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道：我平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三篇是悼词。这三篇文章，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笔者：毛泽东一直认为过一次生日少活一岁，祝寿实际上是“促短”寿命）。第一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１９４９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七十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
这篇讲话，无疑是毛泽东对待战时斯大林态度的最好的诠释。
同情中共的美国“约翰”们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特别是在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外交官里，有一个巧合就是叫“约翰”的特别多。战后，有人曾把蒋介石的覆亡归咎于四个“约翰”——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约翰·费正清和“约翰”介石。这是开玩笑的话，但也因为蒋的发音与约翰的英语发音（Ｊｏｈｎ）近似。即使在美国，有相当多的不大注意外交史的人已经分不清这些“约翰”了，别说是中国人了。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他们曾被美国当局指控为“丢失中国的人”。在这份名单上，始终名列前茅的是谢伟思，尽管他思想上一直在考虑不能丢失中国。谢伟思和戴维斯都是传教士的儿子，出生在中国。他们的中文都很流利，但同他们在一起的人多半讲英语，这又使他们的英语毫不逊色。他们的少年时代，难免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成年之后，他们回到美国受教育，并考上了外交官职业。对一个初露头角的外交官来说，经常注意顾全别人的面子，不仗势欺人，用建议的形式而不要用粗暴或过于直率的语言提出主张，对他们来说多少有益。他们学会了忍耐心，支持毛泽东革命发展的那种忍耐心。
１９４１年５月，谢伟思乘飞机到了重庆，参加大使馆的工作。高斯大使不久也来赴任。高斯因在上海期间敢于对日本人持强硬立场而出名；但另一方面，３０年的领事生涯并没有使他产生太强烈的亲华意识。他在大使馆安排许多能书写和说汉语的工作人员，经常派他们到各地旅行和参加社交活动，从而使美国驻华使馆成了对中国的事情消息最灵通的机构。高斯相貌平平，一本正经，常常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烟。中国人认为他难以接近，称他是“铁面观音”，对他颇感不悦。如他一位同事所说的，“他冷若冰霜，总是说‘不’”。但高斯对谢伟思还是很中意。
谢伟思几天之后，在招待会上第一次遇见蒋介石及其夫人。
“谢伟思，多好的名字呀！”宋美龄在别人向她介绍他时说，“我希望你能为中国服务，谢伟思。”
那时的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照白修德的说法，是“两个冻结的实体”，他们曾经短暂地、不热乎地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但此时都在为各自的目标努力……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在中国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打击日本。为此，差不多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都一致地希望说服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抗战。
但是，美国对共产党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谁也没有注意柯乐布——一个哥伦布的人物。他是一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在二次大战初期，就经历了横渡印度洋的惊险航程后到达中国。他在一次同日本潜艇的遭遇战中，被抓去当壮丁运送弹药，并留了一把胡子。他到了中国，向那时还是上海的总领事高斯报到，并问有什么指示。高斯刻板地说：“给我把胡子刮掉！”柯乐布在１０年前就提出：如果同共产党人交朋友，除了有可能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长远计划外，肯定还能得到好处。他们可以提供日本军队的情报，他们还可以帮助可能跳伞到他们地区的轰炸机的机组人员。高斯大使指定谢伟思想尽办法去了解共产党人。
另一位传教士的儿子戴维斯，就出生在四川乐山。“七七事变”后，他被调到汉口，结识了周恩来、史迪威、陈纳德、卡尔逊、史沫特莱等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
珍珠港事件后，戴维斯作为史迪威将军的外交参谋，重新回到中国。很快成了这种格局：一个约翰——约翰·文森特在高斯大使手下工作；两个约翰——戴维斯和谢伟思在史迪威手下工作。
１９４２年夏初，戴维斯三次拜访周恩来。
“我请阁下吃饭，您接受吗？”戴维斯这样说的时候，周恩来奇怪地一笑。后来戴维斯才知，自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后，重庆的大酒店都不敢供应高级食品。但“新生活运动”规定，只要有“外国朋友”同席进餐，食物和饮品便可以不受限制地供应。在吃饭前，周恩来同戴维斯谈了许多问题。戴维斯说，罗斯福总统再一次向蒋介石表示：美国所给予蒋介石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
周恩来点点头：“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去年华北百团大战，打的时候没有任何配合，打完了也没得到任何补充。但我们并不因此抱怨。这一点，我希望通过你，破除一些人的造谣，反诬我们虚构战绩，岂有此理！”
周恩来再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打日本；中国共产党人欢迎美国官方代表访问延安。
戴维斯将谈话整理交史迪威，并给高斯大使一份副本。
“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史迪威在重庆经常听到这句话，今天又从戴维斯口中听到。他虽然对此不太相信，但从职业上说他对此又很感兴趣。他曾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被他称为“中共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及中共军队参谋长叶剑英。他认为共产党的“军事政策自由”和“动员民众”的政治要求不明确，“是一贯的口号”。但从个人的角度看，在拜访和与周恩来及其随员共餐后，史迪威发现他们“襟怀坦荡，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表率”；与身着毛领大衣、脚穿皮靴的国民党“新式拿破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他眼中，周恩来很英俊，有教养，有礼貌，深为外国人所喜爱；叶剑英像大多数“赤色分子”一样，被选入了“好人”的行列。在同他们谈话后，史迪威欣喜地发现，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块绿地，没有被权势所腐蚀；共产党这帮人热诚，精力充沛，他们正在追求中国革命久未实现的目标……史迪威也承认，除在１９３８年与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话留下的良好印象外，对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了解。他听说八路军有５０万人，共产党的势力正向华北迅速发展。据某些报告说，山东省只有一个县还在中央政府控制下。他重返中国以来，和共产党的间接接触，也就是这次戴维斯向他报告与周恩来的谈话。
史迪威在这之后，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他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蒋介石也少有的开了句玩笑：“那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史迪威虽然还记得这句话，但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共产党，他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站在前台的蒋介石身上了。
谢伟思则在这一年中被派往西北的兰州。美国外交官没有到过那里。去过兰州之后，谢伟思又向东旅行到河南洛阳。那里正发生大饥荒。他于这年１１月回到重庆后，立即与文森特一起，到周恩来那里去，讨论他在河南亲眼目睹的一些苦难情景。
对美国人来说，同周恩来会见，可以了解共产党人的想法，这种会见，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次，周恩来带了林彪一起谈话。林彪不久前被派往重庆，帮助设法使毛泽东和蒋介石达成某种和解。会谈时，周恩来、林彪告诉美国外交官，期望美国对中国情势采取如下行动：一、运用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改善情势；二、重申美国希望看见中国“有真正的民主”；三、承认中共是对抗法西斯作战的参战者；四、美国对中国的补给品拨一部分给中共。
谢伟思在谈话完毕后，比以往更担心了，认为中国不大可能有和睦状态，更多的是对抗。他回华盛顿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人们现在已不再想知道能不能避免内战，而是想知道能不能至少推迟到战胜日本之后……即使冲突避免了，这个国家本来已经紧张的经济状况仍将紧张下去或恶化下去，也许会导致经济崩溃。如果发生内战，这种经济崩溃的可能性当然就更大。
也有这样的可能，经济困难也许使疲于战争、征兵过度和抽税过度的农民成为共产党完全的沃土，从而出现一场超越中国共产党人目前声称正在谋求的温和的民主的革命。而且，即使美国没有在物资上或外交上支持国民党而招致共产党人的仇怨，这个共产党政府也将比较倾向于同苏联友好合作，而不是同英国和美国。
由于这些原因，因此，做出努力不让中国国内局势恶化，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使局势有所改善，看来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共产党人认为，外国（显然是指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可能使局势改善的唯一力量。他们承认，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提出建议，不管提得多么圆滑婉转，要成功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认为，反映比较了解情况的外国人的意见，对国民党领导集团中比较有远见的人，如蒋委员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谢伟思又说，如果美国能说服蒋介石让美国观察员到毛泽东在延安的与外界隔绝的总部去，也许是有益的，直到那时，到过延安的美国人只是少数几个记者。谢伟思认为，虽然记者传播的第二手情报是有用的，但是到过延安的记者大多“似乎倾向于共产党”。他接着说，“我认为最适合于到共产党地区去的美国代表是懂中文的外交官。可以派一两个人。他们要适当长期地住在延安或其附近，还要在游击区进行相当广泛的旅行。重要的是不能要求他们根据一次在官方导游影响下的短暂访问写出报告……”
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对谢伟思的建议一再点头；在重庆，蒋介石委员长狂躁不安，他认为这都是那个“尖刻的乔”——美国派来的同盟军参谋长史迪威搞的鬼。
蒋介石坚持要撤换史迪威
欧洲战场已是一片胜利的曙光，中国还在黑夜中受难，国民党正面战场屡遭败绩。
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热衷内战，使在华的美国官员恨铁不成钢。失望之余，一部分美国人将目光转向中国共产党。中共方面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回击蒋介石的反共宣传，维护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团结，也曾向美国方面吁请其派人访问延安。１９４２年８月６日，周恩来致函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提出请美国派一位代表或几位代表访问延安。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３日，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周恩来的邀请，并建议“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他认为：“这种访问对我们会大有益处，会使我们对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有个广泛和实际的了解。”６月２４日，戴维斯向史迪威提出报告，建议派出一个观察团并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理由是，这一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对苏联将来进入中国将起到某种联系作用。报告指出，唯一到过共产党地区的美国官方观察员，只有卡尔逊上尉。他说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美国在延安开设领事馆的，但出于军事需要，派观察团则是可行的。他的建议当时并未得到答复。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于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５日再度建议派观察组去延安，他给史迪威的信中写道：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假如俄国进攻日本，也好就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活动作出汇报，并对华北和满洲是否可能另立中国甚至变成俄国的卫星国作出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因此，蒋委员长自然要反对美国派观察员去共产党中国。通过通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一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力量制服他。
戴维斯把上述建议的副本寄给了白宫的霍普金斯和柯里，希望他们俩提请总统给予重视。２月，罗斯福正式要求蒋介石允许军事观察员“立即”去山西和陕西视察；他巧妙地避开了把这一地区称作共产党区域。蒋非常大方地同意为观察团“提供方便”，但补充说，观察团当然只能去访问那些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区。
在蒋介石同意的基础上，中缅战区司令部开始拟订计划，不理睬那条毫无意义的限制规定。为了确保观察员不受主人的摆布，史迪威挑选了懂中文而且了解中国的人。他任命包瑞德上校为团长，谢伟思为他的政治助手。包瑞德中文极好，能用中文朗诵莎士比亚的长诗，还能和中国人用汉语开地道的玩笑。
史迪威本人对这件事情的兴趣，在于他非常自然地渴望与他认为有朝气、有明确目的的军队取得联系。他对１９３７年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的振奋人心的胜利记忆犹新。从那以后，他和其他人一样，对共产党人活跃而又成功的游击战有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３８年八路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和他的同事们与他会面，在他头脑里留下了良好的记忆。史迪威还记得在缅甸战役失败之后，周恩来托人转传的话。周说：“我愿在史迪威将军手下服役，并服从他的指挥。”此话虽有些诙谐，可一向较真的史迪威心里还是一热。在舆论的种种责难中，这句话显得那么真诚，那么重要。他曾一度考虑让共产党部队以每１００个的连中配备２０名的比例来加强亟待充实的Ｙ军。史迪威的部下多恩在与Ｙ军参谋长肖毅肃讨论之后，放弃了这一想法。肖说，按２０％的比例配备，新成员在两个星期中就会把整个连变成共产党部队。现在史迪威明白了，只要蒋介石在位一天，军队的改革和战斗力的提高就无法实现。这一认识使他想要接触远方从未谋面的共产党部队的心情更加迫切。目前需要的是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