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退休的日子里，他还依然担负着博士生导师的工作，指导博士生的学习与科研。现在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每天翻阅资料文献，通过互联网关注国内外电子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正如他所说：虽然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但我还能够用计算机这个小窗口来观察世界。记得有一次和顾老师聊天的时候，顾老师忽然提起了我最近正在进行的一个科研项目，并提了一些令我茅塞顿开的看法。从顾老师的言谈中可以听出他是多么的关心科学发展，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科研中，顾老师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斐然的成绩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电子技术专家。作为留美硕士，历任广州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高等院校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系主任、副院长、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二、四届理事，第一、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电子学会广播电视分会、电路与系统分会、教育分会副主任委员，国际杂志“Journal of Circuits，Systems and Computers”（《电路、系统与计算机》）编委等职务。但在和大家的交往中，他一向平易近人，笑容可掬。
顾老师一生信奉科学，治学严谨，思维缜密，实事求是，他指出：“科学的根本在于实事求是。”他也经常教导我们，搞科研来不得半点虚假。顾老师积极鼓励超越，他经常对我们说：作为一名教师，我最大的欣慰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这些话时时鞭策着我们，鼓舞着我们不断进步。
（解梅）
也许是受到当时上海流行的“电讯铁饭碗”思想的影响，1954年高中毕业后，我毅然填报了上海交通大学电讯工程系，那年我刚刚16岁。因为解放后国家经济建设迫切需求，大学招生人数比高中毕业学生数目还要多。所以国家在工作岗上抽招所谓“调干生”和设立“工农速成中学”加快培养“工农生”补充生源不足。从当时我们班级的情况来看，非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约占20%。当年的大学生什么费用都不缴，连吃饭也是全免费的。顿顿四菜一汤，有荤有素，8人固定一桌，条件十分优厚，真可谓“社会宠儿”。
1955年5月初冬，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彭康校长郑重宣布了国务院对交通大学西迁西安的决定，同时汽车专业迁长春，电讯工程系迁成都组建我国第一所电讯工程学院。听了这个消息，头脑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一方面觉得既是国家免费培养，服从组织安排本是理所应当。记得当时有一出走红话剧叫“年青的一代”，其中肖继业不迷恋上海，投奔大西北寻矿的事迹，对大家有很大激励。此外当时上海以外的天地怎样，并没有什么感受，成都不也是三国蜀都、天府之国吗？兴许别有洞天呢。再说上学不是定终身，毕业分配不还可以回上海吗？
怀着这种新奇、吃不透的心绪，1956年8月一天中午，我们匆匆上船了。当时学校包下了航局最棒的江新轮，记得那天晴空万里，上海十六埔码头人头攒动，一家家畅叙离别衷肠，当然也有眼红带泪的。我忘不了外祖父扬着白胡须和家人在岸边向我招手的最后场景。
第二天上午船抵南京中华门码头时，南京工学院师生本应登船同行，但只见他们背着行囊在岸上向我们挥手致意。一时间方知，就在前一天晚上，突接中央通知，南京工学院因故待发。这样偌大的一艘江新轮就只载着半员旅客直奔重庆了。后来中央决定，为保持沿海地区的电讯事业实力，南京工学院除少数配套教师外，原校的电讯系不动，但要求下年度毕业学生大部分分配到成电增援。
大约船行5天，在饱览三峡风光后，安全抵达重庆。因为学校设施尚待最后完善，让我们这批上海交通大学师生暂住上清寺一所著名中学休整10天。当时重庆的大热天让我们难受，但当时重庆物价低廉，每人每天一块钱伙食费令师生每顿可饱餐于饭店、酒楼，尝尽川味佳肴。随后便乘夜车，由刚通车不久的成渝线抵达终点成都，历时半月整。
刚来成都时连日阴雨，尚未修建的道路十分泥泞。师生们分住周边刚刚完工的职工宿舍。主楼于1956年4月11日破土，8月5日竣工。据说这是当年全亚洲跨度最宽的大厦，宽达200米。仅仅花费112天即完工投用，虽不能绝后但是空前的。当时的学生食堂即现在的第二教学楼旧址，为适应外地学生口味，分成白灶和红灶，我们当然只得在白灶锻炼……
从此，我们便开始了与这所新生学院休戚相关，至今已达46年的人生旅程。
（新前）
筹建时，我校最早叫无线电工程学院，这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拟定并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工程。
1952年国内一批高校毕业生部分被派出国到苏联学习，另一部分分配到各地将要建设的厂、研究所、研究院，他们成为后来经济建设的骨干。派出苏联学习的这一批人回国后都达到相当高的专业水平，但建厂还需要一批国内技术工人和各层次的管理技术人员。第二机械工业部里当时的苏联专家莫热诺夫非常有远见地建议：要在中国建设起无线电工业，必须有无线电学院，同时还要办中专技工学校。
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第十局由王世光（王光美之弟）任局长，他非常关心这个建校计划，学校筹备组开会他时常参加，在他的关心下，学院的选址初步定在“三线”（宝成路沿线）的成都。1955年9月，筹备组开始工作，徐世铎任筹备组副组长，当时计划将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系、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的无线电系的专业课老师集中起来教专业课，由当年应届毕业的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校的毕业生教基础课。三校各派了一个人到筹备组，上海交通大学派我，南京工学院派刘树杞，华南工学院派吴恒基，筹备组驻在北京，开始制定教学计划、采购设备仪器、计算房屋面积和分配等问题。1955年11—12月间，二机部八局吴立人来到筹备组，他后来成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兼院长。
吴立人院长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精明强干、工作扎实，他一到筹备组就带队到三个学院，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从学校的设备、图书资料到教师和同学的思想状况、特长都摸得清清楚楚，掌握了一手资料，他特别注意为学校抓人才，认为人才是办教育的基础。当时他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师生“支援三线建设，为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工业学校贡献力量”，同时深入到知名教授家中做思想工作，当时有一位年龄很大、身体较弱的教授刘侃，在他的鼓动下，执意要来成都参加学校建设，在刘侃的影响下，上海一批青年教师都愿意到成都工作。其后，虽然在三校合并中有诸多波折，但像“华南五教授”中的林为干、卢文，还有三校一批知名教授都到了我校，为我校营造了深厚的学术底蕴。
1955年的冬天，北京的天气像往常一样的寒冷，筹备组成员搬到北京三里河二机部，在被戏称作“广寒宫”的二机部大屋顶下办公，我们工作节奏更加紧张，二机部八局和三校系领导为即将到来的苏联专家议定了专业翻译的人选和他们的研究生人选。刘盛纲就被定为列别捷夫的专业翻译，紧急送培后就上岗了。我校教授关本康、张其劭就是苏联专家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二机部从北方抽调了一批中学生送培成熟练的工人，为即将开办的学校工厂和学校总务需要做准备。
1956年4—6月，筹备组进驻成都，在成都本地的高中毕业生中培养了一批办事员和实验室管理员，有了他们，1956年9月学校开学后各方面工作就可以全面开展了。7月，筹备组第二次大会上宣布了学校领导班子，三校搬迁全面开始。
来川后，吴立人院长积极争取了四川省成都市领导的支持，这给我们学校迅速建设和发展带来了很多有利条件。1955年，国家的经济还非常薄弱，物资贫乏，要在短短10个月内建成一所学校，不说其他的，就连砖头都不够用，怎么办？在吴立人院长的争取下，省市领导对学校建设给予了全力支持，当即令成都市周边的几个县拆了城墙，四周县拆下来的城砖源源不断地运到成都，运到学校的建筑工地上，成为修建学校的地基材料。
（林劲先教授：我校建校筹备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在我校工作40余年）
时光倒流至50年前，那时，刚刚20岁出头的我，还是北京三里河二机部机关的在职干部，为了响应国家动员在职干部报考高等学校的号召，毅然决定报名参加了1956年夏天的高考。然而，在填报与上级审查志愿的环节上却令我非常沮丧，因为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建筑系竟被部领导给删除了，被告知的理由只有一句话：“为了保守本部机密，不能报部外的清华大学，只能报部属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南京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无奈之下，我报的第二志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以下简称“成电”），自然地成为了我的第一志愿。当我接到成电的录取通知书时，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读不上清华大学感到遗憾的阴影，却也欣慰圆了大学梦，也正是在这种特殊心境下，便强烈地产生了对保密性院校——成电探密的好奇心。随着对其背景的了解与1956年8月来成都入学后的亲身体验，逐步认识了成电，发觉成电这所新建的学校确有使人心动的无限魅力。作为成电人，幸运，荣耀。
中央钦定成都东郊崛起
成电是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下，将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校的电讯工程有关专业迁往成都而成立的。并请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书法家郭沫若先生以其独特的郭体书写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作为校名，并安排制作校徽、校牌。1988年成电改名为电子科技大学，其校牌仍旧沿用了郭体笔墨。
1956年1月，确定成电校址在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区。这也是中央战略决策思想的具体落实。按构想，成都东郊将形成无线电工业基地，比较完整的无线电工业城。其中，布局有由前苏联帮助援建的4个无线电工厂（占全国一半）：784厂、715厂、719厂、788厂（后停建改向），还建有一所无线电工业学校和两所无线电技工学校（293、294技校）。成电就将在这片土地上崛起，成电，作为东郊工业区的最高学术标杆，将在这片土地上领军无线电技术领域。
成电的发展规模确定为7500人，开学日期定为1956年9月，隶属于当时的国防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为保密性院校，对外称83信箱，第一任院长兼党委书记由二机部八局局长吴立人担任。
中央钦定、二机部领导、高级别干部担任院长……所有这一切，确实成为了当时成都的一大闪光点。
南泥湾精神创造成电奇迹
一所学校的建立是非常艰苦的。当年1月份才正式确定的校址；校址范围全是一片一片的庄稼地，无一建筑可用；但上级领导要求必须要在9月份按时开学，不得有任何延误。
按常理似乎不可能实现按时开学的计划。然而，成电新校筹委会提出了撼动人心的口号：“一切为了九月开学！”。口号的提出，有力地调动了各方面的人力物力，中央拨款、地方支持，群策群力为实现9月开学的目标奋力建设着。
一座按照苏联莫洛托夫动力学院教学主楼设计的成电教学主楼，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竟奇迹般地拔地而起。轮廓初现，雄伟美丽，庄重大方，其2万6千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成为“成电速度”的美妙音符，当我们这些1956年入学的学子跨入成电崭新的校区看到刚刚拆掉脚手架的教学主楼建筑时，几乎无人不为之怦然心动。
然而，心动只是心理的，现实却是艰苦的。我们刚入学的新生，一开始被安排住在主楼东一楼的教室里，双层床架在尚未铺设水泥地板的黄泥地面上，潮湿阴暗，条件之差，可想而知，虽然不久即迁至南院刚刚完工的宿舍楼，但开学初期，成电几乎没有一条铺就的正规道路，1000多学子从主楼到位于现校医院地址的原学生草棚食堂以及南院宿舍和位于现润新学生公寓对面地址的原学校草棚“礼堂”，所走的路，正是鲁迅先生笔下所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那种情景，加之成都雨多，雨后的“路”更是一塌糊涂，稀泥巴趟过半个鞋帮，走起路来，一跛一拐，一深一浅，还需左右摆动以维持人体平衡。我们的同学将当时成电初创时期的地盘戏称“南泥湾”，把成电人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称为“南泥湾精神”。成电人继承了陕北军民在南泥湾的那股艰苦奋斗的精神，成电大有希望，成电在经过艰苦创业后获得的辉煌更加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