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刚才不过是幻觉？不得已，我起了身，走进客厅，果然不见人。走到阳台上，却听到玲玲“咯咯”的笑声，只见她正跟楼下边的小孩子逗得欢，一条小辫还让个小孩抓散了，散了个满脸，满脖子弯的。这丫头，成心是想气我，不时抬起头，冲着我笑一阵，又低头逗小孩去了！这回，轮到我去找她了。我下了楼，到了她的身边，她把小孩塞到我怀里，拔腿又要走，我只好叫住她：“玲玲！”“有什么事呀？”她象个陌生人一样地问。我却怔住了，不知怎么说好。“没什么事哇，那我上街玩玩去。”“不不，有事。”我只好说。“什么事？”“给你讲件平反中的事，我想你会感兴趣的。”“听多了，没什么兴趣。”“这个特殊，听完了再发表意见吧。”玲玲这才站住了：“那我就听听。”其实，我能有什么话，不过是想拖住她。一转念，还是讲起一件刚处理完的事来。就在一个百货店，小百货店，一天午睡时分，钱柜里少了四十多块钱，晚上盘底，售货员急了，忙告诉领导。查来查去，查不出钱来，更不知去向。
反映到上级，正好，七七年双打运动，抓到了典型，于是，双打工作队穷追猛打，终于促使这个售货员交代了一千多元的贪污案子，送到了牢里法办。可在牢里，那售货员遇上了一位小偷，小偷有闲没事，讲起他一次用竹子吊钱的事，他把大头钉扎在竹尖上，趁午睡时分，从柜台外伸进去，扎了两次，一次扎了一张十元一张五元和几毛钱，一次扎了两张十元和一张五元，总共四十多元。售货员一问，正是自己的店里，便诉说起自己怎样因四十余元掉失而成了个千字号的贪污犯。
小偷听了，也算是良心发现吧，立即向公安部门交代了这一起案子--对于他来说，四十多元，只算是起小案子。售货员便立即打了申诉报告。公安部门还算认真，说，就算是千字号，还不一定够得上判刑案件，何况有出入，所以，便把那售货员释放了。但是，单位领导却一直不给这售货员安排工作，说他已被开除工职，不能回来了。原因是公安局抓去过。为什么被抓？他们说不管，再说，出来时工作队也撤了。就这样，那位售货员，一分钱也不曾挪用过，却一直在外面告状，整整两年光景，直到最近才解决。当时，我训斥了那位单位领导一顿：“小偷都良心发现了，整整两年过去，可你们连小偷都不如！还当什么共产党的干部！”我还没说完，玲玲却打断了我的话：“爸爸，你有什么资格训人家？”“怎么？我训的不对么？”
“可是，你还记得么？耶枚骂过你们，说你们比她，一个堕落过的女人都不如，是么？”“……”“你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白你自己，爸爸，对不对？你默认了。我承认，落实政策，中间的阻力很大，而你几乎是被他们包围起来了，在他们看来，你平反得太多了，是一风吹！当然，他们正面不敢这么说，而是捧你，说你把所有该平反的都办了，弦外之音是说，不该平反的你就不用去管。是么？而你也津津乐道。为什么群众把这类事看淡了，失望了，唤不起热情来，甚至对有名的大人物平反也无所谓，这也是一个原因，也许还是一个次要的原因。”“玲玲，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呻吟了。“谁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也不说自己高明。当日，我闹着要去长征，也是一样，拼命洗刷自己，好向他们表白自己是革命的，厉大夫，小石也是这么怜悯我。可我洗刷得掉当日的屈辱么？洗刷不去的；直到今天，不洗，它却自然去掉了--这可以解释厉大夫今天并不乞求于平反而醉心于事业的原因。可那时的洗刷，却耗费了我多少时间和精神，回想起来，真是可笑，可悲！可你呢？爸爸，你挨整的关头，不也是这样么？并没超出我当日那号小学生的水平，你为了表白自己，在宣布你是‘内奸’‘叛徒’‘走资派’，作出开除党籍等处理的大会上，你不也挣扎着，不让人家堵你的嘴，叫什么‘革命路线’、什么‘万岁’！就象宋江被毒死，还怕坏了名节，伤了皇帝，要害死自己当日一道聚义的好汉一样。你的‘万岁’无非是叫人不要怀疑你的忠诚罢了！”“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以为，那样，正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气节！”
玲玲的话太放肆了，我有点儿气愤。莫非后一代会这样审判我们这老一辈的革命者么？这太可怕了！我心里说。玲玲从我怀里抱过那位小孩，说：“裁判我不做。你不是我的教父，我也不是你的法官。我不需要一个教父，你也不需要一个法官。”她沉吟了很久，眼里熠熠闪光，却又叹了一口长气--就像她当日神经失常时叹气一样，令我心惊肉跳，一会儿他又说：“爸爸，我不是来请你的。你也有眼睛，也有耳朵，可以看什么，不看什么，也可以听什么，不听什么……我们这一代，是在近廿年的挫折、创伤与浩劫中长大起来的，我们只看到这么些，我们自己周围的一切，并不曾有过天堂般的幸福、田园诗般的美妙，我们是根据自己的结论来看世界的，也许过去有过美满与幸福，但我们没见到。不过，我知道，当你投身于革命，并不出自于对某一个人的好感，而是为的整个民族的命运，当时，民族危亡正迫在眉睫。
而你们憧憬的未来，也许是很简单的满足，也许是出自于朦胧的设想……但解放以后，尤其是五七年之后，你们在自己的已奋斗出来的天地里干了些什么？我不想多说了，你们挨整，我们一起受难，整个民族一起受难，可是，你可想到，当你说起什么忠诚、气节、原则、主义时，我们的结论却是，对于你们，最大的悲剧却在于：你们已经够‘左’的了，可把你们还当作右的整了下去……你们曾伤害过人民，可你们最终还是同人民一道负伤……”我默默无言，也许，站在另一代的位置上，是这么看的。
我说：“玲玲，你得让我想想。”“不是想想，而是实践出真知，得下去……”“去找厉大夫么？”“当然不一定是他，而是整个群众、人民，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爸爸，我倒想起一件事，在‘文革’最黑暗、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
至今并不曾解决。”“呵！”我的心被刺痛了。确实，那时候，当父亲的，是感到绝望了，对上头绝望，对国家的前途绝望，尽管当时在家里，没人来罗嗦什么，可我比在干校、在监狱里时还要绝望。可是，玲玲呢？除开对肆虐的‘四人帮’一伙表示愤慨后，却从血泊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人民的觉醒，说这是一次预习，一次前哨战！“是呵，爸爸，我们的分歧一点不曾消除。当日，你为什么绝望，是因为你只看到上头，看到上面那套班子不行，你仅仅寄希望于上层。可我们，却是一直寄希望于人民的！今天，你尽管完全又恢复了希望，而且，平反冤狱的工作，不能说没有起色，但你不过完全是按上头的意志办事。但你并不了解，这上头的意志，当今，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于是，我们的分歧的根本点又出来了，你为什么不更多倾听人民的呼声？我了解厉大夫，也基本上了解你……他是完全献身于事业的，我记得他讲过，在狱中，一位老作家常给他讲‘凤凰涅’的故事，说凤凰是怎样投生于烈火而获得永生，却不知道你……”“我是应该同他面谈一下……”
“咯咯！”玲玲欢快地笑了，“这还差不多！”可笑声一消失，玲玲也不见了！“玲玲！玲玲！你在哪里？”没有回答。可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在说：她在你要去的苍海山区！她在那里等着你！弄到头，原来是幻梦一场，我还好好地躺在藤椅上--思念过切，郁积成梦了！我的反省成了后一代的诘问……我该怎么去作出回答呢？“作为当年的‘小芥兰头’，今天的厉咏时大夫，你可曾知道，当日对你说‘新社会只会把鬼变成人，也决不会把人制造成鬼’的人，他的确还活着，活到了今天，可是，他自己也成了鬼，也曾把人制造成了鬼……而他为了避免变成鬼，甚至连过去是知识分子的出身也一度加以否定，极力把自己从知识分子中划出去，装模作样，冒充什么工农干部。工农对于知识分子也许是一种进步的资格，但是，历史却绝不会这么写：愚昧对于文明是一大进步。
“这一切，又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难道岁月会耍魔术？”--在整个案子结束之后，我在日记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不知我自己是否能解答得了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来年机构调整，我是该下去了。但是，在最后述职之际，不应当留下更多的遗憾。--于是，郑明丰草草地收拾了一下住宅，第二天，便叫了部小车，一直开到西南省有色金属公司的矿区去了。他要去见女儿玲玲，要去见小石。更要去见一同坐过两次牢的“小芥兰头”--厉咏时大夫。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攸之故也！--屈原《离骚》小车穿越过一个又一个山口，重重迭迭的山崖在公路前似屏障一般不断地闪开--往事也有如这山崖，在郑明丰眼前不断地迭影出来。岁月过滤掉了所有的杂质，记忆这才变成明净的流水--但对于郑明丰来说，它迄今未澄清得了……
郑明丰终于见到了厉咏时，可这是怎样的一次见面呵！刚刚松了绑，两个手胀痛、发麻、痛彻心脾，就被人往里一推，正好撞在一个不知是什么东西的角上，胸肋似被折断，几乎要昏过去了……昏昏沉沉中，仿佛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快给他一口水喝吧……”这多似廿年前，解放前夕，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难友们在他提审回来后，总端来一小盅子的水，特别是一位叫“小芥兰头”的小乞丐，总爱说：“快……快……”他缓缓地张开眼，仍是那么一个昏暗的牢房，人都辨认不清楚，一个个又白又黄，活似阎罗殿里熬尽了油、熬干了筋的小鬼，眼眶凹进去的，眼珠子凸出来的，颧骨耸起来的，下巴削尖了的，耳朵似风干的皮搭着的……奇形怪状，难以一一描绘。突然，他看到了一张枯干的脸。
眼一花，那张脸模糊了，似乎恢复到孩提时代的模样，额头很宽很大，凸出来，活象个芥兰头，眼眶子却凹了进去，眼珠子特别黑，特别灵活，他不由自主惊叫一声：“啊--是……”后面一句话，他没吐出来，把嘴唇紧紧咬住了，而且偏过了脸……而那张脸，也呈现出了惊愕的神情，简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惊异，还感到意外，眼珠子似乎钉住了，眼皮半天也没眨。郑明丰那久经风霜而变得发黑削瘦的脸，尤其是因长期折磨而不曾修过须发留下的一部大胡子，顿时让他明白了很多，很多……尤其是明白了，专案组为什么要让他证明一个死人是叛徒的问题……要给死人写变节材料，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事情，这也许只有在中国，在六十年代末端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可这偏偏是真的！这人几乎要扑到郑明丰的身上，可是，倾刻间，他又马上变得麻木不仁，缓缓地转过了身子，忍受着最剧烈的痛苦，不再端详郑明丰的面容了……一切，仿佛又都在片刻中变得陌生，或者不曾经历过--为什么要经历过呢？不发生不更好么？
他，就是厉咏时，厉大夫！仅仅是由于积习，他厉咏时反对任何违背政策的作法，可他还在“执政”时，人们却以为这是头头们得讲政策而表现出来的高姿态。可他也反对派别间无休止的报复行为和武斗。他被一些人斥为右倾，也深得大多数人的心。
连耶枚亦认为他做得得体、有气量和风度。处处都有着对他的倾慕和体谅。惊涛骇浪的岁月里他过来了，公司革委会成立，他是文教部门的代表，居然当了委员，而且是少有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名委员。自然，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他的声誉又上了一个峰巅。过去的声誉仅是业务上的，现在却是社会上的。繁重的社会工作，使他几乎无暇于专业的深造，而那时风气也惟有政治红极一时。但他在百忙中坚持了自己的专业，没有荒废，并准备在安定下来后，再更上一层楼。他并没把常委的职务当作功禄晋升的一个台阶。他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之所以“造反”也有专业上的感情所导致的。而耶枚呢？更陶醉于“委员夫人”的称呼上，愈发对他百依百顺了。但是，当他把专业上的情感和道义带到了社会上，带到了上层人物的政治活动之中时，他却注定要为这个职业病而倒霉和摔跤的。
此时，公司的一把手是上头派来的，二把手是个永久牌的左派干部，不说，读者也知道这是谁；三把手是个群众组织头头，就是那个孙头头，他们自然是配合默契，永远是一致而又一致的。革委会成立之后，无非是斗、批、改。干部的处理问题就摆上了议事日程。那时的风气，老的第一书记总归是不行了的，二书记也岌岌可危。谁也不会有异议，谁也不敢有异议。那时，厉咏时对老郑的看法是犹豫的，因为他运动中被贴的大字报最多，问题弄得很复杂。他自己对一些错误并不讳言。但是，在讨论他的专案的会议上，厉咏时还是本着对专业的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听取了专案组长的系统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