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经济的自然性、文化的传统性，还滋生出人们浓厚的“官本位”意识。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以官为荣，一切为了当官，把是否为官、官的大小作为基本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身份、地位。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官本位”意识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且久治不愈。官本位意识首先会影响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效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运行环境的优劣。任何政策的执行都要通过委托——代理的关系来贯彻，这就必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代理成本和政策扭曲效应。甘肃的官文化现象不仅不能为经济运行创造出一个有利于萌芽和发展的良性文化环境，其负面作用也不可低估。“吃”、“拿”、“卡”、“要”等现象仍未从社会上杜绝，这必然会加大开办企业的成本和风险。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政府形象、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效率意识直接决定一个地区吸引资本流人的文化环境质量。在甘肃，不少投资者深入考察了投资环境后，对政府的行政效率、服务意识、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状况表示失望而将资本转投他区的现象绝非鲜见。另外，官本位意识同时还影响到企业家精神存量的多寡，以官为终极目标的传统社会意识在许多企业家心里形成一种不自觉的“心理路径依赖”，以至于当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在事业发展的道路上很可能产生反常的偏离而跻身于仕途，可见官文化意识对企业家精神存量的积累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第三，从历史原因看，甘肃世代主要从事农牧业，产业经济和商业经济一直很不发达，因而，在贫富、得失、义利等观念上，更注重伦理意义上的价值，鄙视嫌贫爱富、见利忘义，看不起商贾。这种“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观念，虽然有合理的地方，但抑制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甘肃地区传统的理欲观、义利观仍然潜在地左右着人们的价值选择，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传统思想的核心一贯地集中在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意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和，维持一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秩序，因此“存理去欲”、“重义轻利”往往成为达到此目的的一种传统文化手段，但它的实现是以经济进取性的丧失为代价的。所谓欲、利主要是指一种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强烈追求，是一种物质利益的内在驱动力量。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正是通过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种资源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力作用下，使社会上的所有资源得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甘肃地域文化对传统观念的固守，使人们的行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面前显得无所适从，缺乏应有的精神和心理准备，在经济机会面前缺乏应有的敏感。一般意义上讲，甘肃人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无为、听天由命、安贫乐道和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使经济发展速度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落后于江浙沿海。当江浙一带的小商小贩北上南下，游走四方，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开拓市场时，体现市场经济精神的自由竞争意识、利润最大化观念在甘肃人的传统观念里仍处于休眠状态，甚至对游走于大街小巷、走村串户的小商贩——这种市场经济的萌芽表现出漠视和不屑。对在甘肃工作或经商的外地人的调查表明，他们对甘肃人最大的印象就是无欲无为、听天由命。不能否认，这种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社会心态和社会价值观虽然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刷下逐渐退出主导地位，但仍可以在人们的意识观念和行为方式中找到根据，正是这种传统观念中的消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甘肃经济发展的阻力。
第四，从人口素质、社会发展状况等社会因素看，甘肃很大部分人的现代化素质和社会化人格有短缺现象，譬如，不重规则重人情，不重效益重礼数，不重能力重关系，以及流动性低、保守性强等等，导致了人的心理素质落后和社会化人格短缺。这种有意无意地维护旧文化的观念，延缓了甘肃经济体制的转轨，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甘肃地区分散的小农经济模式经久不衰，这种经济模式阻滞了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这在中小企业的运行发展中表现非常明显，有研究表明，受信任程度不同的市场主体，为达成同样的交易所支付的成本是不同的。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其运行的许多环节都运用过非正式社会关系。所谓非正式社会关系即为当事人所认可，但却未被法律、法规、契约、规章所确认的社会关系。从节省谈判、签约、执行和监督等交易费用的经济学原则出发，这种特殊人际关系模式能够在实际运行中节约组织、创建、运转特别是监督成本。这种在特定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关系模式，通过个人关系网络对人与人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使各行为主体牢固地依恋于群体和组织之间团结的媒介，在特殊人际关系存在的社会中，现有的人情关系对组织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甘肃的小农经济占优势，人们在狭小的土地和孤立的点上分散地生产和生活，因此难以培养起来超出单一家庭范围的传统组织和社会关系模式，而恰恰正是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资源在改革之初扮演了创建乡镇企业和集聚资源的情感性纽带。因此，非正式社会关系的缺位，使中小企业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甚至会形成企业萌芽和发展所无法逾越的障碍。
第五，从多民族的情形讲，甘肃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至今一些少数民族仍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现代化的商品观念，有的甚至对现代文明抱着恐惧、抵御、逃避等态度。在消费方面，由于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一些民族中普遍杀牲祭鬼，而且往往耗资巨大。在他们的饮食习惯中，饮酒之风盛行。“穿在银上，用在鬼上，吃在酒上”成为这些民族消费观念的一个真实写照。此外，宗教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妨碍了他们接受运用科学技术知识，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四、甘肃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关系表明，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支撑，而经济的发展需要文化为物质文明的建设提供精神和智力支持。文化从内心世界对人发挥有效的影响，从而引导、规范、激励和提升着人的行为方式，调动人的积极性，文化的这种无处不在的底蕴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同时，文化是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提升经济水平的重要渠道和层面。在新世纪新阶段，甘肃的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甘肃文化的现状。
（一）甘肃地域文化的现状分析
1．甘肃文化独具特色，资源比较丰富。甘肃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具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文化底蕴深厚。在丰厚的地域文化哺育下，甘肃人民创造出丰富多彩、绚丽夺目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如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敦煌古乐》，出版物《读者》、《飞碟探索》、《敦煌研究》，电影《月圆凉州》等一批优秀文化作品，在省内、国内享有较高荣誉，并且在国际上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我们相信，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在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的形势下，甘肃的文化资源优势在向产业转化过程中将会释放出更为巨大的效能。
2．文化产业发展已具备一定基础，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力量。文化产业的概念由英文词CultureIndustry翻译而来。一般认为，文化产业是通过工业化和商品化方式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交换和传播。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甘肃文化产业发展迅速、规模日益壮大，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媒体传播、新闻出版、文娱演出、文化旅游、文化体育、文博会展、教育科技等已成为我省文化产业的主导产业群。根据当今产业发展的特点，甘肃文化产业在结构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文化产品制造业，主要从事文化产品的制造。二是文化产品商贸业，主要从事文化产品直接售卖。三是文化服务业，主要提供各类文化性质的服务。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丰富全省人民群众的生活，推动全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省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全省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约为22万人，占全省从业人员的1．45％。2001年至2004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7．36亿元、18．80亿元、21．12亿元、25．29亿元，年增长速度分别为9．0％、9．5％、11．4％、15．7％。单以文化系统为例，2001年全省文化系统及其管理的社会文化单位4143个，总资产约2．88亿元，总收入约4．2亿元，从业人员约1．95万人。到2004年，机构数增加到12255个，增长了2．96倍；总资产达到11．5亿元，增长了3．99倍；总收入达到13．34亿元，增长了3．18倍；从业人员达到8．32万人，增长了4．27倍。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已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且呈逐年加速的态势。
3．文化消费需求日趋旺盛，文化市场繁荣有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日益提高，我省居民的社会需求也不断增加。在基本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存质量。需求结构也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即由传统型逐步向现代型转变。从甘肃省统计局的一份统计分析中获悉，近年来甘肃城镇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致使甘肃省城镇居民消费信心增强，2004年1—9月份，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388．36元，同比增长14．5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类支出1658．56元，同比增长16．97％，恩格尔系数达到36．4％，比前一年下降9个百分点。这一指标的下降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提高。物质消费的合理性带来文化消费的升温，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商品服务等8项家庭消费中，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增长较快。而人们文化教育支出的加大，反映出当前甘肃省居民消费趋向文化型、发展型，体现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伴随着改革开放，我省文化市场有了较大的发展，繁荣有序，取得显著成绩，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娱乐市场、图书报刊市场、影视音像市场、艺术品市场、文物市场、演出市场、对外文化交流市场等几大类的综合性社会文化大市场。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了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调动了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市场的形成，改变了我省居民单调、贫乏的传统生活方式，提高了甘肃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为形成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条件，使文化市场成为甘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4．群众文化发展迅速，大众文化多姿多彩，人们的文化生活内容日趋丰富。群众文化20世纪80年代初在甘肃悄然兴起并获得迅速发展。它一方面通过大众传播媒体——电影、电视、书籍、音像制品传播；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文化机构和组织进行普及、推广，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内容，如知识竞赛、演讲会、故事会、书法、美术、摄影、集邮、集体音乐舞会、跳秧歌、旅游、迪斯科、健美操、卡拉OK以及各种球类、棋类竞赛等等，群众文化打破了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极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可以说，现在甘肃省的群众文化已经向企业文化、社区文化、乡镇文化、农村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家庭文化等全方位拓展延伸，并初步在全省建立了市（州）、县（区）、街道（乡镇）三级群众文化网络，以其灵活多变的形式，陶冶了人们的情操，提高了人们的素质，在全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与经济较为协调的良好态势。
5．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甘肃文盲率为19．67％，比1990年的39．17％减少了19．5个百分点。具有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1846．17万人，比1990年增加50．09％，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3．48％，比1990年增加18．49个百分点，10万人口中的各类文化程度人数为73360人，比1990年增18453人。其中大专及以上2665人、高中和中专9863人、初中23925人、小学36907人，分别比1990年增1561人、2038人、7074人和7780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2000年比1990年增长最快为141．39％；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增幅次之为41．98％。与之相应的甘肃省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2000年十年间增长了4．08倍，年均增长15．01％。这表明甘肃人口文化基础素质提高显著，人才存量逐年增加，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为甘肃经济的再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甘肃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