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６日，周恩来偕同这时已到重庆的叶挺飞抵桂林。１８日，正是农历除夕，他同叶挺、黄绍从桂林出发，共乘列车经长沙东行。在列车上，两个过去打过仗的敌手叶挺和黄绍，只闻其名未见其面，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他俩握手言“和”，倍觉热落。列车途经江西时，周恩来和叶挺在樟树下车，转乘汽车到吉安，接着又到上饶，先后会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３月１７日，周恩来应黄绍的邀请到达浙江金华。这里在杭州沦陷后已成为浙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住在金华的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接到第三战区关于周恩来来浙抵金的通知后，立即组织了欢迎队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接到中共东南局的通知，化装成商人，戴一副淡墨色眼镜，秘密来到金华，组织金华地下党员以公开的社会职业身份参加欢迎队伍，以防对周恩来有所不测。
当天晚上，国民党兰溪县电告：周今日不能来。欢迎队伍遂散去。刘英心里也直打鼓，不知周恩来出了什么事。
原来，那天周恩来到太平后，为避开附近的国民党驻军，当机立断，同随行人员一起乘兵站预先准备的两三辆大卡车，直驰金华城内，并单独带着少数人员直奔军人服务部歌咏队刘良模队长的住处，先向刘了解情况。没有意外，才住进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周恩来已经发现蒋介石派出的特务出没在他周围。
周恩来稍加休整，就和地下党员们讲起时事：“日寇进攻武汉，蒋介石恐慌万状，几十万兵马溃不成军；接着又仓皇指使部下在洞庭湖畔搞什么‘焦土抗战’，火焚长沙古城，损失惨重，民怨沸腾。”周恩来坐在床上，身子斜靠在床头，继续说道：“最近在衡山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由蒋介石主持，我按照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上我强调了团结抗战和反对分裂投降的方针，这是大义凛然、无可辩驳的，镇住了会场上的歪风邪气，李、白桂系部队和蒋的嫡系的一部分将领表示支持，蒋介石也被迫接受。当然，也有一些人私下议论说不同意，但是没有人敢拿到会上。”他用手指了指桌上摊开的一大堆名片，说：“连日来，我走到哪里，都有一批批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持名片向我表示问候和求见，其中有不少是我过去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我选一些人接见，就利用这个机会，对他们晓以衡山会议精神，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
正说着，日军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开始轰炸金华。
“走！”周恩来一起身，其他人便跟着跑出来。他们坐上大卡车，开进兰溪方向的树林里，继续听周恩来讲。大家席地而坐，周恩来一边讲，一边警惕地扫视四周，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人在偷听。１１点多钟，空袭警报解除，他们又乘原车回城里吃午饭。
后来周恩来还给倾向于党的一些外围组织讲话。一个叫读书会的组织，它的挂名会长叫谭计全，是黄埔学生，也是黄绍的学生。这次特别卖力。周恩来在台上讲话时，他一直恭敬地站在讲桌的左后侧，当报告中提到最近召开的横山会议是“蒋委员长”主持时，他按陈诚发明的党规，顿时将皮鞋后跟用力一碰，发出“咯噔”的响声。有些听众被这响声震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他，都憋不住要笑出声来。
这个小小细节已被周恩来看到眼里，他在随后的报告中再也不提“蒋委员长”了，以免再使谭计全尴尬。
１９日，周恩来经淳安、桐庐前往浙西行署的所在地天目山，会见在那里布置抗战防务的黄绍。
天目山，双峰陡立，耸入云天。相传峰巅各有一池，左右相望，像高天之上的一对大眼睛，故称天目。这里山势雄伟，林深草茂。中有一挂飞流直下，如同白练，泻入怪石绝景之中，实为浙西胜地。自上海、杭州沦陷后，不少商贾富户来此避难，置房居住，使得静寂山林也热闹起来。
黄绍热情地将周恩来安排在山里一个姓潘的上海商人的别庄里。别庄的主人请黄绍和周恩来用过晚饭后，给他俩在客厅里各端上一杯浓咖啡。周恩来呷了一口，感叹道：“真香！好久没喝这样的咖啡了。”
主人很会说话：“听说周先生早年留过法国，这是按法式烧的咖啡。”
周恩来道谢后，问起主人的家庭和在上海经商的情况。主人知道他们要谈正事，稍过一会儿便悄声离开了。
周恩来身穿黄呢军服，肩披军大氅，刚刮了胡子，更显出浓眉大眼。黄绍和周恩来谈起了战局。
黄绍说：“最近从上海杭州传来的消息说，日本人在到处搜集破铜烂铁，连住宅区的铁栅栏都强行拆除，装船运回国造枪炮。”
周恩来认为：“日本不但物资匮乏，运输也成问题，它妄图猛力速决战胜中国的妄想是破灭了，因而进行谈和诱降，把汪精卫拉过去。我国抗战到了深入开展游击战，打击、消耗敌人的新阶段。”
黄绍：“去年在忻口会战，我有幸见到你和八路军，我觉得当年北伐军的精神在八路军那里保持着，还得到了发扬光大。见到八路军每到一处，发动民众、团结民众，很有办法。确实把民众真的动员起来了。”
周恩来说：“八路军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将自己像鱼一样游在群众的水里。
力量也由此而生。”
黄绍说：“看来国民党那一套是不行了。从山西到浙江后，我学着你的样子，亲自到各县去做动员工作，把那些在校的或由上海、杭州各地退回来的青年都组织起来，后来连沦陷区都组织了政工队。你这次来，正好给予指教。上个月跟你在江西境内分手后，我回来做了些准备，通知在天目山这里召开沦陷区政工队会议，你一定要讲一讲……”
周恩来笑了：“季宽先生真是见缝插针啊。好，我跟他们见见面。”
黄绍又提出：“你走后我们怎样和共产党联系？我看你指定一个人吧，遇有问题发生可以找他商量。”
周恩来沉吟片刻，说：“找汪兆泰，你还没跟他接触过吧？那就找吴毓。”
“吴毓同我接过头，很熟的。周先生，我还想要求中共方面参加地方工作的人员，只能在工作岗位上努力，不可发展组织，还想得到一份在浙江参加地方工作的共产党员名单，以便保护他们。”
周恩来的浓眉一收，脸色顿时冷峻起来：“季宽先生，这点我不能答应你。关于两党之间的组织关系，我代表共产党方面在武汉、桂林和重庆都谈了好几次，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达成协议。可是，你可以相信这一点，共产党员在工作岗位上是会埋头苦干的，会为团结抗战尽最大力量的。”
大家都已开诚布公，黄绍也不隐瞒他的想法：“还有一点，请中共方面在我后方地区不要发展武装组织。”
周恩来说：“请你放心。我可以告诉你，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三个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这样，新四军愈深入敌后，愈能创造根据地。”
周恩来的这一套学问，使得黄绍大有感触。共产党好像一切都井井有条，而国民党则处处临时抱佛脚，相形见绌，相形见绌啊。
第二天早晨吃早餐时，黄绍将一份誊写得整整齐齐的旧体诗词拿给周恩来，请他指教。
周恩来大悦：“想不到季宽先生的古体诗词底子这样雄厚，这首《满江红》也不愧是惊世之作！”
黄绍反而不好意思起来：“周先生见笑，我不过是昨日听你一席话，感触颇多，夜不能寐，披衣坐起，信笔涂鸦。”
周恩来又低下头仔细看诗，嘴里喃喃：“季宽先生抗战之心，日月可鉴。‘收失地，从兹始，越勾践，应师事’，有卧薪尝胆之志，抗战奈何不胜？”
周恩来一到金华，ＣＣ系的《东南日报》就以“黄周同车到某地”为题大作新闻。黄绍心里一哼：消息好灵通啊，马上就追踪来了！住了几日，周恩来一走，黄绍就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询问他同周恩来都谈了些什么。黄绍直摇头，心想事前并未接到要与周恩来正式商谈的指示，还能谈什么呢？但蒋介石方面又要应付，他就归纳了三点：一、请周指定个代表人，遇有问题时可随时商量，周先提到汪兆泰，但想了想，又提吴毓，因吴毓与我很熟；二、是要求中共参加地方工作的人员，只能在工作岗位上努力，不可发展组织，我想让周将共产党员在浙名单开给我，周没有答应；三、中共不能在后方地区发展武装组织。蒋介石接到黄绍的电报，半信半疑，仍叮嘱亲信监视周恩来在浙行踪。
周恩来又马不停蹄地视察了钱塘江南岸的抗战防线，在２８日傍晚乘船到达绍兴。到绍兴的时候，他仍身穿军装，随行的只有一名年轻的警卫员。当欢迎的人称他为“启蒙导师”时，周恩来淡淡一笑：“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战士就蛮不错了。”
这年他刚满４１岁。绍兴是周恩来的原籍，这里有他祖先的坟地，还有不少亲属。在绍兴的短短几天里，他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
周恩来东南之行还有一个任务，是代表陈诚参加第三战区的政治工作会议。４月上旬，周恩来到达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江西上饶。他已从浙江省委那里知道，国民党封闭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时逮捕了八名干部，并把他们分别判处８-１４年的徒刑。会议期间，他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涉释放。因为交涉无效，他又到福建浦城县特别监狱看望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告诉他们，他回重庆后还要继续同当局交涉释放，勉励他们在狱中认真学习。
与蒋介石同游南岳
在华中，日本军队继续保持着进攻的势头，南昌在１９３９年３月底陷落，长沙再度告急，蒋介石一时无力同八路军、新四军发生大的摩擦，至少不使这种摩擦太表面化了。可是，动荡不安的南方局势，连南岳山中的出家人也坐不住了。他们放下经书，走上街头，唱起救亡歌曲，并推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南岳办事处主任颜友民为成立佛教救国协会向上级申请备案。
蒋介石接到报告，久久不肯答复，令左右大惑不解。因为侍从室的人都知道，蒋介石一生信奉算命卜卦，笃信阴阳风水，多次去庙中求过签，听和尚讲经算命。
这次为何给僧侣抗日泼冷水呢？后来才知道，蒋介石第一次游南岳时，一位老僧错把蒋介石当成求问财运的，弄得蒋介石既不快，也从此不信这里的僧侣。
颜友民得知缘由，便向周恩来求情。周恩来当即答应找蒋介石商量。蒋介石一听周恩来是为僧侣成立救国协会来的，顿时挂下脸，喃喃道：“佛门弟子，戒规为不杀生，如何能去抗敌杀贼呢？还是安生把经读好吧，免得被人笑话佛道不深！”
周恩来说着他的理由：“如果连出家人都来抗战，我想抗战必胜无疑。劝日寇立地成佛不可能，以佛教来推动全民族抗战倒是件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蒋介石不说话，坐在椅子上，胸脯一起一伏。
在颜友民的引荐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来到南岳镇的祝圣寺。方丈暮笳端起一本留言簿，上前一步：“请周将军题字。”
周恩来接过本子，沉思片刻，大笔一挥，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念经”八个大字。
僧侣们都围上来看。暮笳方丈重又捧起留言簿，眼角泪光闪闪，大为称奇：“绝妙呵，绝妙！国难当头，佛门弟子应以抗倭为首位，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又不忘佛门本业，得体，得体啊！”
随即叶剑英又发表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说，使得南岳宗教界群情振奋。他们又根据佛道教“救苦救难”的传统观念和宗教道义不宜上战场的特殊原因，建议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为“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
蒋介石闻讯也认为周恩来的做法得体。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接受了风水专家肖萱的建议，在重庆陪都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超度抗战阵亡的将士，并为抗战早日胜利而祈祷。
春意渐浓，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树绿了，花开了，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伍，长声地呼应着，一切都有了生机……蒋介石和周恩来再度来到南岳，共商抗战大事。
一天，蒋介石派副官把周恩来请到他的会客室。
周恩来见蒋介石两只眼睛发红，湿润润的，又有点发直，便问道：“委员长，有什么事吗？”
蒋介石从茫茫然中清醒，把一份电报递给周恩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亡。”宋哲元是抗日名将，久经沙场屡败敌寇。他的死，使蒋介石十分难过。
周恩来也很伤感，沉默片刻，想起去年蒋介石曾让宋哲元到此休养了两个月，便向蒋介石提议：“宋将军一度息影南岳，虽身患沉疴，仍念念不忘抗日救国，确是中华民族的楷模。将军在麻姑桥留有遗迹，我们去那里瞻仰，以寄托哀思吧。”
蒋介石同意。两人带着随从，步行来到麻姑桥，只见对面的石壁上刻着一行大字“不教胡马度衡”，签名为“卧虎”二字。这是宋哲元自比“卧虎”，寓意猛虎息于林莽，一有动静，便会扑上战场……再往前行，又见一块大青石上刻了“诚、真、正、平”四个大字。这是宋哲元当二十九军军长时为官兵制定的“四字令”：
诚以修身，真以究理，正以处事，平以待人。
蒋介石伫立良久，感叹道：“明轩（宋哲元字）治军有方，这四个字就是军队的灵魂。”
周恩来点头称是：“正因为如此，二十九军将士才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在南苑战役中出现了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这样的民族英雄！”
说着，他们已来到纪念这两位英烈的“双忠亭”。亭中有宋哲元撰写的碑文。
两人诵读一遍碑文，毕恭毕敬地向石碑三鞠躬。蒋介石吩咐副官拿来纸笔墨砚，想了一下，落笔写了副带有佛教色彩的楹联：
佛日方中，忽痛阴云遮护法；倭奴未灭，为怜民族失干城。
蒋介石把笔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把笔蘸浓，手腕轻轻抖动，纸上便洇出两行字：
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卢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两个人的字各有特点，蒋介石的字坚挺隽长，一笔一画不连带；周恩来的字娟秀浑圆，笔锋似连似断。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两个人的性格跃然纸上。
反摩擦的一把尺
在北方，国共的摩擦事件连二接三，愈来愈突出。４月，山东国民党秦启荣部制造了“博山事件”，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杀害指战员４００多人。５月，陇东摩擦加剧，陕甘宁边区受到进一步封锁……边区群众为了表示抗议，把国民党委派到延安的县长马濯江赶走了。蒋介石闻讯大怒，指派中统负责人徐恩曾找周恩来面提抗议。
徐恩曾带着随员，往周恩来的办公室一坐，就放开了连珠炮：“贵党既然同意政府在延安派驻县长，就有责任保护他的安全，如今被人赶走，中共竟不闻不问，总说不过去吧！如果国民党以牙还牙，也动员群众将中共驻渝人员逐出重庆，中共又将如何？”
徐恩曾虽没直接与周恩来打过交道，但在上海时，周恩来手下的钱壮飞、李强、李克农、陈赓等大将，都与他暗中较量过。他知道这几个人个个“狡猾”，不好对付。周恩来本人就可想而知了。但他既然接受了蒋介石的委托，就要不辱使命。他提过问题后，看着周恩来。他觉得不管平时中共占了多大理，但这次肯定理亏；满以为即使不能再派人进驻延安，至少中共要就此事表示歉意，他就可以扬眉吐气地向蒋介石表功了。
周恩来放下手中的茶杯，说此事为当地群众所为，与中共无关。徐恩曾对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倒早有预料，但忽略过去，等着下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