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高岗和饶漱石的印象不坏，认为他们进京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
奉调入京的高、饶对人说：“这是调虎离山。”
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
饶漱石搅得毛泽东紧张起来
高岗、饶漱石，两个本不十分相及的名字，却因他们的一次阴谋活动，被历史锁在了一起。
高岗，1927年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6年至1945年历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职。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工作，继林彪之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务，可以说是东北的头一号人物。熟悉他的人因其脸上有浅白麻点，身材高大，常呼他“高大麻子”，但一般人见其浓眉高鼻，梳着大背头，戴副近视眼镜，一口抑扬顿挫的陕北腔，很有些威风，都尊称他“高主席”。全国解放后，他又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仍在东北，主管东北的工作。
饶漱石是1925年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曾去英、法、苏留学，回国后任北满共青团省委书记，代理中共东北地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担任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全国解放后，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可以说是“华东一只鼎”，是江南一带的显赫人物。
从他们的履历来看，并无长期共事的基础，解放后担任领导的位置，也是一个东北，一个华东，碰面的机会也不多。是什么事情使两个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最令人不解的是，饶漱石本该对刘少奇很熟悉，皖南事变后，是刘少奇受党的委托，帮助重建新四军军部，这期间，饶与刘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而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与高岗打交道也不少，彼此间并无远恨近仇，可为何高、饶二人要结成联盟打倒刘少奇与周恩来呢？
事情只能从高、饶二人调进北京后说起。
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1952年7月以后，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调进北京。于是，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和习仲勋，陆续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和西北局来京担任了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高岗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应当说，当时中央对高、饶是器重的，特别是高岗，他担任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对于这五位进京的领导人，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一马”自然是指高岗。
可是权欲极强的高、饶二人对这种安排并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一直耿耿于怀。
高、饶从并不熟悉，到一拍即合，沆瀣一气，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俩不管在何处任职都有独霸一方、闹独立性的毛病。
高岗调入东北工作期间，经常以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不顾中央制定的方针路线，搞自己的一套。对毛泽东身边的几大书记并不放在眼里。只要听到刘少奇、周恩来或是任弼时等人出了一点什么差错，几天里他都会挂在嘴上，置党的纪律于不顾，逢人便说，以此为快。一边贬别人，一边吹自己。他甚至背着中央向个别外国领导人谈论党内问题，把党内机密扩散到国外。拉山头，搞宗派，以我划线，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明令禁止任何人向中央“揭东北的短”，要把整个东北搞成“高岗王国”。
饶漱石从1943年到1953年在华东工作的10年间，他在党内曾多次施展阴谋手段，进行个人夺权。特别是1943年，他为了夺取新四军的领导权，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策动对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进行批判斗争，制造了惊动党中央的“黄花塘事件”。弄得一个生性活跃的陈毅独居斗室，鬼都不上门。陈毅忍无可忍，对着饶漱石的污蔑，警告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癔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
后来毛泽东为陈毅撑了腰，中央决定“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
了结此事。但当时陈毅对饶漱石说的那几句话，倒是不幸言中。1949年，饶漱石独揽华东大权，华东也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饶漱石是1952年2月由毛泽东批准来北京养病的。一进北京，他就称病在家。那段时间，毛泽东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暂住。据王鹤滨在回忆毛泽东的书（《紫云轩主人》）中所述，有一天，毛主席起床后，正好保健医生王鹤滨在身旁，忙着给他做些常规检查。正要离开时，毛泽东喊住王医生：
“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饶漱石同志，他刚从华东来北京，身体不太好，看看他需要什么治疗，帮助他安排一下。”
王鹤滨答应后，叫了车，从毛泽东住处开出去。
饶漱石进京后，被临时安排在颐和园内靠北侧的一所院子住下来。这个院落建筑在人造山上，独门独户，面积不大，有北房和东厢房。但院内满是花草树木，一派田园景色，幽静别致。门径直通昆明湖，确是调养生息的好地方。
王鹤滨刚踏进门槛，听见动静的饶夫人闻声出来，将王迎进客厅。王医生说明来意，饶夫人立即将他引至北房。饶漱石已经站在房内门口，并伸出手。饶漱石个子不高，人较胖，脸盘也大，看上去略带愁容。王医生将毛主席要他来的用意向饶漱石面陈。饶漱石请他坐在一张靠背椅子上，自己在小桌的另一边坐下。
年轻的夫人端上一杯热茶，放在王医生面前。
“王秘书，请你转告毛主席，我身体没有什么不好，不需要药物治疗，也不需要住院。”饶漱石说完，端起茶杯喝水。脸上仍然淡漠，淡漠中透出一丝焦虑；说着话，轻轻咳了几下。
夫人在一旁敲起边鼓：“他老说没病。其实他患肾虚、肾衰，你看我们一直没有孩子。”
饶漱石不爱听夫人这话，更显得心情不佳。王医生一下就明白了夫人的意思，并尽医生的职责，询问道：“要不要请专家会诊，看看？”
“不用了，多少年了，治了几次也不管用，算啦。”饶漱石两手握着茶杯，像是体会着杯壁的温度，又像是想着别的事情。
王鹤滨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还在睡觉时，王医生就在新六所大门口附近溜达，看林业技师正在嫁接树木，想等主席起床后进屋再检查一次身体，顺便把昨天去饶漱石那里的情况说一声。“王秘书！”听见有人喊，他回头去看，却是饶漱石夫妇正从毛泽东的办公楼里走出来，老远地打着招呼。王鹤滨便走过去。奇怪的是，饶漱石与昨天已是判若两人，不仅一扫病容，脸上还挂着笑，说话声音也高出一倍：
“王秘书，这可好了，我算是向毛主席把话讲清楚了。”
他这一清楚，反而把王医生搞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向毛主席说清楚了什么？王医生理解不了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站在他面前愣愣地听着。
“快走吧，向主席说透就行了，走吧！”夫人在一旁拉着饶漱石的胳臂，催他快走。饶漱石似乎兴奋未消，还回过头向王医生点头，然后一道向停放在门口的汽车走去。
汽车开走了。王鹤滨还站在原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江青从毛泽东的房间里急匆匆地奔出来，神情颇为紧张。一见王鹤滨，便冲到他面前，问道：
“王秘书，饶漱石是怎么回事？他把主席搞得好紧张哟，我在旁边听着也紧张死了！”
“我，我还搞不清楚。”他本来就不清楚饶漱石夫妇话的意思，现在再加江青的追问，更是糊涂加糊涂，只好说：
“昨天，主席叫我去看看饶漱石。主席说他身体不好，如需要治疗的话，就帮助他，组织专家会诊，给他看看病，或住院治疗。主席是关心他，是什么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我不清楚。”
“哦。”江青听完王鹤滨的话，好像全明白了，神态马上平静下来，又急匆匆返回主席办公楼。
王鹤滨一直闷在鼓里。
直到高、饶反党事件揭露之后，王鹤滨才明白一点。建国之初，各大军区的司令员都成了该地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但唯一例外的是华东区。其原因主要是饶漱石故伎重演，他向毛泽东报告说干部群众不支持陈毅而支持他当第一把手。
当毛泽东把他调到北京时，他大概是认为撤了他的职。他来北京后，未敢向毛泽东说明，当毛泽东派王鹤滨去看他之后，他才放下了疑虑的重负。他跟毛泽东谈话之后，发现毛泽东并无怀疑，好像对他很信任。所以他又壮起了胆，开始与高岗结盟，欲夺更高的权力。
高、饶将目光瞄准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位置
由于高岗和饶漱石在东北和华东还是做出了一定成就，毛泽东对他们的印象也不坏，认为他们进京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
奉调入京的高、饶失去了旧日的小天地，很不自在。他们对人说：“这是调虎离山。”周恩来加强对财政的控制，听取陈云、薄一波的意见，实行了新税制，并把地方政府的税收权收回北京中央政府手中，计划委员会也由周恩来的政务院直接领导。这些变动对高岗影响很大。高今后必须征得中央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一项重要工程。周恩来还主张把东北和上海企业的利润用于开发内地不发达地区。高岗虽为计委主席，也要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副主任邓小平的制约。周恩来告诉高岗，一切指令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发出。高听了，激动得像刚喝过酒，脸上的麻坑都泛红了：“哪个中央？哪个中央？我不是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吗？”高又说，党从来就是由两个党合并而成的。有过毛泽东的游击队党和刘少奇的以北方城市为基地的地下党。现在需要有新人和新思想了，你们的那一套已经过时，应该“休息”了。
进京不久，高岗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结束后，为寻找一条适应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之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战略思想转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反映在对几个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上。
第一个分歧是由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作的《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引起的。报告认为，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互助组发生了涣散，它不是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为此他们主张要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等对此持不同意见，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认为目前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化要依靠工业，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农业，那是空想。7月3日刘少奇将山西省委的报告印发给党内负责同志和马列学院的学员，并加了批语，语言激烈地指出了党内有一部分人害怕资本主义发展，企图用平均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的错误。事后，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专门找了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指出他们的观点是“右倾”。同时指示陈伯达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再一个大的分歧是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是否应继续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刘少奇等认为目前国民经济虽然恢复，但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根本状况并无大的变化，当前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就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左”倾。为此，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毛泽东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并作了极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右倾”。
还有一个就是对“新税制”的看法。
所谓“新税制”，是1952年底周恩来批准颁发执行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制试行办法》。这些通告和办法根据“三反”“五反”以后公私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现象和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的指示，取消了对国营企业与合作社在加工、调拨、代购、代销或包销的课税方面的优惠条件，实行公私一律的平等竞争。
这些措施一度引起物价波动，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高岗首先发难，把薄一波的政策比作布哈林的和平改造。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新税制的不满。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竟应如何处理，望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收到信件后，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周恩来把毛泽东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
毛泽东看了地方上报来的一些材料，进一步认为新税制在组织上是政府工作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分散主义错误，在政治上是脱离党的总路线的“资本主义倾向”。
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他直接点了薄一波的名，而且提得很高：“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资本主义发展。”但他不愿把这件事推到高岗含蓄地提到的极端，所以在会议结束时下了结论：“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毛泽东讲话之后，与批评上述经济政策和思想观点有关的刘少奇、周恩来都在会上做了不同程度的检讨。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议并由中央决定，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经部门的领导，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才能执行。随后中央在组织上又作了调整，明确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财经工作，仍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负责；外交工作还是周恩来；下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都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所属的劳动部，也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1953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北京，与高岗谈判有关鞍钢工程建设。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还记得，在一次交谈时，高岗小声地问：
“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
捷沃西安不知话里有话，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要消灭！”
“我就是这个意见。”高岗说完，脸色阴沉下来，似有一肚子委屈：“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
捷沃西安的蓝眼珠一瞪：“是吗？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高岗吐出“苦水”：“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