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1960年底，前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通知专家立即回国待命。正值第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完成，专家一行还在上海、杭州参观访问。专家夫妇是在杭州接电后直接回国的，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专家的行李用品，则由外办派专人送去北京的使馆。研修班中途结束，但很多兄弟院校的进修教师仍留在我校继续学习。
我校电子陶瓷材料专业的设置在全国属首批，60年代初编写了第一套全国统编教材，还负责培养了包括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等兄弟院校该专业的主干课程教师，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校制订教学计划时，也专程前来咨询。然而历史已经过去，继续保持我校在该领域的先进地位，是搁在我们肩头上的重任！
（钱辛）
关本康老师是一位目睹并亲自参与我校建立、发展壮大整个历程的老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做事极其认真的人。
1956年10月，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刚建立的时候，风化正茂的关本康老师是作为苏联援建专家的翻译留校工作的。当时学校周围是农村，四周没什么房子，只有几幢楼，道路泥泞，路特别不好走。特别是下雨天，走在路上就像是在扭秧歌。关本康老师在做好翻译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建设。可以说学校到处都有他劳作的身影，到处都留有他辛勤的汗水。看到今天美丽的校园，我们仍然不能忘记像关老师这样的前辈对学校所做的贡献。
关老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记得我在做研究生毕业论文时，研究的是圆方波导的过渡，根据理论研究所得数据画出了一条与实验曲线非常接近的曲线，理论研究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了。可关老师并不满意，他说虽然总体上不错，但理论曲线与实验曲线为什么在高端有微小差异呢？应继续研究，找出原因。他对科研工作表现出的睿智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关老师教书育人，颇见功力。他讲课声音洪亮，非常有力。思路清晰，条理清楚，抓住核心，突出重点，语言生动，诙谐幽默。每堂课下来，总使你收获良多，心中的疑问一扫而光。听关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
关老师对课堂教学要求很高，经验特别丰富。从备课、讲解、板书、语言等方面都要精心设计，力求完美，这是他一贯的追求，也是对其他年轻教师的要求。我记得有一次关老师去听一位年轻教师讲课，这位年轻教师在黑板上画图时多了一笔，后来又把这一笔擦去，关老师对这位年轻教师讲：“你是把这多的一笔擦去了，可同学们记在纸上了，他们又怎样擦去呢？”关老师对课堂教学的这种极端负责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激励我一生。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我的导师关本康老师。老师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精神一直铭刻在心，给我力量，催我奋进。如果说我今天能在教学上取得一点成就，那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位好的导师。
谢谢您，关老师，祝您健康长寿。
（张涛）
七十人生古来稀，今朝群叟仍献技。聚教英才人生乐，西部开发更奋蹄。
——刘锦德作于2000年七十寿辰
“人的价值源于奉献”，我校原微型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刘锦德教授给研究生们写下这样的人生格言，这也是他用几十年的奋斗谱写的人生华章。作为我国最早从事计算机研究的学者之一，刘锦德教授已经为国家科研、教育事业奋斗了51个年头。51年来，刘锦德教授为国家培养了包括22名博士生在内的大批优秀人才，许多人已成为我国计算机领域的专家学者；51年来，刘锦德教授埋头计算机的研究，从模拟计算机到微型机，从UNIX到开放系统，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刘锦德教授用自己的人生写就“奉献”二字，教给学生“奉献”的真正含义。
两只提箱赴成电
1956年，一艘轮船缓缓驶离上海码头；一个青年望着岸边渐行渐远送别的人群，心中掠过丝丝离别的忧伤。但他很快就抛开忧愁，融入身后火热的人群中，这个青年就是时年26岁的上海交通大学讲师刘锦德。轮船满载着一颗颗年青的心，驶往中国西部四川，开始建设新中国第一所电子类高校——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刘锦德和同事们怀揣着火热的激情，投身新学校的建设中，随他一起来到学校的只有两只提箱。时任成电第一任院长的吴立人曾开玩笑说：“这么少的行李，你是不是随时准备卷包裹走人哦？”的确，对刘锦德来说，奔赴成电有一个艰难的历程。父亲早逝，母亲对唯一的儿子格外珍视，希望儿子呆在上海、呆在自己身边；妻子在上海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不希望放弃自己的事业。最终，刘锦德还是说服了家人，只身登上了赴成电的轮船。这一走，就是47个春秋。
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名堂。刘锦德瞄准当时还是新兴事物的计算机，投入了全部精力。1958年，计算机系提出了制造模拟计算机的目标，刘锦德带领同事们夜以继日地探索，在最后的关头连续奋战五天五夜，建成了我国第一台能成功投入运算的模拟计算机。
揭开微处理器之谜
“大集成不怕，微处理何难？众立愚公志，无峰不可攀！”1977年，刘锦德教授受命揭开了微处理器的秘密，有感而发，写下了上面这首诗。
20世纪70年代，国外已经出现了6800等微处理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微处理器的结构是什么、怎样工作，国内都根本不清楚。为了揭开微处理器之迷，刘锦德教授受命与永川1424所的同志一起解剖6800微处理器。“我们面对微处理器，就像面对一部无字天书”，刘教授说起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永川的同志对计算机内部构造知之甚少，从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开始，刘锦德为同志们讲授了3个月的微机课程。越是难解的题，越能引起刘锦德攻克难关的激情，同志们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3个月，让这本无字天书露出庐山真面目。微处理器秘密的揭开，“为国内半导体界自行研制微处理器芯片奠定了基础，也为微处理器的应用推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引自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计算机学会评审意见）。
由于刘锦德教授在微型机研究中的突出成绩，他先后获得了联合国60万美元的项目资助。60万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笔不小的经费，怎样使它发挥最大的效用，刘锦德花了一番功夫：培养人，培养一批人。于是乎，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10名教师分赴美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此举措，刘教授有自己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的教师‘成群结队’到国外留学，在学习上互相有分工，能够更深入地学习知识，生活上也能互相照应，减轻只身呆在异乡的寂寞。”事实证明，刘锦德教授的抉择是明智的。当初学成归国的周明天、熊光泽、袁宏春等教授现在都已成为计算机学院的学术中坚。20世纪80年代初的集体留学不仅为学校和国家培养了一批计算机人才，还让刘锦德教授把握住了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方向。他从当时颇有前景的计算机软件环境中瞄准了UNIX、TCP/IP，这使我校计算机学科的研究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
桃李芬芳遍天下
刘锦德教授从教51年，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乏杰出之士。他的第一个研究生李智渊曾为国家“863”计划CIMS主题专家组成员，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多媒体技术分委会主席；第一个博士唐雪飞现为我校康赛公司总经理；第二个博士秦志光现为计算机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2002年，刘锦德教授执教50周年之际，学生们为他送上了一个水晶华表：半纪耕耘，桃李芬芳，博学严谨，德厚流光。这不是学生们的溢美之辞，而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语。“身教甚于言传”，刘锦德教授常常这样说，他也正是以自己的身教赢得了学生的尊重。
“研究生的博士论文是他们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论文”，刘锦德教授对学生的博士论文都付出了格外的心血，每个人的论文都得改上六七遍。现在联通作博士后研究的张云勇博士是刘教授的得意弟子，他原以为自己的论文会顺利“过关”，谁知刘教授还是改了6遍，“老师逐字逐句精心批阅：结论是否有根据，引用是否得当，用词是否准确……160多页的论文，每一页，老师都用蝇头小楷写下建议与意见”，张云勇饱含深情地说。张险峰博士着手研究高效加密技术，但发现自己在数论知识上有所欠缺。刘锦德教授备下礼品、学费，准备亲自带他到四川大学孙琦教授家拜师学艺。在孙教授的再三坚持下，刘教授才委托好友代表自己前去。学习期间，刘教授还多次打电话询问张险峰的学习情况。去年，张险峰博士成功研制出一套保密软件，立即无私奉献给了学校。“只要自己做出的东西发挥了作用，钱不是最重要的”，张险峰如是说。“人的价值源于奉献”，我在张险峰身上看到了刘锦德教授的影子。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道不尽感激之情，诉不完敬慕之意”，同学们对老师的深深敬意溢于言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刘锦德教授用他的人生谱就了一首奉献之歌，用他的身教言传教给学生一个做人的榜样，一个做学问的榜样！
注：刘锦德，1930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电讯专业。1956年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作。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微处理器、UNIX系统、工程工作站以及开放系统和中间件的研究方面，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3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评议组成员和四川省政府（第1—3届）科技顾问团成员。曾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和四川省首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现任四川省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并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曾被授予成都市劳动模范称号（1979年）；全国电子工业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四川省优秀博士生导师称号（2001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01年）。
（子潇）
16岁时与成电结下不解之缘
1956年的春天，《四川日报》上登出了在成都东郊新建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将要招生的消息。我们这些成天做着北大、清华梦的高三毕业生一下就被这所全新的学校和全新的专业深深吸引住了。母亲不放心，带着我和姐姐来到当时还是一片繁忙工地和满地泥泞的成电校址看个究竟。几个月后，在高考志愿书上，我填的第一、二、三志愿都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用当今时髦的话来说可谓是“铁杆粉丝”。那一年，我刚好16岁，我们中学共有10名学生考进了这所著名的高校，同伴戏称我们为“十大哥”（当时正流传一首云南民歌“十大姐”），从此与中国的电子科学技术及产业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刚上大学时我在三大班，属于第二系（无线电技术系），毕业时，各系作了调整，编号改为第一系。1960年，我留校任教，分在三系（无线电元件与器件系），师从毛钧业教授，在半导体实验室工作，1961年夏天又回到一系，在张世箕教授指导下从事原专业无线电测量技术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86年参与筹建十四系（自动化系）。1988年初从英国做访问学者归来，不到半年，因工作需要，我调到第九系，即管理工程系。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巨大的改变。原来是搞技术科学的，注重严密的逻辑思维和长期的技术专业积累，现在转行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教学科研工作，除了要尽快地学习、积累这一领域的知识外，还要学会形象思维的技巧。此外，还要思考如何把自己以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与新的学科结合起来发挥成电管理专业的特色。而最后一点，一直影响到上世纪末在申办MBA学位点时的思路。
五个决心勇挑重担
1988年夏天，我正式调到管理工程系担任系主任，当时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小、弱、生”——比起原来工作过的一系（如今通讯学院的前身）乃至十四系（自动化系），管理工程系实在太小了。不仅教师、学生人少，招生专业少，连办公地点也只是在原高能所后面一楼暂借了几间房间；说起教学科研实力和对整个学校的影响也只能算个“小弟弟”；此外，业务陌生、人员面生，干部教师中，除了几位原来在一系、四系工作过的老教师较为熟悉外，大多数都不认识。
为了迅速改变这一面貌我给自己定了几条原则：
第一是虚心向所有老师学习，尽快地把业务熟悉起来；第二是在教学工作中下功夫搞出自己的特色；第三是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地和干部、教师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第四是摸清管理科学的土壤和生命力的源泉——不是在书本里和课堂上，而是在实际中，特别是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第五是多看别人的长处，多想自己的不足，并在系里提出“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