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陶勇的老领导，陈毅对他的了解是全面的，深入的，包括对陶勇的“毛病”。他是个敢做主，个性又十分突出的人。比如他坚定，而不免任性；他求胜心切，不免鲁莽；说他脾气急，说暴躁也不过分。危急中他常常杀红了眼，即使当了团长、师长，还经常胳膊一捋，拎起他那把大刀就冲到了队伍前头。对他这种勇猛的战斗风格，陈毅、粟裕常常是喜忧参半，给他当政委的也总是捏着一把汗，有时候也不得不批评他，不要做“拼命三郎”……正因为如此，当他向陈毅司令员报到时，陈毅特别关照他要尊重华东军区海军政委袁也烈：“陶勇同志，你在家乡当放牛娃时，袁也烈同志已经是南昌起义的老营长了，他资格老、学问深，你要尊重他，而且他比你早当了3年海军……”
陶勇说：“陈老总你放心，我陶勇虽然脾气臭，尊重人还是会的。”
果然，陶勇上任后，处处尊重资深的政治委员袁也烈，对他总是以“师长”
相称，大小事都与之相商。可惜的是，袁也烈后来虽然离开了东海舰队，同样也遭到政治迫害，1976年8月8日含冤逝世于北京海军总医院，那时他已是77岁高龄，还背着“叛徒”的黑锅……
更多的人发现，陶勇虽是以勇猛著称的战将，但他在工作中讲究艺术，与人相处十分融洽。1955年授衔时，当时舰队领导班子中连他在内共有4名中将，其他领导也是资历较深的老同志，但大家都对他的领导心悦诚服，敬佩他勤奋好学，实事求是，讲大局，不专断，心胸坦荡，待人真诚。人们知道，他在战争年代有许多传奇式的故事：单骑闯敌营、只身赴匪巢等，他确实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他似乎特别善于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在突发事件面前，总是思维敏捷，决心果断，魄力非凡。他的那些灵机一动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为何又那样管用。他的这种才能有人说是天生的，有人说是后学的，最恰当的解释恐怕还是天生聪颖加好学。现在人们看待这些将领的才能，已经不再否认天赋了，因为有些东西是学不来了，就像在石头上种草一样。
毛泽东记住了陶勇陶勇站在军舰甲板上。
现在正是春天，周围一切寂然。江水平静。“南昌”号军舰长啸一声，缓缓地向南岸驶去。从山坡上可以看到被它扬起的浪花。
他沉默着，外人很难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但是，假如思绪是可以被听见的话，那么我们会听到：
舰“紫石英”号，那时我们恨这种蛮横的铁家伙，想打沉它。在救援的“伦敦”号旗舰上坐着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伦敦”———英国建都的地方。
4年后的今天，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也有这种铁家伙，而且喜爱它，还想快点发展它。今天我是华东海军司令员，我也乘上自己的旗舰“南昌”号，“南昌”———解放军诞生的地方。
4年前的英国军舰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旗，今天我们的军舰也挂满旗……他不曾料想：那时，梅登中将一身挺拔的海军将军服，肩上的两颗将星熠熠生辉；今天，他也是一身海军服，两年之后，他的肩上同样扛起了两颗闪闪发光的金星……历史真是如此奇异：在同一条江里，岸上的未来的海军中将，击伤了舰上的英国海军中将。再后来，中国的海军中将，在岸上迎来了诸多外国军舰，已经干戈化玉帛，成为友好使者了。
就拿脚下的这条“南昌”舰来说，也同样记载着历史的迂回曲折。它原本是日本的一艘降舰———名叫“宇治”号。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由国民党海军在上海接收。急于打内战的蒋介石将其改为“长治”号，加入国民党海军序列。在上海解放时，国民党曾以此舰封锁吴淞口，结果舰上的爱国士兵武装起义，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陈毅市长和华东海军第一任司令员张爱萍为其命名“八一”号，后由中央军委定为“南昌”号。1951年改装了苏造130毫米前后主炮后，成为震慑台海、浙东一带的主力战舰。先后参加过东矶岛海战，一江山岛登陆作战，辽东半岛和穿山半岛三军实兵演习，它都担任指挥舰，陶勇多次在舰上坐镇指挥。有一次，陶勇正在此舰上和士兵打扑克，忽听敌舰入侵，他立即驱舰出击，急得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大呼：“南昌舰上还有个姓陶的！”下死命令返航……再后来，它老了，最后一次出海，不是作为指挥舰，而是作为试验导弹的靶舰，被击中后沉于渤海湾。与这艘舰相处过的老海军们对此心中郁郁，他们把这艘舰的沉没，看作和陶司令死于水井一样不可思议……陶勇不及细想，军舰就要靠近南京下关码头。到处都是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因为毛泽东主席要登舰检阅中国海军。
当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码头上的时候，人群便海洋般地沸腾起来。
毛泽东身穿黄呢子大衣，脚穿棕色皮鞋，更显得身材高大，天生的一副领袖模样。
陶勇同样激动。因为他要面对面地站在毛泽东面前，这是第一次，这跟打仗不一样，难免心情有些紧张。当毛泽东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快步上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
“报告毛主席，我率领舰队到南京，接受您的检阅，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
毛泽东轻轻挥了挥手，拉住陶勇的手，很仔细地打量着，笑道：“你就是陶勇同志，我久仰你的大名。你在新四军、三野打了不少漂亮仗。‘叶王陶’如雷贯耳啊！”
叶，指叶飞，王，指王必成，陶便是陶勇。他们是三野的三员虎将，毛泽东、陈毅、粟裕给他们发电报经常以“叶王陶”称呼，就像称呼一个人，自然叫着也顺口。这三个人是陈粟大军中三个纵队的司令，论资历，陶勇最浅；论打仗，谁也不含糊；叶飞是儒将，王必成号称“王老虎”，陶勇则是“拼命三郎”。
陶勇脸上一红，反倒不好意思了：“主席过奖了，在战争年代是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是陈司令员、粟副司令员的正确指挥，一切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
陈毅又介绍袁也烈政委和其他领导。
毛泽东指着袁也烈连呼了两遍：“你就是袁也烈？”原来毛泽东对他也是早有耳闻：“你也到海军来了。啊，你原来是在山东部队工作的，你是长沙第一师范的，记得你是湖南武冈人吧？”
袁也烈答道：“是的，主席记性真好。”
陈毅和陶勇等人陪同毛泽东在舰上走着。这时毛泽东看到两条鱼雷快艇泊在“长江”舰外舷。毛泽东就想上去。陈毅急忙制止，关切地说：“主席，快艇晃得太厉害，您别上去。”
毛泽东一转脸，对着陈毅，问道：“你坐过吗？”
陈毅点点头。
毛泽东便说：“你能坐我就不能坐？”
陈毅仍在劝毛泽东，灵机一动想了主意：“主席，让快艇在江面跑跑，您看一看吧。”
陶勇立即命令快艇起锚，先后组成纵队、横队、梯队三种双艇编队，以36节的航速，在江面上跑了三个来回。望着小艇在江面上飞驰，犁出雪白的浪花，毛泽东高兴地称赞道：“快艇不错，又比较便宜，发展这个好。”
“我们要搞一个快艇支队，到时请主席再来检阅。”
“好，好。”毛泽东说着，来到“南昌”舰的会议室。
这时，“南昌”、“广州”、“黄河”舰已离开码头，在江面上航行。
陈毅、张爱萍、王宏坤、陶勇、袁也烈等30多名高级干部跟随毛泽东进了会议室。
毛泽东坐下，环视四周，喝了口茶，点燃了香烟，心情舒畅地对陈毅说：
“这个军舰比较大。”
陈毅说：“这艘舰比您从武汉乘坐的‘长江’号、‘洛阳’号大多了。”
毛泽东点点头，又转脸询问陶勇：“现在你这个华东海军有多少人？”
陶勇站起来答道：“华东海军在张爱萍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了第五、第六、第七舰队和淞沪基地、舟山基地，共有指战员4万余人。”
毛泽东以往对陶勇并不熟悉，他真正开始注意陶勇就是在“紫石英”号事件以后。
毛泽东又说4年前发生的“紫石英”号事件，末了说了这样一句话：“从那时候起，我就想让你当海军司令，倒是最合适的。”
毛泽东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海军指挥员，问道：“你们都出过海没有？”
袁也烈答：“出过海了。”
而陶勇和副政委康志强因为刚到海军，据实答道：“还没有呢。”
毛泽东满意地点了一下头：“你们是海军了，干海军就要不怕风浪，一定要到大海里锻炼！”又问：“大家都习惯吗？”
袁也烈说：“开始不大习惯，现在习惯了。”
“南昌”舰副政委陈友仁补充说：“从陆军来的同志现在都愿意当海军了。
因为陆军人员感到大陆都解放了，没有仗打了，海军还要参加解放沿海敌占岛屿，有仗打！”
毛泽东考虑得更远：“有仗打，还有帝国主义呢！现在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人民解放军要解放台湾，美帝国主义一定要插手，我们还要准备同美帝国主义打，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的海岸线很长，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钢铁很少，经过两个、三个五年计划建设，我们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变。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造军舰了。我们现在有哪些造船厂，能不能造军舰？”
“有些军舰的技术装备还不能自给，要靠进口。”
毛泽东说：“要进口买一些，主要的还是靠自己建造。海军建设要靠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靠国家工业化，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海军建设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毛泽东又问：“你们技术学得如何？”
王宏坤回答说：“下面同志学得好些，基本上掌握了技术。我们主要学苏联，全面学习苏联海军经验。”
正当陶勇在努力记住毛泽东的话时，毛泽东问起他：“水兵每天的伙食费是多少？”
陶勇答：“7000多元。”（旧币）毛泽东说：“军舰上很辛苦，体力消耗大，一定要保证部队有足够的营养，保证同志们健康。要认真调查，计算一下，现在的伙食费够不够用，如果不够，要考虑增加。”
在会议室坐了几十分钟后，陈毅请毛泽东在上面去看看。毛泽东欣然同意，站起来说：“好，好。”
外面仍是细雨蒙蒙。
甲板像活的一样，在脚下轻轻晃动。毛泽东在将领们的陪同下，沿着军舰长长的通道走去。
在前甲板，毛泽东看完前主炮，便问：“这门炮是哪一国造的？”
枪炮兵回答说：“是苏联造的。”
毛泽东又问：“炮弹呢？”
“也是苏联造的。”
“炮弹打完了怎么办？”
大家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说：“可以自己造么！过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自己都可以造，现在更可以造了，光靠人家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话意味深长。
自力更生是他的一贯思想，他过去不想后来也不想依赖任何人。
看到毛泽东走出来，一群水兵也跟着来到上甲板。毛泽东看着战士们企盼的目光，招呼记者说：“记者同志，麻烦你给我们一起照张相吧。”
水兵们兴高采烈地挤到毛泽东身边。这时江面上水气氤氲，雨滴越来越大。
毛泽东身上的大衣和头上的八角呢帽都湿了，脸上也洒了雨点。照完相，陈毅赶快请毛泽东顺着扶梯，登上了驾驶台。
江上检阅开始了。
列队的舰艇依次通过旗舰侧面，被激起的层层江波带着银色的浪花掠过船舷，然后在艇尾汇合汹涌的波涛，留下一条闪光的水带，水带扩大到远处江面上，泛起万顷波光。毛泽东既是在检阅水兵、炮舰，也是在检阅自己的领江、领海。因为远处还有许多帆船、江鸥，装点出一幅美丽的图画，作为诗人和爱江爱海的毛泽东，他的心中自然早已激情澎湃。
就在这次视察华东海军时，毛泽东挥毫写下了几个大字：“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陶勇把这几个字记了一辈子，也为此奋斗了一辈子。
当海军，先练脚
从朝鲜战场回到上海，陶勇每天从巨鹿路的住所驱车赶到水电路华东海军司令部驻地，几乎穿过了半个上海。他仍是战争年代的老习惯，早晨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询问作战室有什么情况。到办公室后就是交班会，听取作战参谋和处长的汇报，对一些细节加以了解，这时候他是严格的，也是严肃的，容不得马虎和差错。
解放军指战员千千万，而现成的工程师、技术员却寥寥无几。国民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没有什么海防建设人才。面对第一个岸炮阵地的施工，工程部部长谭继诚大伤脑筋。可陶勇仍是乐呵呵的：
“工程技术人员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还是靠老传统老办法，边干边学，自己培养吧。”
可培养也得有启蒙老师呀。谭继诚他们找遍了大半个上海，才从一个“大众砖瓦厂”聘来了一位兼职的陈工程师，在一个营造厂请来了一位姚工程师。这“哼哈”二将，可以说是华东海军及后来的东海舰队的第一批技术力量。
这两位工程师虽说“土”点，实际经验还不少。在他们的辅导下，开始对一批从抗美援朝时参军的高中生进行突击培训，让他们从测量、绘图等基础课学起，然后再放到工地去当施工员。一两年后，这些人逐步成长为一支能干的初级工程技术队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后来这批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高级工程师和总工程师了。
随着工程越来越多，技术力量还是跟不上。
陶勇到工地上，问谭继诚：“这么大工程上马，有什么困难吗？”
谭继诚如实汇报了技术人员告急。
陶勇马上指挥人，把营房处的两个技术员调到工程部，将机关部队哪怕稍知一些工程常识的人都调了来，问谭继诚还需要什么人。
谭部长说：“有一个人很需要，可能不太好调。”
“有什么不好调的，只要他在上海！你说是谁？”
“康副政委的秘书夏冰同志。”
陶勇愣了一下，问：“他懂什么技术？”
“他曾学过建筑工程专业，是个难得的人才。”
陶勇下了决心：“我还不知鼻子底下还有这么个宝贝，好，我找康副政委商量去。”
在康副政委的办公室里，陶勇把情况一说，康副政委急了：“老陶，你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小夏我刚熟悉，用着正顺手，不能给你！”
“老康，秘书好找，可学过建筑专业的全华东也找不出几个，老康你就慷慨一下，让小夏到工程部，我保证给你找个呱呱叫的秘书……”
康副政委是个顾大局的人，被陶勇一磨早没了脾气，虽然坚持了好一阵，最后还是笑着把小夏放走了。
陶勇还亲自出马到上海市委请求援助。市委从当时“三反”“五反”中倒闭的私人营造厂中挑选一些可用人才，派到工地。
人是调到了工地。可工地领导却皱起了眉头：这批人政治历史复杂，不是出身不好，就是个人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的军事设施交给他们谁放心哪？
陶勇眼睛一瞪，说道：“在革命需要的时候，即使不完全可靠，用‘盒子炮’顶着也要让他为我们去干！”
几十年，岁月无痕，记忆犹新。说实话，不是陶勇的坚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无用武之地。即便如此，有些同志不了解当时的特定环境，不切实际地评头品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清理”了许多具有真才实学的工程技术干部，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实践表明这批技术力量不仅靠得住，而且在关键技术和学术上还有建树，有的还立了功。然而，在十年动乱中，陶勇却为此背上了“招降纳叛”、“把特务打入国防工程，盗窃情报”等黑锅，蒙受不白之冤……即便那时，陶勇并无怨言，海防的一点一滴他都看在眼里：就拿数以万计的工程兵来说吧，服役4年，打了4年坑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锤一锤，一锹一锹，流血流汗，前仆后继；有的躺下了，再也不能起来，为祖国流下了最后一滴血；有的致残了，再也不能恢复，为海防的完整自己抱残一生。可以说，几乎每个大型坑道作业，都留有烈士的鲜血……与之相比，他陶勇能有一点怨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