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地域文化融合性的特点，在丝绸之路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古代的丝绸之路，一般认为是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过甘肃、新疆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由新疆轮台县的克孜尔、库车县的洪木吐拉、吐鲁番县的木头沟、鄯善县的吐峪沟，到甘肃境内敦煌市的莫高窟、永靖县的炳灵寺、天水市的麦积山，直到河南省洛阳市南面的龙门石窟，有为数众多的物产、文化交流荟萃。以丝绸为主，兼及瓷器、茶叶和药材等，曾经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到这些地方来进行贸易。伴随着商业活动，西方各国的文化和宗教，也传人了我国，如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欧洲的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与这些宗教同时传入的，还有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希腊、罗马等国的文化。这些宗教和有关文化的传人，对我国的哲学、天文、医药、音乐、文学等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另外，通过新疆、甘肃传人内地的农作物也很多，如胡桃（核桃）、胡豆（蚕豆）、胡麻（脂麻）、胡瓜（黄瓜）、胡蒜（大蒜）、胡荽（芫荽）、苜蓿、葡萄、胡萝卜、菠菜（波斯菜）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器物和食品传人，如胡床（马扎子）、乐器（四弦琵琶、胡琴、荜篥、唢呐等）、胡饼（烤饼）、波罗（抓饭）、印度的熬糖法、阿拉伯的烈性酒酿造法等。丝绸之路上这些经济文化的交流，最为集中典型地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性特征。
（四）封闭性
随着船舶的广泛运用，随着海洋文明的兴起，甘肃的地域文化渐渐失却了其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开始走向封闭与保守。而甘肃固有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特征的形成。从地理环境看，甘肃处于我国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自然区的交界处，地理版图的中心位置，与戈壁荒漠形成了一个半环状封闭态势，是一个被地理因素所间隔的内陆省份。地理封闭性使甘肃地区错过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洗礼，使得地域文化中的传统成分得以较多的保留。这种地理上闭塞的总格局对于甘肃而言，导致其异地文化进入量小，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惰性，交流与演进的速度缓慢，文化上的封闭性占到绝对的统治地位。另外，甘肃也是汉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境内汉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90．6％，其先民在远古就已经开创了大地湾文化。仰韶文明也在这里留下遗迹。汉民族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内地文明无可争议的主流。因此滋生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儒家文化仍然未完全退出在甘肃地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儒家学说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又导致了甘肃地区对自己文化习惯的坚守，这种意识反映到经济活动上，表现为对外来经济技术的迟钝和对传统经济生产方式的维护。甘肃地域文化中所蕴含的封闭性、传统性和超稳定性不仅成为甘肃经济发展的文化阻滞力，而且弱化了人们对这种文化特质进行价值反思和价值批判的能力。中外很多辉煌一时的文化都因为这种传统性、封闭性和超稳定性，逐渐衰落直至最后泯灭。只有开放才能推动文化自身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前进，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任何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甘肃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不能就经济谈经济，打破地域文化的封闭性，是解除经济发展的桎梏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甘肃地域文化的上述特点反映出，甘肃地域文化不是某种前后有长期的强烈继承关系的单纯和单一文化，而是在其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中，由东西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各文化圈边缘部分的交叉，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的多元文化。甘肃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为我们伟大祖国瑰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许多珍稀内容。
三、甘肃地域文化的优势与不足
甘肃地域文化兼具开放性、包容性、吸纳性与传统性、封闭性、超稳定性这样复杂的对立统一的二元结构特征，所以，它既有可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也有可能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在历史上，它既曾反哺过甘肃经济社会的辉煌，也应为甘肃经济社会的滞后负些责任。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甘肃与沿海省份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自然环境、生存状况上，更主要的是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差距。甘肃的地域文化因此常常使人困惑，它究竟是小康社会建设征程上的宝贵资源还是沉重包袱？其实，甘肃地域文化的优势与不足都是相对而言的。文化作为系统，是人们对特定自然环境的适应的产物，即使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甘肃地域文化中仍然有需要发扬光大的成分；同样，也不乏需要大力发展的成分。首要的一步工作，要区分其间的差异，然后以辩证的态度对待甘肃地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通过导人现代意义的文化，才能使我们在新一轮竞争中，扬长避短，迎难而上，促进甘肃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一）大力挖掘、宣传甘肃地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由于甘肃至今仍然处于经济欠发达的状态，很多人更多地分析挖掘地域文化的消极因素，什么封闭保守、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什么憨厚呆板等等，这种分析可能有其合理性。问题是，对照时代的精神与要求，其中有无积极的成分？是什么？怎样发扬光大？我们对此还较少探讨。
如果不是以虚无的态度，而是以辩证理性的眼光分析，甘肃地域文化的传统性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仍不乏值得大力挖掘的积极因素。
首先，地域文化中对“信”的主张和强调是有利于甘肃发展的传统文化资源。以诚信为核心的价值观在甘肃文化中最具特色，甚至于功利取向的人把甘肃人对诚信的执著冠之以“愚钝”、“落伍”等等。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表明，诚信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经济所倡导的经济伦理，而且是从事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经济主体所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一般都会出现诚信的失落和信用状况的恶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制度的完善，诚信会最终回到经济生活的主宰地位，成为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然而，失信容易立信难，信用的重建是一个漫长而代价高昂的过程。浙江温州为自己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所发生的信用缺失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打造信用温州是时下温州的一项战略举措。甘肃地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发扬，已经成为积淀在甘肃人心底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这为甘肃人和甘肃企业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诚信形象提供了文化保障。因此，甘肃地域文化对诚信的固守有可能使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绕开资本积累时期信用沦丧而后重建的陷阱。
其次，传统文化中的“仁义”观在甘肃地域文化中影响深广、独具特色。仁义注重自我道德的修养，并强调义重于利。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仁义之道是一种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因此，可以说仁义是维护集体利益的调节剂，通过对仁义的高扬，突出整体利益的重要性和绝对至上性，从而使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以整体利益去调节和控制个体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尚仁重义的社会氛围中，管理摩擦和管理成本必然会降低，从而使社会可以在较低组织成本的条件下运行，使社会和谐运转。
第三，勤俭守业、自强不息是甘肃文化中又一独特品质，它既是对传统文化理念固守的使然，也是甘肃人民对恶劣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适应的产物。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勤俭守业的价值观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需要广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对困难进行态度上和心理上的超越，而这种超越能力源于地域文化观念中所蕴含的对顽强奋斗精神的崇尚和固守。甘肃文化中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和超常的生存欲望造就出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奋斗神话，譬如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定西市）的扶正制药有限公司。扶正公司地处一个年降雨量全国最低、生活水平最差的地区，却能发展为一个在西北乃至全国知名的制药企业，其成功的法则就在于那个苦甲天下的自然环境所造就出来的企业员工的顽强意志和强烈的求生欲望。该企业文化的主旨就是拼搏精神，它是沉淀在每个职工内心一种长期自然形成的潜意识，正是这种精神促使员工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一种乐观和自信，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扶正公司历经波折而不衰，使企业始终以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和状态参与竞争、寻求发展。
（二）甘肃地域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要求相比，还存在有缺陷的一面
每个地方的地域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既有优秀的因素，也包含着消极的成分，譬如齐鲁文化在伦理道德领域占有明显的优势，它客观上满足了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需要，因而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倡扬，产生了其他地域文化无与伦比的影响。其突出特点是正统性、传承性、稳固性和辐射性。齐鲁文化的积极作用体现在讲究礼仪廉耻、追求完美人格、提倡忠诚爱国、推崇勇敢务实等等。但齐鲁文化的负面作用也很突出：官本位意识浓厚、商业意识淡薄、契约观念缺乏等。再如湖湘文化，可资继承和发扬的正面因素有忠君爱民、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艰苦朴素的奋斗精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而其负面因素主要表现在重军政而轻经济；主静去欲、无为而治，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保守与激进并存，易走极端；闭塞保守、不利于人才成长和施展才华。当今时代，任何文化上的保守和封闭就意味着落后。所以，一定要科学地分析、坚决地克服自身地域文化中那些不利于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方面，坚决摒弃各种狭隘的地域文化心态。对于甘肃地域文化，我们首先要自觉认识到究竟哪些因子与现代社会的要求不一致。这些消极的传统因素怎样制约着我们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创新、经济的发展。
首先，从自然条件来说，甘肃比较艰苦，收成决于天时，人们在环境面前的被动和无奈，导致了文化上的封闭与保守。反映在经济生活中，是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不求更好、只求温饱。心态上，四平八稳，怕冒风险，坐等观变。经营中，小打小闹，小富即安，创新意识淡薄。这些与发达省份有着强烈地反差。
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甘肃的生产力机制逾千年而不变，始终在低水平层次徘徊。人们在如此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为了追求生存机会最大化，总是力图不断扩大耕地垦殖来解决粮食温饱问题。这种不断的垦殖仅仅是原有生产力量的扩大，而不会引起分工分业的进一步发展，反而禁锢了生产力质的飞跃。这种以使用价值为终极目标的自然经济，由于其经济活动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家庭的自给性消费需要，因此，它给人们发展经济提供的动力是有限度的，一旦实现了温饱目标，就会产生小富即安的思想，它不仅不能持久地最大限度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还会造成人们缺乏进取精神，限制人们的视野，消解人们的追求更大价值的欲望。另外，甘肃虽然土地广袤，但可耕种面积狭小，且大多地方土地贫瘠，耕作条件极差。加之农业本身是一个生产周期长、技术进步迟缓、对自然条件高度依赖的产业，这个特点使农业的生产投入和产出之间呈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条件和经济方式下，人们必然首先追求生存机会最大化，而不是体现市场经济精神的利润最大化。还有，甘肃普遍性的恶劣生产条件决定了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生产剩余的匮乏，这种状况强化了人们潜意识里对风险的厌恶和对成本最小化的执著。现代经济理论表明，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决定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而甘肃普遍存在的小富即安、厌恶风险和缺乏创新精神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显然与现代企业家精神格格不入，这必然会导致企业家精神存量这一促成经济萌芽和发展的必要资源的贫乏。
其次，从体制上来分析，甘肃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较早、规模较大，受其影响也较深。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转制的过程缓慢，人们对政府和长官意志的依赖心很强，“官本位”意识浓厚。具体表现为“市民靠单位，农民靠政府”。生产上缺少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上缺乏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思想上缺少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
甘肃不少大型工矿企业都是国家在“一五”期间投资建立起来的，有“共和国工业长子”之称。这些工矿企业几乎全都是计划体制的产物，为国家所作的巨大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客观地讲，那种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职工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实际上被否定和扭曲了，使职工和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变成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使劳动者长期处于服从地位的依附性，实际上弱化了职工的个体意识和自我奋斗精神，这从职工的行为选择上就可看出差别。在南方，职工一旦下岗便会理所当然的“找市场”——设法创业、兴办企业，而甘肃企业的职工一旦下岗失业，则首先选择“找市长”——要求政府包办就业、解决困难。由此可见，长期的农业文明所塑造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对职工个体意识的消弭，导致了甘肃地域文化中这种个体意识的缺位，使多数人即使在面临着需要强烈主体意识性和创造性的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时，表现出“等”、“靠”、“要”的消极无为心态，这也是甘肃省在企业生成和发展上与东南沿海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