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这点你放心，我一定将肇事者严惩！这两天，还是请你和剑英兄，同辞修（陈诚）、健生（白崇禧）、克勤（汤恩伯）同游衡山，消除长途跋涉之困苦。”
当天，蒋介石从长沙南岳山中来到长沙视察火灾情况，只见全市一片瓦砾。他要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国人表达歉意。可惜全城已被烧光，连茶叶也买不到。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丰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三人枪毙了。
周恩来和叶剑英也赶到衡阳，召集共产党干部开会，动员救灾，并指派洪深立即带领政治部第三厅干部和演剧队去长沙救灾。１７日，周恩来返回长沙指挥救灾。
他看到大家做得井井有条，也很愉快。流离的人逐渐回来了，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勇气已被鼓舞起来。有一天，周恩来遇到张治中，忙问长沙大火是怎么回事。
张治中脸色很难看，此时他是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告诉周恩来，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他负责执行的，他对所部已有明确指示，没有命令不许行动。但执行人员误信了日军已迫近长沙的谣传，仓促间未经请示，也没有放空袭警报就到处点火。
张治中从梦中惊醒时，火势已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无法挽救颓局。他深知闯下大祸，十分焦急。
长沙大火给当地军民造成了空前浩劫。长沙人不了解真情，纷纷怪罪省主席张治中。张治中也很内疚，他把写好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带来了，希望周恩来给予指教。这份文稿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的名义公开发表。
周恩来不能无视现实，他极为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政府单纯军事抗战，不依靠发动群众，实施所谓‘焦土抗战’的方针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对此事给予严正的批评。”
这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又那么直率，使得忐忑不安的张治中反而平静了，对此完全认可。周恩来仔细地看着稿子，每一句重要的话都要停留一下，推敲一番。
当他把修改过的稿子交还张治中时，说了句：“有些问题我要直接向蒋委员长提出，总之，我们不能因为大火而影响前方抗战士气。”
张治中接过文稿一看，上面已做了多处修改，特别是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临时躁急外，还在两处加上“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语。
张治中摘下眼镜，揉了一会儿眼窝，许久才嗫嚅道：“在各方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老朋友反而为我解释，给我以慰藉，这是我毕生难以忘怀的一件事！”
蒋介石欲变“合作”为“合并”
从１１月２５日开始，蒋介石主持南岳军事会议，讨论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方针。
到会的有高级将领三百多人，周恩来和叶剑英也赶到了。会上，白崇禧将周恩来送他的毛泽东已出版的《论持久战》拿给蒋介石，希望能印给全国人民看。会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这个班主任由蒋介石兼，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担任了国际问题讲师。周恩来之所以愿担任这项工作，因为他觉得：“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国民党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多了，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我给中央的报告说明了这点。”
１２月３日，周恩来经衡阳到达桂林。八路军刚在这里建立了桂林办事处，由吴奚如、李克农先后担任处长。这是周恩来同白崇禧商谈后得到他同意而建立的。６日晚，蒋介石在桂林约见周恩来，突然提出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内的主张。他对周恩来说：“你们提的共产党跨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我就约毛泽东来面谈。”
周恩来面色严肃：“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不一定都这样想，所以国共终究还是两党。跨党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以采取其他办法。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
“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蒋介石从周恩来谈话的夹缝里捕捉机会。
“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即被视为失节，或者失信仰，这对国民党也是有害无益。”如果想从周恩来的谈话中找出破绽，而加以利用，那就大错特错了，蒋介石尝试的正是这种结果。
蒋介石有些泄气，但仍强打精神：“如果你考虑合并的事不可能，就不必电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蒋介石出言不逊，但他想做的事不会轻易更改。不久，也就是１２月１２日，这个蒋介石铭记在心的日子，他在重庆主动召见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约到他的住处，再次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者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是跨党办法绝对办不到。”蒋介石在宽宏大量的外衣下甩出一张狠牌。
他又一次将目光转向周恩来。希望在他脸上看到曙光。
但如静静的山谷似的没有回响。周恩来在王明说完后，再次强调：“我们诚心拥护蒋委员长，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而不是为了组成一个大党，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原则所不允许的。”
蒋介石无奈，他的语调尖刻起来：“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会变的。”
这番话令在座的共产党人大为震惊。
这不是野心又是什么？
蒋介石抓住大家吃惊的一刻，还在诱惑：“你们到了国民党里也是强有力的骨干，为国家民族，一道来共同努力吧，不必再搞什么共产党了！”他鹰隼一样的目光停在吴玉章身上：“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这是不可能的事。”吴玉章脱口而出。
蒋介石方面的人开始帮腔，双方争执起来，直到共产党人再不愿白费口舌，蒋介石本人也筋疲力尽。大家不欢而散。几天后，又重复了这种场面。
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０日，也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前一天，蒋介石再次约请周恩来商谈。
“延安对五中全会有无意见？”蒋介石直截了当地问。在周恩来还没做正面回答时，蒋介石又自顾自地将话题引入他至为关心的统一两党的事。
“不可能。”周恩来简言之。
“你自己可能做不了主，请你电请你们中央，最好在五中全会中得到你们的回电。”
“各地反共捉人的事不断，还是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吧。”
“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就是我手下的人也常感不安，这次会上可能会有人提及此事。”
蒋介石斜睨着周恩来，头往后仰，身子朝前倾，那只捏着红蓝铅笔的手停在半空。他甚至有些不厌其烦：“现在汪精卫也走了，正是两党合并的好机会。即使暂时不赞成统一，也要拿出个新办法。”
周恩来：“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像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
蒋介石：“这种老办法不行。要做，就要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去，溶化进去。”
“你有什么具体办法吗？”周恩来用目光回敬着蒋介石。
“还没想得。”
“你的意思我明白，不就是想在会议期间得到我党的支持吗？”周恩来点出了蒋介石内心所想，但没有戳破蒋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逼迫共产党在全会期间做出具体让步，以利蒋搪塞众口，以便防共。“你的意思我会及时转达中央的，也争取在全会期间给你一个答复。”
“那好，那样就好。”蒋介石总算满意了。
回到办事处，周恩来给中央提出两条建议，一、对国民党的全会，中央应有一点表示；二、拍一密电，提出我党的具体意见。２４日，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发出《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电报提出国共两党应坚持团结抗战，“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说明中共“诚心地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２５日，周恩来将回电转送蒋介石，交附了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列举了国民党许多表里不一的做法后，坦言之：钧座试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对者给予敌人挑拨之机又如何？职寻思再四，认为国民党同志尚有如此做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取之态度迄未一致……目前解决事实上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合往各地视察实际情况，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实际之接触既多，基本之信念可固。困难既多经解决，进一步办法必随之产生，中共中央之所允诺保证者，亦得于实际中证明其诚意，而增益两党之互信。职所见本未如此，谨率直陈之如上，愿钧座予以考虑解答之。
蒋介石看完信和附件，生气地摔到桌上，大发牢骚：“狡辩嘛！把责任都推到政府头上！”他在房间里轻走几步，就叫来秘书去请周恩来面谈。周恩来一到，他就沉下脸，重复了一下延安密电上的几句话，把冷冰冰的目光甩过来，发出责备之声：“这些话还用得这时来讲吗？如此说来，我们抗战到底的‘底’，不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够了！”
在这紧张的沉寂当中，周恩来不想多待，就要离开蒋介石的会客室时，他用清晰的略带江苏口音语调说道：“前一阶段，我们，包括蒋委员长、前线将士，都在一心一意计划如何长期抗战，为何要将好的开端扭到斜路上去呢？搞得摩擦丛生，一党独霸，究竟对何人有利呢？”
蒋介石在快要退出房间时，又摆出领导者的架式，回头朝着周恩来说道：“国共两方阵地各守其责，不得越界！”周恩来拿眼瞪了蒋介石一下。蒋介石更加恶狠狠地回头加了一句：“空军除外！”
他现在能欺侮八路军的也就是这一点：共军没有飞机！
特务盯梢周恩来
蒋介石已悄悄地由“溶共”走向反共。在他的暗示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限共、反共活动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他们不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到处破坏共产党的组织，逮捕共产党人。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暗杀共产党人的事件。到处都流淌着共产党人的鲜血，到处都可以看到黑暗的逆流在增长，局势的发展不能不使人深深担忧。
加之新四军内部的团结问题，周恩来对东南的局势异常焦虑。
那时，黄绍正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政治态度比较开明。
这是黄绍第三度主浙。一般来说，因浙江近在畿辅，又是蒋介石的家乡，省政府人事一向都由蒋介石直接控制。省民政、财政、教育各厅长和保安处长，都由蒋介石事先指定，仅留一个建设厅长和秘书长的官位，由省府主席任人填充。所以由黄绍这个外乡人任省主席的确有点奇怪。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黄绍辞去内政部长，请假回广西不久，蒋介石怕他同李宗仁、白崇禧搞在一起，广西的独立局面更不好解决；又值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去世，ＣＣ、黄埔两系争夺很厉害，遂使调虎离山计，这才将黄绍召任浙江省主席。黄绍很清楚，在蒋的控制之下，省府主席只不过是蒋家的“看门狗”，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但在“慰情聊胜于无”的情况下，也只好将就受命。
黄绍就职后，首先面临的复杂问题，是如何处理ＣＣ与黄埔两派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两大派的矛盾不缓和，浙江的局势就不能稳定，自己也难立住脚跟。
于是，他对蒋介石手下的三个政治派系——政学系、ＣＣ和黄埔系，作了一番认真的分析，认为ＣＣ同黄埔班辈低一些，而且组织严密，自己是插不进去的。政学系的杨永泰、张群、熊式辉、吴鼎昌、陈仪、沈鸿烈等，都是身经世故，表面上与蒋介石比较亲近，一些重大问题，蒋要同他们商量，采用他们的意见，自己也容易与他们接近，便确立打进政学系，以此为挡箭牌，缓和与调解ＣＣ、黄埔两大派系之间的矛盾。时人说他是政学系的人，他也乐于接受。
当时浙江是上海的后方。“一·二八”淞沪抗战之举，使全国人民都要求加强国防、救亡图存。黄绍也着手抓民众组织训练，整理财政，发展交通，实施战时动员准备，得到蒋介石的赞赏。两广事变平息不久，蒋介石准备用兵广西，黄绍闻讯急忙找到参谋总长程潜，请其设法阻止蒋介石动武。后来，他和程潜一起向蒋陈述对桂用兵的利害，建议先做工作，从缓用兵。得到蒋的首肯后，他们即分电广西。不久，李、白复电，同意有条件地谈判。双方商定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第四集团军改称第五路军，李、白分任正副总司令。从此，黄绍不但与李、白重修旧好，而且还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黄绍这次主浙与前两次不同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已迁往重庆，“山高皇帝远”，他不像以往那样受蒋介石的控制，可以放开手脚干了。他首先调整省政府人事，还启用了几个比较左倾的县长，以及一些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这样，素来为蒋介石操纵，ＣＣ、黄埔系、士绅所把持的浙江，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当然，也有些人向蒋介石告御状，说他想把浙江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为了实施他制定的《政治纲领》，他感到国民党的“老一套”不行。他在大革命时期就曾认识周恩来，后来到山西抗战又见过几次面，觉得共产党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团结民众有办法。刚好，这时周恩来在武汉，他便前往请教，并请共方派一些人去帮忙。随后，在丽水开设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和战时青年训练班，自兼两个团的团长。他的举动早已得到蒋介石的注意，曾打电报指责黄的政府“声名狼藉”，“要切实注意”。他很不服气，感到不可理解，即赴武昌向蒋介石面陈辞职。
蒋解释说：“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纪律好，长于游击战，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团结民众，军民配合得好，是不是受周恩来的影响？各级党部、黄埔学生、士绅等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你的战时政治纲领和用人方面，都有令人指责的地方。我打电报给你，无非是使你知道说闲话的人多了，要你注意。”
这年年底，在重庆神仙洞李济深家里的茶会上，黄绍遇到了周恩来。大家都谈抗战，黄绍也将浙江的情形谈了一下。周恩来对黄说：“现在到处都在发生摩擦，只有季宽先生（即黄绍）那里还没有发生摩擦。我心里想，我为这个问题不知受了蒋介石和地方多少气，摩擦迟早都会发生的啊！我打算到浙江去看看。”
黄绍当即表示欢迎：“最好我们一同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