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中国工作不是享受
1956年初，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到中国考察支援对象，他先到南京和北京，后到成都看了正在基建中的成电。当时成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差，初建的学校头绪万千，整个国家百废待兴，物力财力也紧张。但由于三校合一的底子，成电注定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很有发展潜力的学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别捷夫选择了成电。他对中国接待人员说，我知道在成电可能要付出更多精力，我是到中国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后来，我和同学们知道了这件事，他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列别捷夫老师是一位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的导师。他不但教给我们科学知识，很多为学为师的细节都对我影响很深。老师当年上课从来不拿讲稿，他喜欢和学生直接交流，这样学生可以跟着老师思路走，而不是跟着讲稿走。走上讲台后，我也努力做到和我的老师一样，上课不拿讲稿。因此我也更深切地体会这个简简单单的细节，背后所蕴涵的做教师的水平和付出的功夫。几十年来，我每一节课都认认真真写教案，内容具体到板书怎么写，备课到深夜是家常便饭。
及格不是研究生应有的水平
我们的研究生班由两部分同学组成，一些是像我一样的学生，共有6个人，另外一些是来自清华等大学的进修教师随堂学习。老师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一个进修教师考试得了3分，老师毫不留情面地让他退出这个班。他说，及格不是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应有的水平。
对于勤奋的好学生，老师也非常关心和爱护。刘盛纲院士当年是学校给列别捷夫老师配的翻译和教学助手，他和我们一起上课，老师对他的工作和学习非常满意，于是也给刘盛纲一个课题，他最后和班上的研究生一样参加答辩，获得了学位。
面对全新的事业，一片空白的科技，我和我的同学用青春的热情克服种种困难，全力以赴地投入学习中。回想起来，那时候好像也不知道累，经常看书到凌晨才睡觉，研究就是我们最好的娱乐，做题基本上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成电第一代研究生，我们当时受经验、条件的限制，研究生培养方案各方面设计都很不完善（和现在比），但由于有一位治学严谨、学术造诣高的导师，我们这一班学生受益匪浅，当时的收获甚至惠及终生。
毕业后，我和张其劭、刘盛纲留校当了老师。几年后，大家都把我们合称为电讯园里的“刘关张”，我想，是因为我们几个的教学水平和研究水平在青年教师中是比较突出的，这当然和列别捷夫老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
打开中国微波研究之门
列别捷夫老师从苏联来的时候带来了许多大箱子，打开一看，全是实验器材，比如当时中国还没有的磁控管等器材。我校微波实验室最初的框架基本是用老师带来的器材搭建的，这个实验室为研究生搞科研、为本科生开实验奠定了基础。当年研究生除课堂学习外有很多实验室工作环节，研究生论文都是实践性相当强的课题。所以，从建校之初，我校就非常重视实践教学和实验环节（这是多年来形成学校人才培养品牌的重要因素）。
由于有列别捷夫老师带来的硬件基础和他精心培养的一批学生，很长时间里，我校微波教研室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同类院系中颇有影响力。
不但如此，老师对整个中国的微波研究影响巨大，可以说他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当年带来的器材中，有一整套波导系统和系列波导元件，这些东西当时国内根本没有，更不可能生产。中苏关系破裂，老师离开学校后，我们对这套系统的几千个部件进行了测绘，画出图纸给校办工厂小批量生产，供应全国的高校和研究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相关单位用的都是这套系统的复制品。我们当年班上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后来绝大部分成为了单位的学术带头人。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校也曾认真规划和论证，希望将学校办成万人规模的一流高校，但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没有做到。90年代后，好像一夜之间，学校就突破了万人规模。吴邦国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上讲过一段话，大意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国家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看看我校的50年历史，对这段话的体会就更深了。现在，我们国家国力强盛，但缺乏创新科技，这正是我们高等学校大有作为的时代。目前我们学校万人规模具备了，但一流水平仍需努力，而且任务相当艰巨，需要我们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像列别捷夫老师一样的老一辈科学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仍要仔细回味，继承发扬。
昨天，我们憧憬今天；今天，我们规划明天；明天，电子科大将以新的辉煌面对太阳。
（关本康口述记者安澜整理）
我和蒋部长（因后来他先后任省委二部部长、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大家都习惯这样称呼他）初次认识是在1959年上半年，那时他担任成电党委书记不久。由于我任院学生会副主席，一些涉及全院工作安排的学生工作，需要向党委办公室孟心田主任汇报，有时，孟主任就会带我去向蒋部长直接请示。就这样，我开始了与蒋部长长达数十年的交往。40多年来，他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在成电一代又一代人中流传，他的为人，对我的教育和影响至深，使我终身受益。他不仅是一位可敬的好领导，也是一位良师益友。
以成电校友为荣，时刻关注学校发展
蒋部长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学子。但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他却把成电当成了他的第一母校，以成电校友为荣。这里有他熟悉的校园，有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教师，有他密切联系过的同学……成电的每一个角落，都凝注着他的深情。从他到成电的第一天开始，对成电的关爱和支持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支持学校，必须了解学校。蒋部长经常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学校的情况，关注学校的发展，为每一项成绩和每一个进步高兴。直至今年元旦，他在电话中仍询问起学校近期的变化和进步。学校的校报和信息简报是他不可缺少的信息来源，每一期都必读。曾有几度校报和信息简报中断，他三番五次在电话中问及此事。他说：“不了解学校，如何支持学校？”几十年来，蒋部长几乎出席了我校每一次党代会、每一次大型校庆活动和由我校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即使有时身体不适，他也会在有关人员陪同下坚持参加。
离开成电后，无论在省委、西南局、三线建设领导组工作，还是在电子工业部工作，蒋部长都与学校同在国防工业系统，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在省委、西南局工作期间，他经常关注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常来学校深入系、所、室进行调研、考察，甚至亲自参与领导、协调重大科研项目。在电子工业部工作期间，虽然他不分管学校，但总是利用各种机会，为学校呼吁，争取电子工业部给学校以更多关注和支持。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件事尤为深刻。
头一件事发生在1984年8月。我在北京陪顾德仁院长向电子工业部汇报我校改革方案和请电子工业部“放权八条”。事先我简要向蒋部长汇报了有关情况，请他给予关注和支持。后来，分管教育的魏副部长很快接见了我们，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随后，部里很快下文，批准了我校改革方案和部“放权八条”，并决定我校为电子工业部部属院校改革试点单位，从而在我校掀起了第一次改革浪潮。另一件发生在1991年7月。我和组织部蒲旭东部长等同志去北京，向电子工业部、国家教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以争取国家对我校的重点投资、重点建设。那时蒋部长已离休，他在家里给电子工业部计划司领导打电话，望立即安排会见，给予支持。当我们到电子工业部里见到这位领导时，他开口便说：“蒋部长已经对我说了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后来，“争取重点投资和重点建设”这项工作，实际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启动的高校“211工程”建设的序幕。
除了关注学校的整体发展，蒋部长对校档案馆建立和校志编撰这类具体工作，也十分关心。他为档案馆亲笔题写馆名，并亲临参观视察。他还为《电子科技大学志》题写书名，并书千字序言，给校志编撰同志以极大鼓舞，对顺利完成该校志编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蒋部长还特别关心校友工作。他始终认为，对校友的关心就是对学校的关心，校友的成绩就是学校的成绩。作为校友会名誉理事长，他长期支持校友会工作，除回校参加校友会活动外，还经常参加北京地区校友分会的活动，为活动鼓劲加油。他认为，作为成电的老书记、老校友，就应该带头参加校友会活动。在校时，不少学生也与他交了朋友，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毕业后，无论谁在生活上、工作上需要他支持和帮助的，他都尽力伸出援手，给大家排忧解难，深得校友的爱戴。
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
在校任职期间，蒋部长经常深入教师、学生中去，与教师、学生交朋友。由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家都愿意接近他，跟他说实话。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干部，在校期间与不少教师、干部、学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很多人后来和他成了朋友，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仍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还特别关心共青团和学生会工作，与很多共青团、学生会的干部和学生建立了亲密友谊。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蒋部长既是一位好上级，也是一位好师长。
蒋部长记忆力特别好，见过一两次面，往往能说出其姓名。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尊重，当收到别人给他的来信时，一定都会回复，因此现在仍有不少教职工和他保持着通信联系。蒋部长工作过的单位很多，对每一个单位的干部、群众他都很关心。只要他力所能及，就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因此不少人都愿意找他求助。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校不少干部、教师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这个时候，是蒋部长伸出了援手，给了他们极大的精神支持。他还为我校及其他单位的不少干部群众，在落实政策、干部解放、子女就业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直到今天，很多老同志一提及此事，还非常激动与感激。
到电子工业部工作后，他仍牵挂着成电群众，只要一有机会，他都会回到学校四处转转，去看望教职工、看望老朋友。他看望过离退休的老同志，慰问过生病的师生，看望过机关科室干部群众，有一次还要我陪他去学生会广播站看望同学。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关心群众是他几十年的好作风，每到一地都是如此。他回川时曾多次让我陪他去省委、国防工办、三线建设调整办，看望那里的群众；在成都也多次被校友邀请参加校友聚会，看望与会校友。每一次见面，每一次聚会，气氛都非常热烈而融洽。大家不分上下、平等对话、有说有笑，非常感人。
记忆中曾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又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一次蒋部长返京，我陪他去双流机场。当时办登机手续和安检都十分拥挤，而他乘坐的航班飞机起飞时间又越来越近了。正在着急的时候，一位机场服务小姐突然走过来问我们去哪里，我回答去北京。她看了看身材高大的蒋部长，问道：“您就是电子工业部的蒋部长吧？”我应声答道“他是”。她随即查验了蒋部长的机票和身份证（我当时连身份证都没有带），便将我们从另一处通道带进了该航班的候机室，并把我由原路带出。在经过弯弯曲曲通道时，我问她怎么知道今天蒋部长要去北京，她笑答说是她父亲告诉的。她经常听父母说起蒋部长是个大好人，但只在照片上见过，今天终于得以亲见。遗憾的是，当她带我出候机厅告别时，我连她姓名及父母单位都没来得及问，她便匆忙进入了里屋。我等了一段时间再也未见她的身影，只得默默地向她道谢，离开了机场。这个小插曲说明，蒋部长贴近群众，关心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深深印入群众的心中。
清正廉洁，不搞特殊化
蒋部长生活俭朴，一生注意勤俭节约。他的办公室、家里布置都十分简朴，吃穿用都很简单，不讲排场，始终保持着“老八路”的作风。记得他在省委工作时，厨房用具太少并且很破旧，我建议他重新更换添置，他只是一笑而过。吃的饭菜也不讲究并且注意节约。他和夫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十分忙碌，但无论是在成都还是在北京，他家都未请过保姆，家务、清洁卫生都自己料理。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80岁高龄的他因搭凳子搞卫生，还摔伤了头部，被送进医院急诊。
他对子女教育严格，不娇生惯养，不搞特殊化。他要求子女要靠自己本事工作，而不依赖父母。“文化大革命”中，他儿子在成都某部队当兵，在那个年代，一般有权势的人很容易为自己子女弄个招生指标上大学。当时，他身为省革委常委、国防工办主任，又与成都军区茹副司令员同为国防工办领导，私交很好，办成此事，易如反掌，可他就是不办。“文化大革命”后他儿子转业到地方工作，选的是纪检部门，也未到当时十分“火爆”的金融、财经等部门。他孙女在北京某高校读书，也给她作了每月只来家探望一次的规定，以免影响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