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工作思路
上世纪80年代初，管理科学教育在我国发展极为迅速。许多综合性大学、财经类大学、工科院校都新设了管理系。电子科技大学也在1982年开始筹建管理工程系。大部分教师都是从技术类专业转行而来，只有少数年轻教师是管理或财经类专业科班出身。
从技术专业转行搞管理最大的优势是有较深厚的数学功底及相应的定量分析手段与方法，熟悉技术、产业和产品，并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宝贵经验，且有利于发挥电子科技大学特有的优势和影响力，正是这些老师挑起了管理学院有关可靠性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产组织学、技术经济、质量管理、电子技术、电子商品特性等教学与科研的重任，有的还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然而，要使管理工程系建成与电子科技大学地位相适应、学科体系完整规范又具自身特色的系，还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首先是师资队伍的建设，必须引进一大批管理、经济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充实教师队伍。从专业设置来说，当时只有管理工程专业招了本科生和专科生，工业外贸专业只能招专科生，少数几名管理专业研究生还只能授信息论专业的硕士学位。作为当时主打专业的管理工程，只是能开出规定的必修课程，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等力量都不强，特别是财务、会计和经济类课程的力量相对较弱。此外，除了戚应轩等少数老师外，很少有老师深入到企业实践中去。当时，我们还没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授予权，如何集中全系的师资力量优势，尽快地取得该专业硕士授予权，成了全系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和重点。
工业外贸专业，在那个年代是很走俏的，无论是普通大专班还是成人大专班都吸引了大量生源，这也给该专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从英国回来的王明止教授挑起了学科带头人的担子。不久，从英国回来的唐小我老师、从日本归来的苗维亚老师以及科班出身的黄柳、韩轶、史柳霞等年轻老师的加盟，进一步增强了专业实力，使工业外贸专业的师资队伍逐步增强。然而，最大的不足仍然表现为我们的老师都缺乏外贸实务的经验。此外，大多数老师还缺乏在国外生活及工作的经历，缺少懂外贸的英语教师，也很少有老师在专业课中使用英语教学。
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老、中、青教师队伍的积极性，在十分注意发挥老教师的表率、指导作用的同时，我和当时的系党政领导都始终坚信年轻教师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所在，除了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外，还给他们加担子，为他们创造进修和学习的机会，并尽快把他们提拔到重要工作岗位上加以锻炼。当时，以唐小我、银路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教师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学校后来施行的人才工程、破格晋升制度等为其后的李仕明教授、曾勇教授、韩轶教授、陈宏教授、邵培基教授等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重要的政策平台和竞争进取的氛围。在教师队伍建设中，时任副系主任的王明止教授和黄锡滋、戚应轩、朱家才、张爱民、喻蓉芳等一大批老教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这是我系青年教师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艰苦而充满干劲的“第九生产队”
几间破房支撑起来的管理工程系，缺乏必要的办学条件，已成为管理专业当时向前发展的重要瓶颈，极大地妨碍了管理工程系与外界的沟通合作，对教师和学生都产生不小的消极影响。然而，在一个以电子科技为主、办学条件本来就较差的工科院校，想为一个“配角”学科争得平等的地位谈何容易！当时的教学主楼、三个系楼和一个科研楼都不能为我们提供教学用房。好容易遇到东院建临时性学生用简易平房，我赶忙找到时任校办公室主任的徐洪敏同志，好磨赖磨总算让他同意把东院两排简易平房围成一个四合院给管理工程系用。四合院正中的幕墙上贴着奥本哈默教授的名言：“使科学技术真正发展的，是科学的组织与管理。”在那个年代，这句话曾激励过众多献身于管理学科的老师。这套简易平房与学校的教学主楼比起来，一个像农村茅舍，一个像大城市的摩天大厦，难怪当时的老师们都把她亲切地称为“第九生产队”。可就是在这个“生产队”里，我们曾经受住了那场政治风暴的洗礼；就是在这个“生产队”里，我们取得了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硕士授予权；就是在这个“生产队”里，我们迎来了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诞生；也就是在这个“生产队里”，我们看到了国家领导人关于“管理科学，兴国之道”的题词并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管理大学科的首次划分与确立。
大约两年以后，管理工程系已发展成管理学院。随着学校各项用房的调整以及对周边环境的整顿，东院已不再适宜作教学办公用房了，年轻的管理学院又一次面临搬家。当时学校提出的第一方案是搬到二系教学楼。管理学院领导班子在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后认为，为了更有利于学院今后的发展，树立管理学院在整个学校的形象，要求搬到当时电子科技大学唯一的标志性建筑教学主楼去。经过多次与校方沟通，加之其后又得到我的“娘家人”十四系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总算在主楼中部的三楼和二楼完成了管理学院历史上第三次搬迁。虽然教学科研用房仍很紧张，但毕竟是“农转非、进了城”，以后跟外界联络也名正言顺了。
管理学院应运而生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给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春天。年满10岁的管理工程系也已羽翼渐丰。经过全系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不仅取得了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硕士授予权，各项教学、科研工作也取得长足进步。管理学院如水到渠成般应运而生了。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却很多：办学条件差、经费短缺、外部环境亟待改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教师队伍急需壮大。首先是要让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教师能稳定下来，给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其次是要及时引进新鲜的血液。青年教师韩老师很有才华，为了解决他的夫人调来成都工作一事，我和当时的校人事处长王永康大姐多次找到前锋仪器厂的厂长想办法，终于顺利地在该厂医院安排了工作。这不仅为一位优秀的人才解决了后顾之忧，也温暖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心。当时的管理学院领导还十分注意树立榜样的力量，唐小我和银路是当时表现十分优秀的青年教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我当时担任院和校级职称评审组的成员，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宣传两位青年教师的突出业绩，当时全校有四名优秀的青年教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小小的管理学院就占了两名，这对广大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两年多以后，唐小我和银路又再一次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一时的美谈。特别是唐小我教授，以其刻苦努力和深厚的功底，在预测和经济领域取得一系列高水平的成果，获得包括青年科学家奖在内的许多荣誉。爱护、推荐、提拔这样优秀的人才关系到管理学院今后的发展和人心的凝聚。正是出于此，在我还没有完成届期时，就欣然把管理学院院长的重担交给了比我更强的唐小我教授。我自己，只是充当了一颗铺路石而已。
走过岁月的感悟
光阴似箭，从第一天跨进成电的大门至今刚好50年整。昔日16岁的少年早已成了66岁的老翁。在我职业生涯最后的12年里，意外而又有幸地改行从事了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管理学院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人：是一大批前赴后继、为管理科学教育事业献身的人；是从不服输、永争第一的人；是充满竞争进取和彼此关爱的人。在我担任系主任和院长期间，领导班子中的陈伟、梁和生、赵璧全、王明止、唐小我、姜德明、韩轶等曾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为管理学院的日后高速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000年，属龙的我刚满六十花甲，学校曾组织了一次学术报告会，做完报告后，由学生提问。不料第一位提的问题是：“请问郑院长，你对管理学院所做的最大贡献是什么？”话音未落，我立即回答道：“如果说我对管理学院的发展有什么贡献的话，我的最大贡献是让我的后来者超过了我。”这是我的由衷之言。我的院长继任者唐小我教授、曾勇教授无论从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我。今天管理学院许多当年的年轻老师也是远远超过了我。这是我最感欣慰的。
注：作者郑家祥，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管理学院由系向学院的发展过渡中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工作，对学院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天，和同班同学王园婷走在一起，谈论起了各自的导师来，她说：“如果冯斗老师和诸多外国语学院的美女站在一起，我首先注意到的肯定是冯老师。”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冯斗老师指导的，冯老师也很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但我们好像每次只是去问冯老师学习上的问题，似乎从来没有好好了解过冯老师。冯老师组织研三的师兄、师姐给我们研二以及研一的师弟师妹介绍一些做毕业论文的经验时，曾经跟我们谈起了过去。透过历史的迷雾，我进一步认识了冯老师，慢慢读懂了恩师的内心世界。
山沟飞出金凤凰
“我能够一直活到今天，能和你们在这儿聊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平时和冯老师的对话都是心灵上的平等对话，大家都很随意。可冯老师突然跟我们讲这句话，真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冯老师虽然现在已经六十开外，但看起来不过刚过50岁的样子，不太像是一个经历了太多坎坷的人。
“说到我自己，还得从我祖母说起，这样才能有鲜明的历史对比。我的祖母属于苦难深重的一代。她无名无姓地在世上煎熬了70年。穷乡僻壤贫困愚昧却宗法森严，神权、夫权、族权如绳捆索绑，使她一生饱受屈辱：裹足致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目不识丁，冷了睡灰堆，病了被抛进竹林，最后在兵荒马乱中失去亲子，哭瞎了眼睛，身心交瘁而悲惨地死去。同年，我在苦难中出生，但幸运的是我出生后的几十年却和祖母一代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新中国的建立使妇女的解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让我和母亲成为不同龄的第一代获得解放的新中国女性。与社会飞速发展同步的是，我们这一代女性20世纪50年代走出家门上学读书，60年代走出校门见世面，历练胆识；70年代重返校园走上讲台当了教师，80年代走出国门，在改革开放中迈步进入了国内四化建设、科教兴国和国际合作交流的大潮。”
冯老师几乎是一口气就说下来的。我不禁疑惑起来，这不是形势大好，一帆风顺嘛，哪里来的奇迹呢？阅人无数的冯老师早从我们的脸上看出了疑惑，脸上露出慈祥而又儿童般卖关子的笑容来，接着摆起龙门阵来。冯老师上学的年代，农村的思想还是比较封建的，以冯老师的亲舅舅为代表的亲朋好友就强烈反对让她这个品学兼优的、在学校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的女娃子继续学业，理由是女人能够贤惠点，操持好家务，嫁得出去就可以了。万幸的是冯老师的母亲，一位曾经因为自己目不识丁而饱受文盲之苦的农村妇女，毅然让冯老师继续学业。年少的冯老师立志成为文学青年，能够用自己的笔杆子，用中文这美丽的语言写出那些富有诗意的乡村和学校。
虽然不太能完全理解那个年代的想法，但是看冯老师陶醉在过去的神情，就可以知道，这无疑是他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梦想了。在那么多的亲戚朋友反对的情况下，冯老师的母亲能够送她到学校读书，而且一直念完大学，使冯老师成为50年代读翻身书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那真是山沟沟里飞出的金凤凰。这是第一个奇迹。
冯老师有很多兄弟姐妹，她排行第二，但是除了她，老大，二弟，三妹，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全部不幸夭折。而按照农村的说法，这位冯家的老二冯老师是“头戴铁帽，脚穿踩钉铁鞋”，天生的“克兄弟姊妹的硬命”。其实在当年的条件下，冯老师能够顽强生存下来并成长，之后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奋斗几十年，这便是第二个奇迹了。
冯老师小时体弱多病，“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时候犯了肾小球肾炎，而后又转为尿毒症。冯老师的亲朋和同事以为她是治不好了，更糟糕的是在那个时候，老师受不到尊重，被说成是“臭老九”，冯老师不但要带病上课，还要接受红卫兵“触及灵魂”的批斗，但最后却奇迹般地挺过来了。中文功底深厚的冯老师对自己的经历赋了一首小诗：
身心交病扑面沙，
又效棕榈苦菜花。
难舍碧血浇成果，
谁信风流误中华？！
在诗中，冯老师自喻为身心交瘁的苦菜花，又是任君千度剐而绝不气馁的棕榈树。仍然以一生忠诚献身教育事业，无怨无悔，仍然对教学孜孜不倦，坚定的投身于教育当中。这就是她的第三个生命奇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