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洒去滋桃李
在读本科时，每次冯老师上课，总感觉她看书本是几乎把脸放在讲义上才看得清楚。本来以为冯老师是因为老年人的近视，可那天冯老师却告诉我们描述她双眼的一个等式：
0.8+0.1=0.9<；1.0
可能是由于尿毒症的原因，冯老师在1989年从美国回来后，小时候就近视的她，玻璃球体后脱落，只要一转动眼睛，就感觉眼前有一只大蚊子在飞，挡住了视线。而在用眼过度的时候，就会红眼，而且玻璃体出现了裂痕，又因为年龄大，不敢手术，否则有变瞎的危险。右眼睛高度弱视，配上1000度的眼镜片矫正后都只有0.1的视力，而左眼配上500度的眼镜片矫正后则能达到0.8，所以在眼镜的帮助下，总的视力也才0.8+0.1=0.9，不到1.0。而冯老师就是靠这不到1.0的视力，几十年如一日地读书、上课、批改作业，还经常用电脑，每天有10多个小时的时间高强度地使用眼睛。当我们几个学生叹惜她的视力和想起她为我们批改论文的专注精神时，冯老师只是泰然一笑，告诉我们说，有一种说法，人的右眼比较容易看到事物不好的一面，因为右眼有相关通道连接到大脑专门对不好的事物形成看法的区域，所以由于右眼的弱视，她反而看不到，或者看不清楚不好的东西，更容易看到事物的美好的一面。
冯老师上课专注是出了名的，50岁生日那天还照常上课的她根本没有发现教室的后面进来了一位“陌生人”。事后收到生日祝贺诗的时候，冯老师才知道是当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在安徽丹阳湖农场劳动时候的挚友刚好从贵州出差到成都，顺道来看她，看到冯老师上课那么专注便不忍心打扰她，后悄然离去。过了一阵子，冯老师收到了这位挚友的诗：
闻冯斗五十初度
资阳灵气育精英，
锦水惊涛卷炮声。
吴下难申才女怨，
西征不改故园情。
心血洒去滋桃李，
玉带织成映月明。
忽报今年知天命，
凌空一燕雨中轻。
忠华诗泽英书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卅日
作为50年代读翻身书的第一代人，冯老师在经过了16年系统的学校教育和6年的社会教育（文化革命，上山下乡，农场劳动，当兵锻炼）后，与电子科技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辈子读书、教书、编书。自1967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以来，一直从事英语教学、英汉翻译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曾赴美研修语言学和英语教学。1983—2001年间历任电子科技大学外语培训中心主任、外语系副主任、系主任；历任四川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大学外语研究会、全国翻译协会理事。从教30余年，为高校英语专业、对外培训和公共英语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主讲过《英语精读》、《英语阅读》、《英语写作》、《英语听说》、《大学英语（1—6级）》、《英美文学》、《英汉互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等10多门课程，教学效果优秀。发表论文、译作、编译教材、辞书、编审电子课件、英文刊物等若干。主持多项教学科研和课程建设项目，其中四项相继在1993—2002年间获省政府第二、三、四届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和一项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冯老师全程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后复课后的相关教学工作，而那时候外国语学院的师生人才辈出，如现在留校任教的罗瑞麟老师，现在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的杨跃老师。在冯老师的主导和参与下，6系（即，外语系，外国语学院的前身）系小志气大，经过紧张的筹备，1996年被批准招收研究生，并获准建立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科点，1997年正式开始招收研究生。
一声“冯妈”一声情
作为冯老师的学生，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她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来不得丝毫的马虎，而在生活上则和我们打成一片。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冯妈。
在学习上，冯老师非常注重锻炼我们的能力，在我们刚成为她的学生而研究生还没有正式开学报名的时候，她就已经来“抓壮丁”了！我读大四下学期的时候，她就把我叫上参加高教社主持的畅通英语的相关编辑工作了。当然，去年暑假，还没入校报到的研一的师弟师妹也是早早就被召来做相关的项目了。就是在冯老师的“魔鬼”训练下，我们比别的同学学到了更多的东西，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更加充实。
每当敲着自己笔记本电脑富有弹性的按键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自己用过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大四的时候，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冯老师指导的。当她得知我没有电脑用的时候，便把自己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借给我用。直到我去年下半年在广州的一家公司实习后有钱买笔记本电脑了，才还给冯老师。而冯老师后来又把笔记本电脑借给没有电脑的师弟师妹用，或者借给我们外出做相关科研活动用。
一届又一届的师兄师姐毕业出去，走到了自己的就业岗位上，但最难以忘记的除了冯老师对我们学习上的严格要求外，我想肯定就是冯老师组织的聚餐了。每年的大节日，如元旦、中秋、教师节，冯老师都会组织我们到她家里聚餐交流。当然，按惯例，去的人每个人带一个菜，买的、自己做的都可以。那时候几乎所有在成都的师兄师姐都来了，当然远在别的省，甚至是欧美的师兄师姐也一定不会忘记打电话回来问好。这使我们这些家不在成都的外地学生总能在节假日感受到家的温暖，在聚餐的同时还能够和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交流学习。
不知道是谁说的这样一句话，冯老师很是喜欢用它来自我安慰，尤其是在她不得不告别一生钟情的教育岗位的时候：“只要在秋霜里结满了果子，就不必在春花面前害羞。”这应该就是经历了一个甲子的老教授对过去的谦虚总结了吧。
（作者：卢灶荣，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翻译方向研究生，导师为冯斗）
1956年7月，上级部门一纸通知，华南工学院33岁的冯志超教授就和妻子黄月华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广州，作为该校第一批被抽调来蓉人员，将全家移居到了成都，和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南京工学院的师生一起，组建起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从此，这个地道的广州家庭，在成都一住就是50年，也见证了电子科技大学这50年来的风雨历程。
“扭着秧歌”去上课
刚到成都的时候，学校一切都还在修建中，甚至连教师的宿舍也都还没建好。学校只好为老师们包下东大街的一家叫做裕中的旅馆来做宿舍。一直到了9月份，冯老才住进了学校自己的教师宿舍里。
当时全校也只有5栋教师宿舍，房间都是木地板的，吃饭取暖也全靠烧木材，后来才开始烧蜂窝煤，房子上面也都有个很大的烟囱。冯老笑着说，那个时候不觉得木地板好，还总是羡慕洋房里的那种地砖，如今全反过来了，又都把水泥地铺成了木地板。
那个时候学校门前的路很难走，全部都是泥巴路。9月份是成都的雨季，每次雨后路就更加的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鞋子上就会粘上很多黄泥巴，越走粘得越多，整个脚都几乎陷在泥里，走起路来难免就一拐一拐的，“我们叫它‘扭秧歌’”，冯老笑着说。
当时从南院到主楼的公路也都是泥巴路，旁边还有条小水沟，不宽，但一步也跨不过去。为了方便通行，当地人在水沟上面搭了块棺材板当作桥。“当时有的老师就不敢过，因为觉得是棺材板，有忌讳，心里不舒服；另一个原因也是有点害怕不安全吧”，冯老说。
最开始南院到主楼的那条路是不开放的，不允许车辆通过。后来才慢慢开放，但也还是有严格的时段限制。至今，那条路的两端也还是有允许通行的时间限制牌的，并常有交警把守。
由于时间仓促，等学校已经正式开课的时候，主楼的楼梯都还没有扶手，“但是上课总不能推迟的”，冯老开始了他在成电的教学生涯。
东草场上的第一次开学典礼
刚建校的时候，现在学校网球场那里还是一个操场，老校友们都叫它“东操场”。50年前电子科技大学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就是在那里举行的。那里时常会放一些露天电影，这种如今几乎只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娱乐形式，在当时可是冯老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都是很单纯的，学生们也都很用功，课后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冯教授回忆说。
建校伊始，一切都还在起步阶段，条件也相当简陋。“我记得，一直到1957年‘反右’开始，我们都是借人家的地方开大会。”冯老对那时的艰难记忆犹新，“更没有像现在这么气派的体育馆。”
最“先进”的电话
五六十年代的成都，交通还极为不发达，那时的成电还属于国防管辖区，只允许自行车、鸡公车和行人通过。“那时全成都市仅有6条公交线路而已，从1路到6路，只有这6条，不像现在，”冯老边说边拿出成都市地图指给我们看，“全成都大约都有100多条公交线路了。”
和当时不发达的交通系统相对应的是，那时的通信系统也是非常简陋。冯老回忆说，那时的电话还是“共电式”的，把听筒拿起来后，需要接线员帮你把电话拨出去。而成电的总机却是有着200门的自动电话，也就是说校内的这200门之间是可以直接拿起来就拨号的，虽然拨到校外去还是需要接线员转，但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了，真不愧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没有学位的研究生
1956年冯老刚到成电的时候，就已经是物理教研室的主任了，负责两个大班的物理教学工作。那时候一个年级是7个大班，一个大班有210个人左右，一个年级也就大约1500人。
冯老说，那个时候全校总共只有5个系，20个左右的专业，全部都是工科，没有文理科。
那时，学校里还有许多前苏联专家来帮忙组织教学建设，还开设了在当时算是很新兴的半导体专业。前苏联专家还负责带了一些专业的研究生，只是当时的研究生只有毕业证没有学位证。据冯老回忆，刘盛纲院士就是当时微波专业的第一批研究生，并还兼任了前苏联专家的业务翻译。同一时期的，还有张其劭和关本康，他们三人被合称为成电的“刘关张”。
成都已是第二故乡
从1956年7月到成都，至今，冯老已经在成都呆了整整50年了，“当时的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比较单纯，只要组织一宣布，我们就来了。”冯老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我在成都呆的时间比在广州呆的时间都要长得多啊！”冯老无不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前学校都是没有假期的，我也就没回去过广州，文化大革命后，才找机会回去过几次，现在老了，人也走不动了。”
“刚来成都的时候，饮食上有点不太习惯，觉得吃的东西又麻又辣的。有次四川省委请教授、副教授们吃饭，端上一盘鸡来，我们一尝，好麻好辣啊！但是我们又必须要习惯，所以慢慢也就好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不过直到现在也还是不能吃太辣的东西。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吃点辣的也不行，但一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也还是都做广州口味的菜式来吃。”
作为一个在成都已经生活了50年的广州人，冯老亲身经历着成都这50年来的种种变化，也亲眼见证了电子科技大学这50年来的风风雨雨。成都已经成为了这位满头银发老人的第二故乡，电子科技大学也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
（刘春晓杨仪玮）
2004年，我应美国陆军研究院的邀请，参加2004年高性能计算会议，介绍曙光机的研制和应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的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经过10余年的努力，不仅在市场上售出了1000多套，而且在2004年6月的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中名列第十。我们的工作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1995年，当我从美国回到计算所时，万万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9年前，我们的曙光1000刚刚研制成功，还进不了世界500强。26年前，当我进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习计算机专业时，也没有想到以后有一天，我会在美国首都向国际同行介绍我们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研究。抚今思昔，我庆幸我们“七七级”学生的高等教育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我庆幸自己在一个学风非常好的学府受到了良好的本科教育，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们的老师
我们7712班是成电的第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班。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很好的老师，他们不仅教学认真，而且对待同学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除了课堂，同学们还经常找到办公室甚至教师家里请教，师生之间更像中国传统的师傅与徒弟，没有距离。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一年级的英语教师。那个时候我刚进成电，环境反差很大，两眼一抹黑，要学的东西又这么多，真正觉得茫然。第一次英语课下来，老师主动给我约了晚上7点钟在图书馆见面。那天晚上老师指导了我一个多小时。由于基础差，又不会做笔记，我并没有能够很好理解老师讲的道理。但是，老师的这种关爱却让我铭记于心。有这样尽心的老师，你不好好学习，攻克外语这个拦路虎，对得起人吗？老师的关爱成了我的动力，使我在大学二年级就能够阅读英文教科书与学术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