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36岁，四年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博士学位，在祖国建设需要的感召下，放弃做美国助教的优裕生活，辗转回国。1951年8月到家乡广东，彼时国内百业待兴，大学教育规模和层次亟待扩大和提高，因为专业水平及党和国家的信任，我在广州的华南工学院电讯系（全中南区唯一一个）任系主任。
1955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将当时国内理工科实力最好的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交通大学（上海）的电讯工程有关专业调出，在成都建立无线电工程学院。其实当时我还没想到我会随着这次调整到成都，直到有一天国防工业部第七局局长吴立人来到学校访问，他找到我说：“根据中央的决定，你将被调到新成立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作，你现在就跟着我走吧，暂时担任我的人事处处长，到广州、上海的高校去摸底”。派我到艰苦的地方去开创一片新天地，这是国家对我的肯定与鼓励，我当即答应了吴立人的要求。我跟随吴立人一起到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考察，吴院长负责与学校领导商议西迁的事，进行政治摸底，筹建领导班子，我则访问学校教师，向他们了解对新学校的意见要求，同时进行业务摸底，考虑教学骨干的安排。在当时的气氛下，一切人、财、物都能因国家的需要而迅速集中起来，很快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教师、学生、仪器设备、图书馆，都随船随车到了成都，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正式成立时，我们学院已经有教师100多名了。接下来就是学校的建立，四川省政府把当时的成都平原最丰产的地方（就是现在学校所在的位置）给了我们，我们在一片稻田里开始修建当时号称“全国高校最大”的学校主楼。
1956年9月，1445名新生入校，标志着我们的学校正式成立了，吴立人担任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两位副院长都是从延安来的，而我和另一位曾负责毛泽东主席办公室总务工作的同志一起担任院长助理，他管学校常务，我管教学科研，1957年，在整风运动的后期，我加入了共产党，1958年我当选四川省人大代表。
建校时的学校，到处是尘土、到处是泥浆、到处是建设的足迹。课余时间，师生们就积极参加学校的建设，主楼的水磨石地板就是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磨出来的。新学校蓬勃的朝气感召着我努力工作、艰苦奋斗。我当时就想，很多和我一样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到延安去了，而我却在祖国最需要我的时候去了美国，既然现在回来了，就要有吃苦的准备，努力去工作，为国家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
当时内地的电讯专家非常少、学校有三位前苏联专家列别捷夫、罗金斯基、布拉津，这在当时的川内学校中算是多的，记得刘盛纲跟从苏联专家攻读副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答辩时，需要找教授评议，寻遍四川共寻到两个，再加上我，一共才三个博士。当时教微波学的，全校就只有顾德仁老校长和我两个人，他教大专班，我教本科班。两个班的学生总共才60几个。由于师资力量的紧缺，很多毕业生一毕业就留校当了老师。而我当时的工作，除了担任院长助理，还要教学、做科研和自学微波学的相关课程以及搞师资培训。每天的时间都被排得满满的，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因为既然选择就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争创一流的精神。1960年，孙俊人对我说，你专心搞科研吧，争取出一些大成果。我逐步放下手中的行政工作，投入到研究中。
我的一生中，生活还算平坦，但也遇到过挫折、不幸和遗憾，但我都把这些看着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不可多得的去体味生命的完整和真实，去丰富生命的营养和机会。
记忆里最深的是20世纪70年代，学校的很多教师都被当作“黑五类”下放农场改造。最开始我是被安排在学校改造，先安排去修补主楼地下室，疏通下水道、里面改造等，后来又让我去负责植树。现在学校女生宿舍15幢前的很多树木都是当时我们种下的。不久之后，他们认为我专会吃饭不会劳动，就又把我和学校的其他一些老师下放到重峦叠嶂的西昌湾丘“五七”干校里劳动。
那里阳光非常好，但是很穷。在那里的7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我们被叫去甩过牛鞭，扛过锄头，拿过火铲……，作为重点改造的对象，我被监视得特别严厉，那时候，只要我一下地犁田，旁边就有很多人盯着我，让人丝毫没有半点休息的机会，并且还要犁得让他们满意。繁重的劳动让很多人都吃不消，身体一天天消瘦，但我们学校下放去的老师都还特别能吃苦，总是会提前完成任务。
他们看我犁田没问题之后，又让我去烧火做饭。我做饭也做得好，大家都夸我。并且我还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助他们把一道道泉水从山下引上山来。白天的劳动结束之后，晚上我就开始看书学习、读外文期刊、写论文。有时候还和其他老师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我告诉自己即使来劳动改造也不要放弃学习和研究，《微波网络》、《微波理论与技术》、《电磁场工程》、《电磁场理论》等五部著作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酝酿诞生的。
20世纪50年代历史给我的使命是建成学校，我完成了，现在我还要带领我的学生继续完成党给我的历史使命，继续和成电一起奋斗，在科学的领域创新、创新再创新。
（林为干院士口述记者玉纯整理）
1955年，我从南京工学院毕业，留校担任助教，讲“电子管理论”和“电子管设计”两门课。1956年初，校领导把我叫去，说组织上要调动我的工作。原来，根据中苏友好协议，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专家列别捷夫教授将在中国大学里开设微波电子学课程。按计划，不久列别捷夫教授将到中国，需要一个懂专业的人做翻译，学校考虑让我去，同时跟随专家学习，为中国自己的微波电子学研究做准备。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来说，能跟随苏联专家工作和学习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但听到这个消息我却有点傻眼，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不行，因为我不懂俄语啊！建国初期，由于中国与苏联同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交往也较多，国内大多数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学习俄语，但我中学时代学习的是英语，考上浙江大学（后院系调整到南京工学院）后，教务长苏步青教授要求，大学入学外语成绩在60分以上的学生不用再学习外语，所以大学时代我没有再学习英语或者俄语。
我不懂俄语的情况是领导也没有料到的，但他当时就对我说，俄语你以后也要用，那你就学吧。我说，怎么学？他当即拍板：你立刻办脱产手续，找俄语教研室主任帮你联系安排学习。
当我办完脱产手续找到俄语教研室主任时，主任直接给我一本8开本一寸多厚的教材，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为出国留学人员编译的两年制学习课本。他对我说，联系了几个学外语的地方，都说没办法在几个月里培训出专业翻译，只能靠我自学。面临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觉得不能辜负国家的信任，也非常希望能跟随专家，所以当即请教了一些学习上的问题，之后就开始自学。
南京的天亮得很早，每天清晨6点多，我就抱着课本登上南京工学院大礼堂背单词，吃过早饭以后学习语法，每周日到俄语教研室主任那里去答疑。学了两个多月，觉得这样也不行，就找老师要求练习口语，他就找了一个白俄老太太，我每周一次到她家里用俄语聊天对话。就这样，21岁的我一边认真学习枯燥的语言，一边憧憬着俄国专家的到来。
8月上旬，教育部一纸通知到学校，说列别捷夫到北京了，叫学校派人到北京接洽。南京工学院立即派我一个人北上。火车哐哐当当一路摇晃了三天才到北京。当时22岁的我没有想到，从此后，我就成了“成电人”，和我的导师列别捷夫一道，与远在四川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结下50年的情缘，直到今天。
第一次见到列别捷夫，是在北京国防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四局的友谊宾馆。那天，我敲开列别捷夫房门，一个年轻的苏联人开了门，光光的头，圆圆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大我12岁的列别捷夫。这是我和教授的第一次见面。
在第二天的见面中，列别捷夫教授仔细询问了我的学历和专业学习，我向教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听过微波专业的课，自学了相关知识。最后，教授对我说，你的俄语还要加强。这时我也逐渐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此时，教育部关于列别捷夫教授到哪里去的争论却开始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工学院和正在筹建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几所学校都希望专家到自己的学校去，教育部领导也在犹豫：成电的房子还在建设中，派这样级别的专家去是否合适？是留北京，还是到南京工学院，几个学校都在争，怎么办？于是列别捷夫教授就分别到几个单位考察。考察结束后，列别捷夫在相关会议上谈了自己到几个地方考察的感受。他说，综合来看，北京的条件最好，大学里微波电子学的相关实验可以开展；南京工学院其次，有相关课程，实验也准备开展；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最差，学校还没建设好。他说，他到中国来，是代表苏联人民来支援中国人民搞建设的，当然就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成都什么都没有，最需要支援，他当即决定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作。
列别捷夫教授做了这样的决定后就动身到成都去工作了，这时，他对我说，你能不能胜任专业翻译的工作，我还不知道，给你出几道题，做好了，你就和我一起工作，不行，我就请求上级换人。我清楚地记得，教授给我出了三道题，我做得很好，看了我的答卷，他说：“很好，不简单。”正式决定让我一起工作。
列别捷夫教授一到成电就完全投入到工作中，他本着全心全意地帮助中国人民的信念来到中国，并用扎实的工作实践了自己的信念：在中国期间，他不但开设了相关课程，亲自带出了一个研究生班，而且还为来自全国各地如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的进修教师开设了一个进修班，培训了一批该专业的优秀教师。教授治学严谨，他不但要求学生做好课前准备，自己也非常认真地备课，上课时他手里只有一张写着要点的小纸条，长长的公式都是直接在黑板上直接推导。很多学生受教授的影响后来都成为了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
同时，列别捷夫教授随身带来了两套相关实验设备，直接用来开设了微波电子学的相关实验课，他还带来了3公分雷达和波导器件的全套图纸，有的直接拿来在我校工厂开工生产波导元器件。教授培养出的这些人和带来的这些仪器设备和图纸，为中国的微波电子学研究播下了珍贵的种子——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时，时任党委书记的李传信仍深情地回忆起列别捷夫教授并肯定他的功绩：是他使20世纪60年代末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为中国微波电子学的研究中心，吸引全国各地的研究者前来“朝圣”——也因此，在列别捷夫教授回国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授勋，感谢他给予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教授1958年就结束任务回国了，和教授一起工作的那两年间，我一分钟也没有懈怠，一分钟也没有浪费，基本上每周要跟随教授翻译两三次授课和两次答疑内容，笔译教授的讲义，同时还要完成自己的学业。我以加倍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学习和工作，赢得了教授的赞赏，也和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曾数次到前苏联拜见教授，最后一次是在前苏联解体前期，他把他的女儿、女婿、孙女叫到一起宴请了我。
跟随列别捷夫教授一起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很短，但对我来说那段日子却是取之不竭的知识和精神富矿。那段时间里，教授指引我选择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奠定了学术基础，继承了严谨的科学态度。列别捷夫教授也一直以我为骄傲，他曾对我说：“我很高兴，在中国培养出了一位院士。”
（刘盛纲院士口述记者安澜整理）
1956年我来到成电，那一年我25岁，2006年成电50周年校庆，我已经75岁。这句话是一道数学题，我大半生的时间就在解这个方程。25岁到75岁，人生中的三分之二过去了，对于人生经历来说，是很长很长的部分。一生中我们遇到过很多人，很多事，大多数如过眼云烟，转瞬消散。但有些人有些事却永远无法忘怀。有一些早晨，我从梦中醒来，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
1956年，我从南京乘船到了蜀地，当年的江风至今仍清冽地从掌中穿过，山迢迢水迢迢，前途在年轻的我心里却不迷惘，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是一所大学，我肩负了开启中国新科学篇章的神圣责任。
一到学校，我就担任研究生班的班长，班上有20多个同学。我们的导师就是列别捷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