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谈到，高岗在当时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造谣中伤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于是高岗到处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最赏识的是他高岗。
所以，1960年7月，周恩来曾讲过：“斯大林总是用那种传统的做法，特别赏识高岗，不是把我们党的领导看成一个整体来做工作，而是把高岗特殊化。”
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在1953年3月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至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这个话后来也传到高岗耳朵里，加上中央可能还有人事变动，这更助长了他的野心。
高岗闹腾得周恩来无法做会议总结
1953年6月至8月，中央召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重点是批判修正新税制工作中的问题。新税制出台是比较草率了些，为了赶在1953年元旦前公布，没有来得及征求地方财政、税务部门的意见，也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甚至到新税制公布，都没有向主席汇报，听取指导，所以才使毛泽东“看报始知”，并很生气地批评了薄一波和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高岗抓住这个机会，借题发挥，制造紧张空气，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他硬说财政工作中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财政部是独立王国“有财无政”，财政部长薄一波是“财霸”，断章取义地引用刘少奇曾经讲过的一些话，进行攻击和煽动，指桑骂槐，影射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会外，高岗更是活跃异常，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指名道姓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他把刘少奇1945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1947年同安子文等人的讲话，1951年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都抄成档案，作为炮弹，攻击刘少奇犯有对资产阶级、富农投降的原则性错误。他制造谣言，说中央有宗派，诬蔑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摊摊”。并把薄一波、安子文划入刘少奇的所谓“圈圈”内。
周恩来的确宽宏大量。他并不理会高岗散布的种种流言，在会议内外继续做他认为必须做的工作。
晚上11点，他将在北京的刘海粟约到中南海，谈起美术界的团结问题。当时社会上有些传闻，说刘海粟与徐悲鸿如何如何“水火不容”。周恩来规劝刘海粟不要听信那些不负责任的传言：“刘老，你和悲鸿都是从反封建斗争中过来的，为美术事业冒过风险，过去也有较深的友谊。”
“是啊，”刘海粟饮着茶，仰脸回想着，“他怎么现在脾气变得这样大……”
周恩来隔着茶几，坐在另一边，诚恳地说：“悲鸿近年来患病，住院很久，感情容易冲动，你要谅解他。”
刘海粟是个开通的人，一经点拨，他十分动情：“总理，你放心，悲鸿的性格与性情，我是了解的。今后，只要我们彼此多体谅，谣传就会不攻自破。”
周恩来很高兴：“你们两位团结一致，我们美术教育工作就好办多了，人才也会不断培养出来。”
凌晨1点多，周恩来送走了刘海粟，回屋后又接着批阅文件。
他多么希望高岗与他，也能像刘、徐一样化解“误会”呵。
他依然诚心诚意，尊敬地对待高岗。6月23日，他看到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修改稿，马上给毛泽东写信，并转高岗。他在信中既肯定了报告稿的长处，又诚恳地指出不足，特别是对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的阐述，周恩来认为，孤立地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如原稿中“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我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提法更完整准确。他在信中写道：“我这样的看法和改法，不知是否妥当，请主席和高岗同志予以酌定。如果可用的话，报告稿十八页末段第一句也须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从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今年开始的。还有，第八页第一行，在‘水力电站和造船工业等建设’句，应改为‘水力资源、电气化和造船工业等建设’，以免误会为‘水力电站’。”
然而，高、饶并不领情，高无“高风”，饶不“饶人”，继续在阴谋的斜坡上滑行。
本来主持财经会议的是周恩来，让高岗和饶漱石在下面一搅和，气氛变得不正常起来。当他讲话时，下面有人不是交头接耳，就是发出哄声。到会议总结的那天，周恩来拿着讲稿，刚要走上台发言，从坐席里就发出乱七八糟的声音。他开始没有理会，径直往台上走，起哄的声音反而大了起来。周恩来说：“你们这样，我没有办法做结论。”
“没有办法做就不要勉强嘛。”高岗不软不硬，“财政经济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还总结经验不成？”
并不怎么好笑的话，被捧场的饶漱石和另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挑得乱笑一阵。
应该说到场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只是他们不知道幕后的一切。他们有的睁大眼睛仔细捕捉每一句话；有的在全神贯注地记笔记。讲到最后，周恩来脸色严肃，取下眼镜，放慢音调，一字一顿地说：“有些发言不尽妥当。”高岗没有抬脸，用红蓝铅笔在本子上使劲敲着，又用力将本子合上，发出些许不和谐音。
在此期间，正遇上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虽然周恩来将军事工作交给了彭德怀，但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事，还得他出马。当时坐在谈判桌前的是南日和柴成文，幕后是李克农和乔冠华。在什么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什么问题上可以妥协让步，都是按周恩来的指示进行的。他仍时常与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做出最新决策。那时的线路不好，又没增音设备，听起来比蚊子声还小。周恩来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电话都累得一身汗。正是三伏天，服务员在门外听到没有总理的声音了，急忙进来送茶水，递条热毛巾。周恩来擦把脸就觉得舒服许多。
财经会议的事还在他脑子里转。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刚翻译出来，他让手头无事的秘书和他一起学，并给自己封了一个“官”就是西花厅的学习小组长。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没翻译出来，他得知其中有章节专门论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问题，嘱咐齐燕铭尽快组织人翻译出来，他要和办公室的人一道学习。
毛泽东让周恩来“搬兵”
财经会议上，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是受批评的主要对象，也是高岗阴谋推翻刘少奇而搞的“批薄射刘”的靶子。近40年后，薄一波将其内情如实地写了出来，使得后来者有机会了解它，研究它，找寻它所蕴含的历史经验。
当他接到毛泽东1月15日的信时，当时的心情已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刚出台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他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6月13日财经会议正式开始，薄一波宣读了财政方面的文件，并做了简要的解释。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头一个月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进行不适当的责难。当时会议每天进行的情况，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让薄一波在会上做出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周恩来从毛泽东住处回到西花厅，第二天（7月12日）夜写给薄一波一封信，将毛泽东的意图传达得十分清楚。信上说：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薄一波仔细地看了信，对周恩来所提到的每一点，特别是传达毛泽东的意见，都在脑海认真过了一遍，开始准备检讨提纲。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上，薄一波按照信的要求作了第一次检讨。按照常规，一般的讨论研究，会议都是平静如水，而听说有人要检讨，会议顿时紧张起来。知道原委的没什么，不知原委的自然吃惊，无端的猜测，别有用心的攻击都会接踵而来。一时间，薄一波也就成为“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连续开了8次会，对他进行批评，颇有些急风骤雨。7月25日，具体负责新税制的吴波给周恩来递条子要求发言，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他一手办的，主要错误在他，薄一波同志只负点头的责任和领导的责任。他作了检讨，但仍坚持说：“我们犯了错误，不管受什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我们认为确实是为国家多收了税。”薄一波很敬佩吴波在那样大的压力下仍按事实说话，更不愿让他分担责任，所以心中更加不安。周恩来看看会议快结束，当众宣布：“27日，也就是后天，薄一波同志要作第二次检讨。”
薄一波一愣，因为他仍沉浸在吴波所说的话中，对第二次检讨还没想好。他只好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几个字：“第二次检讨发言，我正在准备中，星期一恐怕准备不好，特别关于财经政策方针检讨的部分，有些材料还须搜集对照一下。”
周恩来看了一下条子，当即宣布：“好吧，那就改在8月1日吧。”
8月1日，薄一波又作了第二次检讨。
在两次检讨中，薄一波可谓搜肠刮肚，努力从思想深处去挖掘自己的错误，在会上也是认真、诚恳、虚心。可是令他不解的是，还是过不了关。本来，这次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会议，是要讨论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和五年计划、财政问题、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可是现在，这些预定的目标一个也没有讨论，成了个检讨会。他大惑不解：会议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几个月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串联造成的。据陶铸后来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他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他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
高岗抓住薄一波不放，也是事出有因。有几件事高岗记恨在心。一件事是“东北一党员信”。这封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的，通过薄一波于1952年1月27日转给了毛主席。信中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在转信时，薄一波特为毛泽东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让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给他抹黑。再一件事是“鞍钢检查组”问题。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此事。调查组认为这是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高岗对此事更是咬牙切齿，从此认定薄一波就是专挑东北的毛病，与他高岗过不去。所以这次好不容易抓住机会，必令置之死地而后快。当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要批薄拱刘，拱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
由于高、饶的干扰，财经会议后期已走偏了方向，与毛泽东的原意也大相径庭。一个会开两个月还不解决问题，毛泽东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要周恩来快做结论，早点结束会议。但是会上批评薄一波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薄一波也已渐渐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检讨得再好也过不了关。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他决定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当时会上要他作第三次检讨，他一口拒绝。周恩来将薄一波的态度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想了想，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正如前一节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确实很难作结论。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他只好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很少看见周恩来会如此束手无策。
毛泽东好像局外人一样，指头轻轻一点：“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
周恩来是个一点就通的人，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你是说把陈云、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对嘛，有些话通过他们来说，比你效果要好。”
陈云、邓小平都因身体不好，在外地休养。陈云在北戴河，一些同志去看望他，已经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杀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8月6日，他在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同时又强调一点：“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4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会场里很静。
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的话声音不重，却如同沉闷多时的阴雨天一声霹雳，下起了雨，温度降了下来。
邓小平回京后，也在一次会议上发了言。他的话与陈云的话起着同等的作用。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这些话一下扭转了会议的气氛。
8月9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的结论讲话稿，毛泽东专门通知薄一波一定要参加。毛泽东的出席，使得会议有了主心骨。
会上毛泽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也问到薄一波：“你有什么话要说？”
薄一波喃喃：“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
还没等毛泽东说话，高岗猛地站起来，指着薄一波大声说：“你说不清楚，是你根本不想说清楚！你这是什么态度？”
毛泽东起先扬了扬手：“高岗同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指‘东北一党员信’）？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