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高岗活动更猖獗，发生了他想拉拢邓小平、陈云的事，也发生了邓、陈分别向毛泽东汇报的事。
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主席，问起主席的身体。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于是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二十来人，薄一波也接到了开会的通知。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不指名的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都全神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他下一句话要说出的这个“别人司令”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与会者谁都知道说的是谁，何况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
在高岗的问题上，毛泽东一直采取忍让团结的态度。早在陕北时期，高岗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掌握了边区的党政大权，只差军权没有到手。他虽兼保安部队司令，但这只是地方部队，当时边区的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空缺。高岗在打这个政委位置的主意，但中央研究后，认为他不合适。萧劲光对高岗也不感兴趣，觉得“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莫文骅向毛泽东和王稼祥建议，让萧劲光兼任政委，军委同意了。高岗当政委的希望落空后，对留守兵团很是不满。1938年夏，毛泽东《论持久战》公开发表。有一天，毛泽东叫莫文骅到他的家里去。一进门，毛泽东便问：“莫文骅，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啊？”
莫文骅听了吓了一跳，摸不着头脑，忙回答：“没有啊，主席把初稿给我，写信让我提意见，我读了两遍，认为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本想再看，但叶子龙同志来电话收回去了。”毛泽东又问：“你没有意见，为什么不向部队传达呀？”这问题可大了，莫文骅赶忙汇报：“我们早已向部队传达和学习了，还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至于学习效果如何，待后还有检查。”毛泽东又说：“你们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不汇报？”莫文骅一听这话便知原委。他问毛主席是谁报告的，毛泽东说是高岗。莫文骅即骂了一句：“高岗，这个坏蛋！”随后讲起他和别人对高岗的看法及军政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哦”了一声，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过了一阵，突然问道：“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啊？”毛泽东说得很缓慢，声音拖得很长。莫文骅奇怪，难道主席真的不知我在哪工作？只好莫名其妙地回答：“我在留守兵团呀！”“留守兵团在什么地方呀？”毛泽东说的话音还是很慢很长。莫文骅更奇怪了：“在陕甘宁边区呀！”“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点点头，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态度严肃起来：“对呀，部队驻在边区，你们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你要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行不通。”莫文骅不服气：“这是要挟中央！”他走时，毛泽东送出门口，拍着他的肩膀问：“你多大年龄了？”“30岁。”“你还年轻啊，过些年就好了。”（见莫文骅：《永不磨灭的怀念》）那一次，毛泽东对高岗的做法没加指责。
但这一次，高岗、饶漱石坐不住了，情知不妙。
两天之后，毛泽东避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请来他身边所有的卫士，在澄怀堂乒乓球室，权作餐厅，一起吃了一顿汤面，共同度过了他的60大寿。
戎子和到中南海开会，见到毛泽东吃完饭后独自一人靠坐在房前廊道的沙发上休息。戎子和建国后就当财政部副部长，1952年他到中南海开会，会后，都在怀仁堂后面的食堂吃饭。当时许多人都觉得毛泽东很威严，不太敢坐近。戎子和是初生牛犊，什么也不考虑，就坐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见他坐过来，开起玩笑：“子和，我们今天吃的饭可全是靠你征收来的。”戎子和年轻，脑子转得也快，随即回答说：“我们还不是执行主席财经方针和征收政策吗？所以，说到底还是吃主席的饭嘛！”毛泽东也笑了，对戎子和也熟悉起来。这次，他见戎子和走过来，便招呼说：“戎子和，这次财政部对你的批评你感到怎么样？”
戎子和摇摇头：“够呛。”其实制定新税制时，戎子和没有直接参与，只是在最后定稿时才看到送来的草案。但他当时是财政部代部长，党组书记，负有领导责任。财经会议后，他受了处分，但仍保留副部长职务。他确实有些想不通，也不免有些思想包袱。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后，鼓励他放下包袱，不要消极。
毛泽东情绪挺好，半开玩笑地说：“够呛？我看还不够呢！”
戎子和走到毛泽东身边，握了握手。毛泽东又说道：“你不要怕批评，只有好好地接受批评，以后才能做好工作。”毛泽东平静的一句话，在委屈的戎子和心里泛起涟漪。他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他怕主席看见，急忙扭过脸去……（参见戎子和：《怀念毛泽东》）
林彪激流猛转舵
北京的冬天，朔风凛冽。困在东交民巷8号里的高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已经从一只老虎变成了病猫，整日在家酗酒叹气。他最后的一点希望是能得到林彪的同情。
而这时，毛泽东已派陈云去杭州与林彪谈话。行前，毛泽东严肃地说：“陈云同志，你去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对高岗再也不要袒护了！否则，我们就要与他分裂了！”
林彪与叶群早已获悉了12月发生在北京中南海政治局会议上的斗争。所以，当陈云刚刚迈进客厅，林彪还未及寒暄，走廊里就响起一个女人的哭嚎声。陈云一看，是叶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进来，边哭边诉：“这个高麻子哟，可害死人啦……”
林彪制止她：“陈云同志刚到，你鬼哭狼嚎地干什么？”
陈云不十分了解这段内幕，也不知叶群大哭为哪般，就劝她不要这样。叶群还在鼓噪：“高岗不是个东西。还是在东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不正经，不是搞阴谋，就是搞女人。他到杭州来，在林彪同志耳边吹这个风，吹那个风。林彪同志已经批评他了，但他根本不听……”
林彪见叶群说了些对他有利的话，又打起哈哈：“陈云同志刚到，你不要这样嘛，陈云同志是来找我谈工作的。”
叶群这才退了出去。
陈云开始说正题：“林彪同志，因为你没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些问题还没有公开，主席要我专程前来，向你传达有关会议精神。你可能已经听说，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揭露了高饶联盟的问题，对他们的搞阴谋提出了严正的警告。”
接着陈云将毛泽东在会上讲的一些要点，原原本本向林彪作了传达。
林彪听得很认真，中间不插一句话，直到陈云全部说完，才喃喃道：“没想到没想到，他到我这里来竟然怀着这样大的阴谋，这是动摇军心啊。”
陈云告辞时，林彪再一次声明：“请转告主席，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对高饶分裂我们党的活动，我过去和将来都会高度警惕。我林彪要不是身体不好，我还要回京当面批评这个野心家……”
毛泽东再次选择了刘少奇和周恩来
据《和省委书记们》（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著，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书记载：毛泽东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就乘专列到达杭州，住进刘庄。
刘庄原为晚清刘学询的私人别墅，名为“水竹居”，刘庄是它的俗称。小小山庄坐落在西湖丁家山前隐秀桥西，背山濒水，环境清幽雅致，园内馆阁楼台、小桥水榭错落有致，是一座典型的东方园林。毛泽东来住之前，已由浙江省委精心改建过。毛泽东住定后，心情很好，他难得想娱乐一下，于是对罗瑞卿挥挥手：“长子，把江华喊来，咱们打几圈麻将吧。”
罗瑞卿立即拨通了电话，对着话筒说：“江华你是怎么搞的，主席来了好几天你怎么连个影子也不露？”
江华很吃惊：“啊，主席来了？我怎不知道？”
“你是省委书记，主席来了不告诉你告诉谁？”
“我不知道，就是没有人告诉我！”
“行了，先不管这些。你赶快来刘庄，主席等你打麻将呢！”
江华放下电话，发了一会儿愣。他也好生奇怪。别说他现在是省委书记，就是论个人关系来说，他不仅是毛泽东的老乡，也是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少数干部之一。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时常想起这个老乡，有时把他叫来，天冷时两个人可以各围一条被子，坐在床上聊个通宵，海阔天空，连家庭婚姻私事在内，常常聊得开怀大笑。就连江华与吴仲廉的结婚报告，还是毛泽东亲手批的呢。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俩是老同学，老战友了，可以结婚。”1938年，江华要离开陕北去山东军区，毛泽东很舍不得他走，但江华去意坚决，毛泽东只好顺从他。
可要出发了，江华坐在毛泽东窑洞里，又磨磨蹭蹭不肯走。毛泽东也觉奇怪，问：“还需要我帮你什么忙？”江华憨憨一笑：“主席，我，我想借你的望远镜带到山东去。”毛泽东哈哈大笑：“我说你为啥在这磨蹭，原来想要我的望远镜！
这个现在可不能给你，我还准备在陕北打游击时派用场哪。我给你两盒烟吧。”
想必敢向主席要东西的人不多，要不是熟到家的话。可是现在主席到了杭州，竟然没有人通知他这个省委书记？！
江华来到刘庄。客厅中，罗瑞卿等人已围在一张方桌前，桌上摊着一副骨牌。三缺一，就等江华入座了。毛泽东笑着嗔怪：“江华，当了省委书记架子大起来了啦，还要八抬大轿抬你不成？”
江华赔笑着：“主席，我哪是那种人？我刚跟罗部长说了，确实没人通知我。”
“你回去查查，是谁捣的鬼。”毛泽东向罗瑞卿布置完，又叫着，“快，发牌。”
没等罗瑞卿回京，他已查明，原来是高岗搞的鬼。高岗说江华1945年到1949年在东北工作期间反对过林彪。于是，他们串通一气对江华实行了封锁。
高岗吩咐有关人员：凡是毛、刘、周、朱等中央领导人到杭州，一律不要通知江华！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对高岗一伙更加恼火。
不久，毛泽东接到高岗写来的信，信中说，他愿意在将要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请求让他到杭州来，他要与毛主席面谈。毛泽东拒绝了高岗的要求，回信让他有事找刘少奇商量，同时又给刘少奇发了信，要他与高岗谈他“要商量的事情，可与周恩来一道谈，也可加上邓小平”。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约上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找高岗谈了两次，找饶漱石谈了一次，均无所获。
刘少奇、周恩来分别与杭州的毛泽东通了电话，报告了高、饶的态度。
毛泽东回电，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予以公开揭露。在这之前，高、饶事件仍是党内机密。有时，周恩来正在办公室听秘书们汇报工作，桌上的红电话机响了，这是保密电话。周恩来一听电话内容，知道是有关高、饶的处理问题，他就挥挥手，让秘书们回避。为了防止万一，周恩来布置他信赖的两位中央委员、长期共事的老搭档陈赓与宋任穷，身上带上“家伙”。陈赓和宋任穷在陈赓灵境胡同的家中商议着。手枪可是好长时间没有用过了，不知能不能打响。城里又没有靶场，到哪验枪？还是陈赓点子多，他想到壁炉冲天的烟囱，就将手枪伸到里面，对着烟道开了一枪，“还行！”他高兴地笑了。虽然“保密”，枪声还是惊动了院子里的儿子：“爸爸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去打猎……”实际上并没发生什么意外。
1954年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做报告，针对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着重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高岗和饶漱石分别做了一般性的检讨。
2月10日，周恩来做了《增强团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长篇发言。在理论分析之后，他结合高、饶的问题，再次诚恳地说：
“我现在先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要相信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不仅能发觉我们的错误，而且更能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和改正错误。”讲到后来，他仍是苦口婆心地开导：
“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他的话近乎自责：
“拿我来说，我过去对于犯这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错误的同志也是很尊重的，而且把他们估计高了，一旦发现这样的人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也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因此，就要更加努力批判和帮助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来补救这个损失……”
可是好心的人们再讲，当事者也听不进去。
四中全会以后，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于2月中旬分别举行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饶问题的两个座谈会。
周恩来主持了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做了总结发言。他深刻揭露了高岗分裂党和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种种罪恶事实及阴谋手法，分析了高岗堕落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教育全党从中吸取政治教训。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主持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并根据座谈会所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对饶漱石勾结高岗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事实、伪君子的特点和历史上的问题作了揭露，提出应吸取的教训。
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4月至8月又先后召开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华东局扩大会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高、饶的问题。在事实面前，高岗不但没有低头认罪，反而对党更加仇恨，先是在寓所开枪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又在东交民巷8号他的住所吞吃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饶漱石在座谈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但对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是避重就轻，实行抵赖。
毛泽东一直记着财经会议的事。
1954年6月3日，毛泽东通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到他的住处参加书记处会议。薄一波一进门，还没坐下，毛泽东就当着众人的面说：“财经会议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停了片刻，他又说：“如果高、饶问题没有揭露，这些误会可能还难以解除。”
薄一波当即表示：“我确有错误，今后还会犯错误。”
毛泽东说：“错误都会犯，改正了就好；以后再犯，当然还是要批评的。”
至此，薄一波的问题算是完全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