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仁宗在位期间，对边境上两大外患辽和西夏始终采取忍辱求和的政策，却给大宋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宋每年向辽缴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又向西夏缴纳大量的银、绢。这些负担全都落在广大人民尤其是黄河以北人民的头上。王安石反对这一弊政，对北方人民的不幸深表同情，为此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这期间，那位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称“三苏”之一的苏洵（一零零九年至一零六六年）苏明允对时弊看得很清，常与一些志士仁人分析时事，苏洵向宾客道：“与唐相比，唐之强，宋之弱，不辨而明。如今宋已成积贫积弱之势，吾等不能不忧矣！”
宾客朱世宦道：“据在下所知，时局确如苏兄所言岌岌可危。宋对西夏的用兵，使禁军数量大增，由四十多万增加到八十多万，财政支出更加增多，人民负担加重，已不堪命。如今百姓怨声载道，只怕天下又将有变！”
另一宾客赵又军则道：“朱贤弟所言甚是！我以为战争更加暴露了宋朝军事制度的弱点：由于兵不识将，将不专兵，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兵，故战必致败。师惟不出，出必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
朱世宦道：“赵兄所言在理，所以宋夏战争已使大宋存在的各种矛盾更进一步激化，故而小弟方才敢言如今为非常时期！”
苏洵也点了点头道：“二位见解都极有见地。但愚兄以为造成今日之积弊的原因，不在于他，而在于为国者为积威之所劫的结果。”
朱世宦与赵又军皆不解，道：“请苏兄指教！”
苏洵谦虚地一笑，道：“指教倒不敢当，我的见解也不过一家之言。二位自然知道：在宋、辽、夏三国关系错综发展的过程中，辽、夏两国是连同一气的。自来的形势对宋朝都是西伐则北助，北静则西动。这种关系的发生与契丹对付中原的传统国策有关，自宋灭北汉之后，辽国便扶植西夏，以牵制我大宋。这样便使宋既不敢一意图夏，又不能全力对辽，使夏遂恣意猖于西陲。”
朱世宦与赵又军都点头道：“事实诚如苏兄所言，正是辽、夏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才使我大宋应接不暇，十分困扰。”
苏洵继续道：“战争不仅对宋实力有所削弱，还使夏、辽不断增强。自宋夏议和后，夏、宋之间未再发生战争，双方贸易关系得到了恢复，这对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辽亦然。辽国通过澶渊之盟、地界争议从宋朝得到大批银绢，满足了经济要求，又认识到在军事上无力灭宋，加上内部矛盾尖锐，也愿意维持和平局面。大宋因为内部阶级矛盾的发展，畏辽妥协主义在朝廷中占了上风，根本不想用兵。所以宋辽双方在今后的阶段里将能够维持比较稳定的局面。”
朱世宦道：“可是停战总比无休止地战争下去，到底要好些。如今宋在北边的雄、霸等州，设置榷场，进行贸易往来，辽国通用宋朝钱币，商旅辐辏，互市不绝。边境上的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这大概也可算休战有利的一面。”
赵又军点头，道：“朱贤弟所言不无道理。”
苏洵却道：“可是二位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如今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其实只不过对辽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大宋则自庆历新政宣告失败，民族矛盾、政治经济危机却依然存在，要求改革的声浪更为高涨。但是当今万岁于此却不闻不问，捧着老皇历悠哉悠哉地做着皇帝，我只怕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朱世宦与赵又军都道：“苏兄到底见解过人，比我们远胜一筹。我等虽不是站在高山上呐喊之人，然作为低谷中嚎叫之人，亦不可不尽力。范希文不是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苏兄文笔过人，文章盖世，何不于此时事著文一篇，或劝勉或针砭，亦不枉曹丕云：‘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应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作文原则呀！”
苏洵哈哈大笑道：“实不相瞒二位贤弟，愚兄不揣浅陋，早著下一篇论文《六国》，正要请二位贤弟帮忙就疏陋不足之处，以行指正哩！”
二人皆道：“指正怎敢当！拜读倒可以，大作何在？”
苏洵便叫下人去书房将文稿拿来宴上，请二人观览。二人接过文稿，见写道：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这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朱世宦与赵又军读完此文，拍案叫绝，称赏不已。这篇著名的论文《六国》，借古喻今，指出“为国者无使为（辽和西夏）积威之所劫”，一味纳币输绢以求苟安；要“封天下之谋臣”，“礼天下之奇才”，奋起抵御外侮以维护宋王朝统治。此文传出后，闻名天下，得到欧阳修的激赏。
一零四七年十一月，天下果然又生事变，河北路贝州宣毅兵王则在贝州（河北青河）领导人民据城起义，建安阳国。宋廷大震，仁宗忙派兵前往镇压。
4、情怀消减
欧阳修所领导的古文运动支持者除了苏洵之外，还有一位叫曾巩的人。曾巩（生于一零一九年，后卒于一零八三年），字子固，宋建昌南丰（今属江西省）人氏。少能文，颇受欧阳修的赏识。他是欧阳修所领导的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文章风格与欧阳修相近，叙事议论，委曲周祥，思致明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文章含蓄典重，以古雅、平正著称。《宋史?曾巩传》称其文“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欧阳修很早就识其文才。南宋朱熹、清代桐城派学“古文”，增色从曾巩入手。著有《元丰类稿》。
再说欧阳修。庆历八年即一零四八年，欧阳修出守扬州，凡事谨慎，一仍韩琦之旧，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但这时他在此修建了平山堂，并在堂前手植杨柳，这件事却传为千古佳话。皇祐元年即一零四九年二月，欧阳修从扬州移知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翌年秋离任。
欧阳修乃好冶游纵酒之士，知颍州时于理政之余便少不了歌酒留连的生活。在一个明媚秀丽的春日，他又载酒于颍州西湖之上。此时春景明媚秀丽，游人如织，熙熙攘攘，喧嚣热闹非常。但见溶溶春水、碧波浩瀚，不断地拍打着堤岸；上空天幕四垂，远远望去，水天相接，广阔无垠。旷放不羁、乐而忘形的欧阳修，头插鲜花，自己不感到可笑，也不怕别人见怪。
此时，画船上急管繁弦，乐声四起，频频举杯、觥筹交错的热烈欢快场面深深吸引了他。这湖上宴乐图，又怎能不令他沉醉于其间。他不理解自己的身世遭遇，自己刚正不阿，忧国忧民；可是宦海浮沉，令自己政治上多次遭受挫折。如今知颍州，虽只四十三岁，可是心已饱经风霜、垂垂老矣！自己的嗜酒耽乐，其实不过是自己借以排遣苦闷的特殊方式，绝不是一般的生活放纵，可是又有谁能理解自己呢！于是他便吟出一首《浣溪沙》来：
“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尊前！”
众宾客皆鼓掌称赏不已，又请欧阳公再赋一阕。欧阳修并不推托，复又赋成一首《浣溪沙》云：
“湖上朱桥响画轮，溶溶春水浸春云，碧琉璃滑净无尘。当路游丝萦醉客，隔花啼鸟唤行人，日斜归去奈何春。”
颍州西湖在北宋时是“花坞苹汀，十顷波平”的烟水之地。欧阳修知颍州时已经四十三岁。宦海浮沉，令他鬓须皆白，象早年那种“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的情怀已大为消减。故而他才会于此时作下那首雍容和婉却又略带惆怅的《玉楼春》：
“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幺花十八。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
单说那位曾得范仲淹举荐，召为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后因议论触犯当朝权贵，受诬遭贬，闲居苏州多年的苏舜钦，于庆历八年去世，卒时任湖州长史。他因论事得罪权贵，被革职为民，住在苏州时，他建造了沧浪亭，并作下那首《初晴游沧浪亭》诗：
“夜雨连明春水生，娇云浓暖弄微晴。帘虚日薄花竹静，时有乳鸠相对鸣。”
苏舜钦在文学上反对时文，主张革新，诗与梅圣俞齐名，风格雄放轩昂，不落俗套。有《苏学士集》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