看着那部未曾修整的大胡子，他的记忆顿时苏醒过来了！在担任矿党委书记的时候，虽说厉咏时也给他看过几次病，可是，他的脸上，一直修得很干净，不留一根胡子。而且，两人毕竟有近廿年不见面，见面又是在黑暗的狱中，而厉咏时又是个小孩，一长大，样子变了不少，所以，两个人都认不出来。如今，又回到了原地方，又遭到同样的不幸，环境、心情……等，几乎与原来一个样，记忆，便就被唤醒过来……可是，在那霎间，厉咏时脑子里闪电般地掠过了一个念头：“他们为什么把郑明丰关到我这个监子里了？这里一共二十多个号子，难道别的关不了？按这里的规矩，同案犯是不能关在一起的……”
这念头一闪，他便侧过了头，不再注目于郑明丰--大胡子。他完全明白，这里面有阴谋，一个巨大的阴谋，让他与郑明丰搭上两句话，再把其他囚犯叫出去，逼他们写上几份旁证，说明他与郑明丰订立了攻守同盟，是他有意隐瞒大胡子叛变的事实，这样，即便他不“交代”，有那么些“攻守同盟”的旁证，郑明丰的叛变事实就可以“认定”。何况这个号子里的犯人，大都是流氓犯、诈骗犯，只有少数几个还比较正直，而大多数为了自己“减轻罪责”、“争取宽大处理”，是不惜乱写旁证，任加诬陷--何况这正是执政者具体指示写的呢！完全可以保证，这所有的旁证所证明他与郑明丰所说的攻守同盟的话，不会有一个字出入。在这个不要证据就可以判罪的年代里，搞几份假旁证也是轻而易举的，那些以中央专案组名义搞出的材料，旁证就那么扎实？明眼人也可以看得出，何况下面呢？但是，为什么非要让他们这么称心如意不可么？厉咏时忍受着内心剧烈的痛苦，抑制着在患难中又重遇比父亲还亲的人那种辛酸、悲喜的情感，再也没有看郑明丰一眼！
但他心里充满了新的安慰，尽管过去并不知郑明丰是大胡子，可他却没有愧对老一辈的革命者！正是老一辈的正直、真诚，时时刻刻鞭策着他，熔铸了他的灵魂，使他没有在“反正是死人”的一念之下失足，使那颗清白的良心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厉咏时掉过脸后，却第一次在狱中掉下了眼泪，这是无法抑制的泪，它不可以用理智来控制了！这泪水里，包含有最明晰的理智与最深沉的感情；它是滚烫的，它来自心口，来自那热血汇聚的地方。这，也许是命运安排的。后来，厉咏时才知道，矿革委会在审查他和郑明丰的专案时，竟发现他和郑明丰解放前同时关在一个监狱里。专案人员之所以没说清，是以为能哄住他，让他给死人作证明。可是，他们失算了。自然，这次见面，却也是那些人有意安排的，以证实他一开始就是混入革委会的走资派代理人，证明他早就认出了郑明丰，并与他“狼狈为奸”。可是，这一切并没什么可怕的，不管他当初有没有认出郑明丰，但他从小就认识了共产党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也知道自己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人。
所以，这一条，他们也失算了！也正是从“走资派代理人”这一条，认定他是“混入造反派的异己分子”，所以，那次抢救武斗伤员，他只救活了“老保”，而没救活属于造反派的伤员，就成了“谋害”，有血债！这一切，郑明丰又何曾清楚呢？当他明白厉咏时就是“小芥兰头”时，心头酸甜苦辣，什么味道都翻出来了……尤其当他见厉咏时侧过头去，竟以为厉咏时是无脸认他，心中恨恨地说：“好哇！你原来也有今天！真没想到，我过去在狱中培养出来的人当中，竟然还是有一个败类！”他，并不是因为厉咏时在文革初期贴过他一张大字报而怨恨！他，也绝不是因为在处理他的大会上，厉咏时还坐在主席台上--当然，他并不知道，这次会是特地强迫厉咏时坐到主席台上，从而“受教育”的。就在这次大会上，宣布他是“内奸”、“叛徒”，并作出了“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而他，也就是宣布处理他的决定之后，竟还挣扎着，跟着喊当日的口号。“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万岁！”以致挨了一顿毒打--为这事，以后，玲玲不少次说过他，那是什么“革命路线”？还万岁呢！向凶手们表白自己的忠诚与清白么？
大会之后，他被押送回原藉--他当年曾回去点燃革命烈火的一处革命老根据地，远在华北平原上。在开往河北的火车上，他愤然地说：“你们把党的传统掉光了！”还几乎喋喋不休地向押送他的专案与保卫人员说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讲党对干部历来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讲“冷处理”和运动后期甄别的法子，讲“左”倾路线的危害……他被扣上“反攻倒算”的帽子后，那位专案组长还说了一句：“奇怪，你与某些人的言论完全是如出一辙！难怪你如此顽固，以为在革委会里面有靠山！告诉你，这个靠山，只怕是靠不住了！”
可惜，郑明丰没在意，当时，也只是想，也许是结合到革委会中的老干部，尤其是当日把他从死亡边缘上背回来的项尚梁为他说了几句话--可这有什么必要？如今反正都是这样，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车到河北，一见到老家的田畴，郑明丰就排除了一切烦恼与悲哀，准备好好地同家乡人民过过田园诗般的生活。谁知，一进村庄，村上的老人，居然点起了爆竹、敲响了锣鼓来迎接他，一时间，热闹喧天，喜气洋洋，当年他发展入党的一位小青年，公社党委书记，竟致了欢迎词，说什么“苍海山不要，我们大平原要！郑明丰是我们的老区长、老领导、老八路……”
这下子，弄得押送他还乡的人狼狈不堪。这些人一聚会，作出了商量，认为把他送回原藉，未免太便宜了他！不如押回去，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同时更深挖出新的问题！这些人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是无法比拟的，也无法计较的。当他们又要把郑明丰往回押时，理由也十分充足：“我们又没有把关系转到你们手上，户口都没带来……”没办法，郑明丰又只好被押回苍海山了。
一回到苍海山，当时的革委会第一把手就对专案人员说：“你们把他押回来得好，正赶上发现了他的新问题，必须进行核实！这下子，他的罪行，更是铁案！”郑明丰送到五七干校，一边劳动改造，一边继续审查。这天，革委会的第一副主任项尚梁来，找到了他，说是来看望他的：“我今天来，不是代表革委会的，而是以老战友，老部下的名义，来看望一下你，同你好好谈谈。如今，专案工作都是为形势需要服务，至于过去事实中的细节、出入，都无关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