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了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商讨今后的政策，要回延安去。在飞机起飞前，他又一次把和他密切合作的下属唤到一起来。大家聚集在这座阴暗胡同里墙皮斑驳的“八办”的房子里，神色都很沉重。乔冠华的大眼镜泛着光，龚澎默默地坐在他旁边，年轻的陈家康，用心地记着笔记，在老练的未来的红色外交官中，他看上去却像个新手似的，可周恩来喜欢他的勤奋好学，认为他值得信赖。
周恩来详细说明，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袭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政治上的变化。共产党今后虽然将继续为抗日统一战线而努力，但它将明确阐明它对统一战线的理解。它将要求得到发表意见、提出条件的权利。周恩来又说，毋庸置疑，蒋介石对反共势力的复活应当负责，但当前要避免对他个人进行严厉批判。不管怎样，不可指责说他想放弃抗日。舆论的压力，以及华盛顿和伦敦不希望中国内战的态度，也许会使蒋介石改弦易辙吧。
“现在有一项重任摆在你们大家面前，”周恩来说，“希望在今后几个月里继续努力，向国内外人民说明我们共产党的立场，向他们提供国民党检查机关不让发表的有关我们政治、军事、经济成果的情报。”
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退缩了。
周恩来希望美国人士去延安
然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忙于工作的周恩来也没有时间回延安。相反，他倒为不少外国使节送行。１９４２年２月初，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离任赴苏任新职，举行告别酒会时，特别邀请周恩来出席。他在任期内，经常访问周恩来，毫不隐瞒地表示他对周恩来的敬佩。他认为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这不仅使香港和新加坡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吓了一跳，连蒋介石和重庆政府也为此不安。酒会上，卡尔对周恩来依依不舍，将他保存的一把英军缴获的德军军刀赠送给周恩来。他就要离开重庆去莫斯科任大使，竟然拒绝了蒋介石为他饯行，而在八路军办事处度过了他在重庆的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早上，在飞机场上，他非常得意地把临别时周恩来送给他的日本军刀拿给几位前来送行的政府官员看，这些官员酸溜溜地微笑着。
４月２２日与５月３日，周恩来应美国战略情报局远东处驻华观察员的要求，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两次会见了他，就美方关心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中国及远东局势的十多个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谈话。美观察员十分认真，一边提问，一边详细记录，而后将谈话整理，收入美国战略情报局远东处第六号报告，送呈美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参阅。中美关系是周恩来这次谈话的重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在远东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显重要。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这种地位，并加强其对华控制。１９４２年元旦，对轴心国作战的２６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宣言，表示全力共同反法西斯，不单独同敌国停战议和，中国是签字国之一；１月３日，美宣布组成反轴心国，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不久调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２月初，美国宣布给国民政府５亿美元的贷款，并准备提供进一步的援助（６月２日，美国宣布将向中国提供８亿多美元租借法案物资）；筹划成立中缅战区等等。英国则于２月初向国民党政府贷款５０００万英镑。另一方面，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于１月下旬两次声明，愿与中国单独“媾和”。这些，都抬高了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政治、军事地位。美观察员就此问道：“目前美国怎样从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进一步帮助中国？”
周恩来先用英语讲了几句，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正式翻译仍由龚澎担任。
周恩来分析道，中国当局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中国可以容易地从美国得到帮助、物资和款项。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供了很大一笔贷款。
中国当局却认为，既然英国和美国被日本人打败了，而中国在远东抵抗日本侵略已有五年了，只有中国才能与日本作战，所以美国必然害怕中国政府与日本讲和。因此，中国让孙科向美国记者谈到所谓“单独媾和”问题，同时，他们又在上海与日本人保持接触，以便使华盛顿担惊受怕。“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起先要求１０亿美元贷款，后来又降到５亿美元，并说明不得带任何附加条件。”周恩来说着说着笑了，眼睛显得又大又深。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就美国方面而言，他们的做法是好的，但美国的慷慨并未换来尊敬，反使中国当局为自己的外交手腕卓有成效而自傲。也就是说，蒋介石要求贷款是无条件的，必须作为对中国五年抵抗的礼物，如果美国拒绝，国民政府就以媾和相威胁。周恩来摇了摇头：“然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中国与日本议和的危险。简而言之，自从能够容易地得到贷款以来，抵抗已变成一项好的买卖了。”
周恩来起身去关了会客室的门，在房间里有点激动地踱来踱去，从他脸上的明显变化可以判断出，那是因为他的感情像海浪般汹涌澎湃：“我提请美国当局注意，八路军与边区并未从这种援助中得到多少份额。如果美国人说到对八路军进行医疗援助，国民政府就会说这纯属中国内部问题，不需要外来干涉。如果美国人说到对边区或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进行援助，国民政府就会说，外汇必须集中于中央政府。”
周恩来越往下说，眼睛越有点充血。他指出，中央政府并不把收到的援助分配给八路军，给八路军的薪饷也已耽搁了１６个月之久。在两年半内，没有向八路军提供过军事装备和医药物品。在英国使馆和美国朋友的赞助下，两位英国人士驾驶着汽车，装了５吨英国红十字提供的医疗物资，也在往西安的公路上遭到阻截。周恩来告诉美观察员，到目前为止，对边区实行救济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蒋介石夫人，她确实对中国任何地区的救济工作感兴趣，她最近还帮助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尽管数目并不惊人，这种帮助总比没有要好。孙夫人同情中国共产主义者并努力帮助他们，这招致了蒋夫人的不满。外国人士想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与蒋夫人、孙夫人、孔夫人合作，并在蒋夫人的名义下进行。要想单独通过孙夫人开辟援助途径，就会立即遭到反对，尽管偶尔也有小额款项得以通过孙夫人而送到。
“真是可怕的对照！”美观察员望了一眼正处在美好年华的翻译龚澎，她体态又匀称又丰满，线条优雅柔和，眼神透出聪慧和真诚。美观察员请周恩来谈一下：“中国共产党希望在和约中，怎样写入关于他们利益的保证条款和对中国的一般目的？”
“彻底驱逐日本人是第一需要。”周恩来回答说，“如果我们将日本人赶出去，这一行动本身就会在国内引起变化。通过中国的民主化，也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获得胜利。胜利之后，中国就会在教育、政治、经济方面获得民主。”周恩来在解释了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后，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当前的经济过于原始、落后，无法有效地运行。只有通过私人企业，才能在国营企业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外，使经济获得有效的发展。周恩来认为，政治民主必须与林肯关于政府必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名言、与三民主义相一致。坚持一党专制与民主不相符合。如果中国要实现民主，那么其他党派必须有自由权利，现在多党制是切实可行的。
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表，意味着谈话即将结束。美观察员抓紧时间，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中共是否希望通过国际上承认一个“苏维埃中国”，以实现与国民党中国的正式分离？
“Ｎｏ，”周恩来对这个敏感问题迅速摇了一下手，明确表示，“共产党并不想把中国变为各个分离体，而是希望帮助在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将有选举制度、地方自治，所有党派都有组织各自选区的自由。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中，共产党希望拥有的代表名额不超过１／３。”
美观察员合上笔记本，愉快而又满足地再次向周恩来伸出手。
５月下旬，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埃德加·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有关资料带给居里，还给居里带去一封信。信中说，中共不论在何种困难情况下，都必定坚持抗战，反对内战；说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牵制了日本在华总兵力的将近一半；并提出，为了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希望得到同盟国提供给中国的援助的一部分，哪怕一小部分……遗憾的是，不但斯诺的延安之旅难以成行，连其他一些美国记者也得不到去延安的“签证”。由于重庆的审查制度，外国记者很少能把真实消息发出去。他们看到，因为战争，赚钱的机会多了起来，国民党官员、陆军军官和官僚政客中，利用美钞、租借法案提供的供应品，进行囤积和投机，腐化堕落和贪污受贿闹得正欢，漫无节制，令人预感不祥……
宋子文私下里对斯诺说，蒋简直认为人民是无足轻重的。他的最大弱点就是，他只依靠军事力量，“在战败和贪污腐化成风的时期，最好的武器莫过于使用武器的人。可是蒋依靠的还是他的步枪，后来又依靠他从美国那里得到的飞机和坦克，而他本来是应当依靠人的呀”！
蒋的这位妻舅无可奈何地直搓手。
斯诺默然。他十分清楚，在这么多年的对日作战中，美国从来没有给过边区政府一个手榴弹、一枝步枪或一台普通的缝纫机。美国的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全部交给了蒋委员长。因此，毛泽东、周恩来从美国战时援华方面看到了美国人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尽管这两位共产党人的首脑已多次向美国要求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美国直到１９４４年才对蒋委员长的封锁提出异议。
毛泽东请苏军官尝颗红辣椒
延安的草绿了，天高云淡。
毛泽东的窑洞里多了一位客人：塔斯社驻华记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他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共区的联络员，从１９４２年５月起，一直住在延安。
１９４２年８月３０日晚上，毛泽东邀请彼得和另一位苏联人到他那里去。会议刚散，窑洞里烟雾弥漫，到处是香烟屁股。从政治局委员们涨得通红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刚开过会，而且会开得绝不是很平静。委员们对苏德战争爆发，特别是苏联局势吃紧时，中共的对苏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老实说，毛泽东对斯大林在抗战以来对中共的援助持保留态度，尽管他不愿在外人面前表露。三个月前，他曾对初来延安的彼得大声疾呼：“请告诉斯大林：我们需要武器！我们要用来打日本人！”而斯大林却担心，如果再援助中共，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然而在当莫斯科成为德军进攻的首要目标，斯大林更担心日军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攻势之时，他却勉为其难地请求中共出兵。据苏方资料，斯大林于１９４１年６月和９月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抽调军队与国民党政府军队联合行动，防止日军集结在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构成对苏联的威胁。毛泽东回电说，采取这一行动比较困难，因为中共力量一集结，目标就大了，会遭到袭击、围剿，而且中共军队武器差，无法同日军进行大会战。另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１９４１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当德军打到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又致电毛泽东，希望派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毛泽东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说部队调动有困难。
上个月，德军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斯大林曾三次致电毛泽东，请求中共帮助。第一次是要求中共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到内外蒙边境，其武器装备由苏方提供。
毛泽东回电：武器自然需要，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的飞机会截击。斯大林又提议中共分批派出小型游击队到满蒙交界地区轮番接受小批量武器，这一方案亦被毛泽东否定。第三次，斯大林建议抽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一线，牵制日军以免去苏军的后顾之忧。这一次毛泽东答应了，他先告知彼得：“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没有必要担心，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我已经命令对日本法西斯做好战斗准备。让他们来侵犯苏联边境试试！你们不用担心。八路军的部署正在作必要的调整。”毛泽东说到做到，随即把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进可帮助苏联牵制日军，退可依据抗日根据地，以免不必要的损失。
“我们只有这点本钱。”毛泽东说着，关切地问起两位苏联同志的健康和需要，要彼得坐在通常留给贵宾坐的皮靠椅里，然后亲自端来饭、酒和茶。江青搬来了躺椅，毛泽东就挨近彼得坐下。警卫员递给他一杯酒，江青塞给他一把花生米。
苏联人还在关心自己的国家，他们问毛泽东，对日本可能进攻苏联怎么看，中共对这场战争将抱什么态度。毛泽东回答：“当然，我们会对日本人采取军事行动的。”
毛泽东似乎更关心延安正在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此不解，甚至反对；毛泽东多次给莫斯科发电解释，但一切枉然。他对彼得说：“凡属不利于团结的事情都必须消除。我们必须去掉阿谀奉承，严厉指责这种不健康的作风。”
彼得不解，不知毛泽东有何所指。坐在他左边的是康生。他戴着眼镜，头发向后梳，薄薄的嘴唇紧闭着。
毛泽东也不说话了，叫人把红辣椒拿来。他指指彼得，一盘红辣椒便首先递给了他，另一盘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停地吃着红辣椒，一口一只，然后在椅子里舒舒身子，问道：“斯大林喜欢吃红辣椒吗？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定会吃红辣椒……”他喝了口酒又说，“亚力山大大帝肯定是非常喜欢吃红辣椒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革命家。至于斯大林，肯定他也是吃辣椒的……假如你是一个革命家，那就请吃吧！”
毛泽东夹起一只只辣椒，和着酒吃下去。不一会儿，毛泽东的脸就变得像红辣椒一样红了，“咝咝”地吸着凉气。彼得极为佩服。
康生在一旁狂热地谈论着毛泽东。他坐不安席，满面堆笑，大声地吸着粗气。
——这一时期，重庆政府和延安，与苏联的关系都不景气。
中共已挣脱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在仍然拥护苏联的旗帜下，更广阔地与外界结交朋友。
对于斯大林在战时表现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中共，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对此十分不满。按照毛泽东富于挑战的性格，他是决不会屈从任何压力的。然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却没有当众表露不满。如果说这是一个谜的话，后来在吴冷西《忆毛主席》中，披露了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