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并不怎么理会毛泽东的话，目光仍盯着薄一波，那气势是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主席，薄一波的错误性质和我们东北不一样……”
毛泽东顷刻间变了脸，目光十分严厉：“你不要为自己辩解！”
高岗这才住了口，回头看看自己的位子，不情愿地坐下来。后来薄一波回想起毛泽东当时说的话，觉得他对高、饶在财经会议上的表演，可能已有某些察觉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上。入夜，毛泽东燃起一支烟，喝下一杯茶，开始在总结稿上修改。他把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地方都删掉了“带路线性”四个字，并注明：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在报告中讲到薄一波犯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又加了许多话：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当后来薄一波看到这些修改时，心潮涌动。（详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8月11日晚，在怀仁堂，由陈云主持，周恩来拿着毛泽东修改过的总结报告，向与会人员讲了话。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即8月12日，毛泽东来到了怀仁堂，他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当他谈到资产阶级用“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薄一波，还有吴波等人”时，毛泽东话锋一转，在大庭广众中做起了自我批评：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
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
去年11月搞起，经过1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16万亿是虚假数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
（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160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正在逐步的纠正中。”
本来，薄一波对领袖们的“误会”，心中多少还有些怨气，此时身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都做了自我批评，自己还能说什么？
周恩来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自我解剖，也觉宽慰了许多。也许后来一段时间，他敢于反冒进，与此时的感受不无关系……又过了两天。
薄一波找陈云谈话，表示了自己的三点意见：一是承认工作中确实有错误；二是请求撤销中财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职务；三是请中央考虑他的工作问题，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都服从中央的决定。他请陈云把这个意思报告周总理，转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三天以后，中央政治局就做出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由薄一波协助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工作。当时薄一波仍兼任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公安部劳改委员会主任职务。他觉得，工作性质已有了变化，不适合再担任这些职务，遂请求全部予以免除。
敏感的毛泽东感觉到薄一波心里有气，于8月22日找他谈话。在此之前，他想离开中央到下面去工作。他曾把这个想法报告过陈云、邓小平，也报告过周恩来、刘少奇。他们都异口同声说：你直接去同毛主席谈。看来，除了毛泽东，谁也难以给薄一波安排工作。现在，他就坐在毛泽东的客厅里，几句话一说，薄一波顿时心情开朗。听得出，毛泽东对薄一波的误会尚无谅解之意，但语气亲切温和：
“这次会议，原意是要引导大家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但是没有完全按照我的意图进行。”毛泽东喝着茶，也劝薄一波喝一点，“一波同志，你这个人是努力做工作的，但近半年来工作上出了问题，你是有责任的。这次大家对你批评这么多，你一定不满意，心想为什么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不要不满意！好好想想，就可以想通的。听说你要求下去，想到哪里去？”
薄一波早就想好了：“包钢是156项工程之一，正在建设，想到那里从头摸一个大企业。”
毛泽东否定得很干脆：“不行，中央还需要你工作。”
薄一波道出心中的苦衷：“我现在有点抬不起头来，在中央不好干工作了。”
毛泽东也是发自内心：“不要再这样讲了，你还要在中央做工作。”
薄一波是个直性子人，既然主席这样讲，他很痛快地说：“好，我不再要求下去了。”
“这样就好嘛。我劝你找找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谈一谈，你今后还要在中央工作，还要和大家共事。”
“以后我找他们，但现在不找他们。”
“那你去找朱德、彭德怀同志谈谈，如何？你们过去在山西不是很谈得来吗？”
“两位老总那里，我一定去谈谈。”
送薄一波走时，毛泽东鼓励他：“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
薄一波很快找了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他们都给薄一波打了气。特别是彭德怀，他原以为按彭总的脾气，这次见面要被敲打几句。可出乎意料，彭德怀显得比往常更加平和：“一波，我了解你这个同志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你不懂啊，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毛病也有一些，那你就准备多受点批评吧。党内生活的矛盾也是复杂的，并不那么简单。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毛病、错误也不少，8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不就受了一次大批评吗？用我们湖南一句俗话来说，叫做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受了批评怎么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照样吃饭，照样往前走路。如果把批评都变成包袱背着，那我早就走不动了。对于批评中的是非，有些是一时不可能争清楚的，那就留待历史去评判好了。”
薄一波听到如此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坐在那里许久没有言声，这几句话让他记了一辈子。
毛泽东一直记挂着薄一波。8月27日，他把一个部门负责人对工作的检讨送给薄一波看，并致便函：“薄一波同志：此件可以一阅。其中，有许多和你在中财委和财政部的情况是相似的。”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是希望薄一波能正确对待批评。薄一波于9月5日复信给毛泽东，表示送来的材料“可以帮助我进一步认识我的错误”，并报告毛主席，他已获得陈云、邓小平同志的允许，将于9月7日到外地去看看，时间一个月左右。
高岗、饶漱石自认为在财经会议过程中的活动已得逞，又紧锣密鼓地开始第二步行动。财经会议一结束，高岗即以休假为名，周游华东和中南，四处放风说：毛泽东已不重视刘少奇，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搞政治局。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担任。他还在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中散布他发明的“两党论”和“军党论”，挑拨煽动军队干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借以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反对党中央的阴谋活动。高岗的所谓“军党论”，就是他说的“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他又散布说，现在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是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中，因此，必须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来掌管党和国家。他通过饶漱石已经取得了华东，还有他自己的东北。所以他预计在六大行政区中，除了彭真和薄一波控制的华北外，能把其余全部争取过来。在进行时，高岗显然打着毛泽东同意的旗号，这个做法，再加上安子文的名单引起的不满，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在高岗与另外两个关键人物邓小平和陈云打交道时就没那么成功。
1980年3月，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同志专门谈到：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高岗在南方周游期间，毛泽东生病了。高岗立即吩咐秘书说，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
高岗找毛泽东为饶漱石说情
就在高岗南下“休假”的同时，饶漱石在北京则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中心进行新的阴谋活动，将当年整陈毅的故伎重演，他事先并未请示中央，未取得中央同意，便在组织部内向副部长安子文发动了无情“斗争”，无限上纲，借此影射攻击刘少奇，配合支持高岗的分裂阴谋活动。
后来，党中央发现其错误予以制止时，他毫无悔悟，竟然公开拒绝中央的干预，继续搞他的“斗争”。紧接着，他又在当年9、10月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以批评安子文为名，将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导演了一场“讨安倒刘”
的闹剧。在高岗、饶漱石的指使下，原东北局和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在会上发言，对中央组织部1953年以前的工作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在他们煽惑性的发言中，夸大了过去中央组织部的缺点，污蔑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后来查明，这些发言是高岗等人事先准备好的。饶漱石开始坐在主席的位置上静静地听，越听越觉有味，身子不由轻轻晃起来，压得椅子脚吱吱响。
当发言人说“完了”，他带头鼓起掌，点头含笑目送发言者下台。会下一伙人又暗中商量，改变会议议程，干脆直接点出刘少奇的名，实行公开“摊牌”。饶漱石此时又显出冷静，用手往下压了压：“先慢一步，等高主席回来再全面行动！”
正像毛泽东后来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互相呼应，上蹿下跳。
但是饶漱石高兴得太早了。有人将会议的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饶漱石的做法。本来就多疑的饶漱石顿时坐立不安。高岗一回北京，他立即登门哭诉。
入夜，中南海丰泽园灯火通明。
毛泽东正伏案批阅文件。高岗被允许进来后，悄没声地坐在一边的沙发上，等毛泽东搁下笔，才殷勤地喊了一声：“主席。”
毛泽东抬起头，半开玩笑地说：“高主席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说吧。”
“主席，”高岗正襟危坐，“的确是有点事。是为了饶漱石的事。听说他在中组会上闹出点乱子。主席，他这个人你是了解的，就这么个脾气，好与人斗。他的革命性还是很强的。这么多年，出生入死，他是不想栽跟头的，请主席为他解围……”
本来，毛泽东已经听说高岗在中南和华东“忙得不亦乐乎”，很想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解释的，没想到他是来替饶漱石说情的，心里顿时不高兴。他盯着高岗问：“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讲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
高岗一听毛泽东口气不对，不敢再为饶漱石辩护了。
这时，仍在西湖休养的林彪心里也很着急。虽然党中央的文件都能及时送到手边，但是政局的变化、人事的变迁不都写在文件上。听说李力群随教育部工作组从上海到了杭州，他马上让叶群将人请来。林彪还亲自陪李力群吃饭。三天后，李力群返京前，叶群十分机密地将林彪的一封亲笔信，郑重地交给李力群，说：“这是林彪同志给高岗同志的信，你回京后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毛泽东60大寿前后做出的决定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要离开北京到杭州去休假。说是休假，其实他还要在那里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他本该马上动身，但还是被高岗的事情耽搁了。
临行前，他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鉴于当时情况，心情很不好。他抽着烟，只看着眼前的一块空地，说道：
“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我看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好。”
毛泽东也是只抽烟，不说话。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是重新强调了全党要谦虚：“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的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高、饶的全部意图，他只是针对会上的不和谐，讲了这一番话。言外之意，希望批评和被批评的人都能谦虚一点，维护全党的团结。但对刘少奇此时的谦让，毛泽东并不觉好。
书记处的其他人也不赞成轮流负责。
周恩来表态：“还是按以前的老规矩办吧，仍由少奇同志负责，我们积极配合他。”
“不妥不妥。”高岗有些沉不住气，把椅子往前拖了拖，力排众议，“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
毛泽东说：“再过几天我就满六十了。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可我觉得我还不够耳顺。今天达不成协议，下次再说吧，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