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专家教授云集
成电，一个全新的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是最显著的问题。于是许多国内资深专家教授，从上海交通大学，从南京工学院，从华南工学院陆续调入，逐步云集成电。中科院院士、国内著名微波学教授林为干，就是由华南工学院调来成电的，此外，还有顾德仁、周玉坤、张煦（中科院院士）、龚绍熊、毛钧业、张铣生等11名教授和8名副教授也从三所沿海名校调入，他们在无线电和有线电学术领域内均有建树，他们在建院初期设立的两个大系——无线电系和有线电系中，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学术领军人物。一所新建的大学，一开始便拥有如此强大的师资队伍，在国内实属罕见，这为成电在以后几十年的发展中，持续占领电子通信类专业排头兵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吸引人才归蜀的魅力。
成电的教学计划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参照苏联莫洛托夫动力学院模式而制订，五年制，总学时为3600小时，假期47周，设置27门课，所使用的教材多为苏联同类教科书的翻译本。为了帮助具体实施教学计划和培养专业师资，二机部给成电先后聘请了8位苏联专家来校工作，他们分别是布拉金（无线电设备元件、零件专业）、沃捷列夫斯基（陶瓷专业）、罗金斯基（无线电测量）、列别捷夫（超高频电子学）、波列沃布拉仁斯基（磁性材料）、沙波斯柯夫（计算技术）、哈斯宾（无线电定位）和日喀略夫（电子束管）。
苏联专家加盟成电，人数如此之多，阵容如此强大，在四川，在成都所有高校中首屈一指，令川人瞩目。在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指导下，成电在最初的三四年间，开出了不少新课，培养了众多的师资，给成电的学术水平和专业建设增加了新的发动机，可谓锦上添花。
新兴电子专业的诞生
成电在其刚刚建院时，设置了两个大系：有线电系，包括有线电设备设计与制造专业；另一个大系是无线电系，包括无线电设备设计与制造专业。这两个系的培养目标，前者是长途电话设备、市内电话设备及电报设备设计与制造工程师；后者是培养无线电通信机、雷达机、无线电测量仪器及广播电视机的设计与制造工程师。这些就是1956年，向参加高考的学子们介绍的内容，无线电专业多么诱人，前景多么远大，培养的是工程师，又多么令人鼓舞，令人向往，我们正是奔着这两大亮点，从全国四面八方报考成电的，在我们眼里，成电似乎是一盏明亮的灯，照耀着我们毕业后无限光明的前途。
我们入学后，学校的专业设置也在不断扩展，9月新生入学，两个多月后，1956年年底，学校又先后建立了电真空系，以及无线电零件与绝缘材料、磁性材料、半导体材料系，这些专业的设置在国内都是比较领先的，至少，在筹建的时间上是如此。紧接着学校又在筹建计算机专业和自动化设备专业。成电在快速发展，成电充满活力，呈现的专业魅力，激励着学子努力学习。
川大资格老成电钱不少
“川大资格老，成电钱不少”是成电建设初期在成都人中传颂的顺口溜，它形象地揭示了成电在建设初期国家投入的力度，也形象地概括了成电在日常运作中的大手笔。别的不说，仅从三个方面来作为例子说明其“富有”。
成电当时拥有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原装豪华著名大巴——“斯科达”大巴士二三辆，这在当年的成都，简直就是令人诧异的新奇事，车一开出去，一路上很多人都要问：“好大的汽车哦，是哪个单位的哟？”当听说是83信箱（车身上标记）的，都会说：“那就是成电的，他们好有钱哦！”“斯科达”大巴（红白两色车身）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当时成都的公交车又小又短又矮，我1956年到成电读书时，一碰上乘公交车我只能站在车厢中“低头认罪”，因为车厢净高只有1.75米，我1.8米的个头只有遭罪的份儿，可那“斯科达”大巴士净高1.9米，总车长18米多，宽两米多，与成都街面上跑的车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级别！因此显得豪华气派，引人入胜。
再如，成电的管弦乐队，在成都市也算得上是一流的，其乐队配备的各类乐器规模宏大，品种齐全，品质上乘，有人评价比专业乐团的装备也差不到哪里去，这也是成为别人议论“成电钱不少”的筹码。
成电虽然新建，但行政设施也属一流，单算接待厅、办公室的高档羊毛地毯，就是偌大一笔开支，经过一个冬天霉阴侵蚀以后，拿出来铺在主楼广场地上晒太阳，广场空地几乎全被五颜六色的地毯覆盖殆尽，这也算得上成电难得一见的风景线。
成电，从多方面、多角度闪现了无限的魅力，其魅力源于雄厚的师资力量，源于充满活力的专业设置，源于具有艰苦奋斗力争第一的人文精神，更源于勇于创新争取辉煌的理念，所以有这一切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成电学子不断奋发、勇往直前。50年过去了，成电已是今非昔比，更加辉煌的成就，让我们这一代为成电贡献了一生年华的老教师为之激奋、为之心动、为之骄傲、为之期待。成电，我永远的母校；成电，我永久依靠的帆船，一定会驶向更加光明的明天！成电的明天会更好！
（作者：李翰如，成电6541班毕业生，原高教所副所长）
1956年，我还是上海交通大学电讯系的一名青年教师。我们接到通知，整个电讯系将全部搬迁到四川成都，组建一所新的学校。
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到成都，条件肯定会差很多，由于地区差异，工资还要下降一些，接到这样的通知，一些同志犹豫了，对到成都产生了抵触情绪。这时候，成电筹备委员会主任吴立人同志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做动员工作。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成电蓝图。他说，上海人才很多，你们要充分发挥作用比较难，但在成都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片等着你们开发的绿洲，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展工作、主持工作。怀着干一番宏伟事业的理想，我们离开了上海，登上了去成都的轮船。
为了使新筹建的学校能尽快投入工作、培养出人才，我们上海交通大学电讯系“整锅抬”，所有的老师、学生、工人，包括仪器、设备、图书，凡是隶属电讯系的都装上了轮船。为了此次大搬迁，国务院特地包了一艘3000吨的大轮船。船到南京，接上了南京工学院的师生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开赴成都。
上海交通大学的师生在周玉坤、陈湖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成都，当时一起来的老师有10余人，刘锦德、张煦等就是当时一同来成都的老师。我们迅速组建了以上海交通大学师生为主体的一系，开始了教学、科研工作。
1956年，学校只建好了主楼和零星几栋宿舍。学校老师少、宿舍更少，刚来的时候，很多老师都租借在附近的工厂宿舍，有的甚至还住了一段时间城里的招待所。学校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由于有一批前苏联的援建项目，整个东郊也处于大建设当中。到处是尘土、到处是泥浆、到处是建设者的足迹。当时，我住在107信箱的宿舍里，到学校上课必须经过建设巷。整个巷子布满泥浆、一塌糊涂，每次上课我都是在泥浆中穿行，深一脚、浅一脚，一双泥脚来到教室。刚开始时，大家都在学校食堂吃饭，食堂条件简陋，只有桌子没有凳子，只能站着吃。条件如此恶劣，但艰苦的环境没有磨灭我们的意志，反而激发了我们工作的斗志和热情，为国家培养建设者的强烈愿望激励我们努力工作。由于从原来的学校带来了实验设备和仪器、图书资料，我们的教学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学校一边建设一边上课。课余时间，师生们积极参加学校的建设，主楼的水磨石地板就是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磨出来的。教师缺乏，是建校初期的燃眉之急，所以很多毕业生一毕业就留校当了老师。新学校蓬勃的朝气感召着我努力工作、艰苦奋斗。1956年，我在学校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还参加了成都市青年代表大会。
经过50年的建设，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终于建成了今天校园美丽、人才济济、生气勃勃的学校。
（张有正口述子潇记录整理）
为了发展我国的国防工业，1955年，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拟筹建一所培养无线电工业技术人才的高等学校，并呈报国务院请求审批。在这份请示报告中，学校最初的命名是“成都无线电技术学院”。后来，第二机械工业部在给学校颁发公章时文为“成都无线电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1956年春，在第二机械工业部、高等教育部共同召开的学校第二次筹备委员会上，经讨论，筹委会副主任陈章教授、冯秉铨教授、周玉坤教授等认为：新校师生是由南京工学院通讯系、上海交通大学电讯系、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合并组成，而校名中的“无线电”不能涵盖有线电。因此，建议更名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会者一致同意，并上报审批。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校名经上级批准后，高等教育部给我校颁发了一颗铜质、直径4厘米的圆形公章。当时，我们希望毛主席给我校题写校名。经请示中央办公厅，未果。接着，我们请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题写，赵尔陆部长说，你们去找“翰林院”的人写吧。后来，吴立人主任同意我的建议，去请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题写。我持着学校介绍信，直赴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室。一位女秘书接待了我。我说，为了鼓励我校全体师生向科学进军，请郭老能在百忙之中为我校校名题字。这位秘书立刻答应，并叫我星期五下午去取。按约定时间，我来到中国科学院，郭老在里屋埋头办公，我未敢打扰。女秘书拿了一张印有中国科学院字样的红头信笺，上有毛笔书写的两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横排），其中第二排前面画了一小圈。女秘书告诉我，郭老说，用画了圈的。（因为未画圈的那行，“成”字略小，而“院”字稍大）。郭老题写的校名，筹委会的同志都很满意，于是赶紧寄往上海，制备教师和学生的校徽。第三次筹备委员会于1956年7月中旬，在成都召开并宣布结束筹备工作。7月15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公章正式启用。建校初期的院刊刊头也是用的郭老题字。只可惜，当时院刊编辑许伽同志将这题字借去制版，我催要过多次，却再也没有找回原件了。
1988年我校校名经上级批准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这时郭老早已去世，校领导把题字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想，唐太宗写的《圣教序》想要晋人王羲之的字，唐僧怀仁奉命集之。这使我受到启发，“电”“学”两字采用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子”采用郭老手书《毛主席诗词37首》中的《采桑子》中的“子”，“技”采用“唯有花枝俏”的“枝”字，将“木”旁的接线去掉一点，改为提手。“科”采用郭老题的《中国科学》中的“科”字，“大”就多了，采用的是《科学大众》的“大”字，于是就组成现在使用的校名题字了。
（郭民邦）
解放后，国家提出“向苏联学习”和“一边倒”的方针。建院初期，我校即聘请了罗金斯基、列别捷夫、布拉金等一批前苏联专家。当时的校长顾问罗金斯基认为，无线电材料和元器件是无线电工业的基础，必须加以重视。于是，1958年我校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无线电器材制造系，又分绝缘（电介质）材料与器件、半导体材料与器件以及磁性材料与器件3个专业，学生由上海交通大学有线电系二、三年级学生调配入学。其中绝缘材料专业由刚从前苏联留学归来的曲喜新先生主持，并提出了聘请前苏联专家的计划。后来，电子陶瓷材料专家奥捷列夫斯基及磁性材料专家布利亚伯拉仁斯基等来该系执教。
弗拉基斯洛夫？伊凡诺维奇？奥捷列夫斯基来自列宁格勒（现在的彼得格勒）电工研究所，是一位副研究员。这位专家与夫人是1959年冬天来成都的，住在新华中路原西南局的一个招待所（现成都市大发市场附近）。他是一位学术水平很高，工作态度十分严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学者，在来校参观实验室并了解学生学业后，随即制订教学计划、编写讲稿，大约备课半个月后即开始讲课了。他开设的第一门课程是“电介质物理学”，随后讲授“电子陶瓷材料”、“电子陶瓷器件”及有关电性能测量技术的课程，当时计划在我校工作两年。
学校为他配备了3名翻译，1958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郁曾倩老师担任专业口译，俄语教研室刘发栋老师担任生活翻译，提前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陈艾担任专业笔译。专家一边编写讲义一边上课，经常写好俄语文稿后连夜组织翻译，印刷所负责人工刻写油印讲义，在课前发放给研修教师。那时候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专家和同事们经常工作到深夜，学校按前苏联人的习惯，为他提供了白糖和红茶做的浓饮料。
研修班的进修教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等20余所全国著名高校和研究所，共30余人。其间师生相处十分融洽，大家共同庆祝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为专家在成都度过50华诞举办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