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鬼子们三五成群，有的靠着栏杆用望远镜观察我方阵地，有的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有的还吹口琴，拉小提琴，敲洋鼓，如同过节一般，好不逍遥！
战士们被舰上的情景惹得心口膨胀，脸上发烧，个个喊杀，人人喊打！
陶勇嘴上不说，但那凝聚的眼神告诉人们，他也是在忍受极大的心灵撞击，忍受着干柴烈火的煎熬。他担心的是两条军舰误了他发起渡江的大事。因为七圩港距离昨天发生战事的三江营江面有百余里，那里发生的一切，对全神贯注于渡江作战的第十兵团的指挥员来说，并不知晓。
接到陶勇电话的兵团司令员叶飞将军，心情更是难以言表。东路军渡江的成败，不仅关系到第十兵团十几万人的使命与荣誉，更关系到整个京沪杭战役的得失。作为全兵团的最高领导人，面对这两艘既不打又不走的军舰，实在没有时间可以周旋了。
电话那头的陶勇还在催促：“叶司令啊，它妨碍我们渡江，你看是不是把它打掉？”
叶飞不敢贸然行事，细心地问：“兵舰上挂没挂预定的信号旗？”
“旗不少，花花绿绿的，听说是英国旗。”
“老陶啊，我看还是慢一步。军委有过命令，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它敢开炮，我们严惩不贷。我看这样吧，时间紧迫，你先命令炮六团，让他们的前沿观察所用信号联络，如果不是国民党的第二舰队，确实是外国军舰，就得警告他们迅速离开我军防区。”
叶飞特意问到的国民党第二舰队，其司令林遵已与我地下党取得联系，准备趁我军渡江之际率舰队起义，投入人民军队的怀抱。叶飞怀疑这会不会是林遵的舰艇，怕误会起来，双方受损。
叶飞和陶勇的命令很快传到炮六团，要求所属在没有摸清英舰的来意之前，不要轻率开炮，并命令驻守八圩港以西江畔的炮三连，抓紧时间向英舰发出警告信号，敦促他们立即离开我军的防区。
发信号的任务交给了观测员曲天华。他带着几样器材，来到了七圩镇附近的江堤上，选了个突出位置，举起信号枪，向“伦敦”号方位，连放了三颗黄色信号弹。信号弹拖着长长的尾烟，在江面上空划着巨大的曲线，消失到江中。曲天华瞪大眼睛，紧盯着“伦敦”号上的反应。可是，“伦敦”号如同缓缓流动的江水一般，没有一丝动静。等了一会儿，他只好收拾好东西，回连部向领导汇报。
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组织几个人，到江堤上搭起三个干柴堆，点上火。火光冲天，映红了江面。这一联络方法原是准备接应国民党第二舰队起义时使用的，现在只好先用上试试，或许这两艘军舰跟起义的舰队有什么联系呢，管它呢，试探一下没什么不好……可是，军舰仍然平静如初，没有回应。
马达卫团长再一次将电话摇到“洪湖”指挥部，报告联系情况。接电话的是二十三军政委卢胜。他询问着：“三堆火也没有反应？”
“没有。”马团长回答后焦急地问，“如果它们向我们开炮，可否还击？”
卢胜说：“我们马上报告兵团，你们等待兵团指示。”
“我跟他说。”陶勇要过电话，大声吼道，“他们开炮你还不打，等死呀？不过你们要随时报告，不要轻率开炮。”
叶飞和陶勇订立“攻守同盟”
当三堆大火腾起熊熊烈焰，烟柱在空中翻舞之时，“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终于有了反应。随着一声号令，甲板上和平景象突然消失，水兵们各就各位，两艘舰上的桅杆都升起了一面旗帜，估计是他们舰队内部使用的临战信号旗。随着哗啦哗啦的起锚声，两艘军舰开始移动，并将全部炮口转向我军阵地。
炮六团一营三连连长肖永福向全连发出命令：“全连注意，准备战斗！瞄准前面的大兵舰，一炮二炮用榴弹，三炮四炮用穿甲弹，装填！”
就在肖连长下达预备命令时，马团长又打来电话，叮嘱他们说：上级有新的指示，如果要对外国军舰开炮，必须得到上级批准。原则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不开第一炮。
肖连长向团长保证他坚决服从命令。
正当他走回指挥位置，向江中英舰观望之时，随着一声巨响，一发炮弹掠过“伦敦”号前主炮，在左舷旁不远的地方，江中仿佛喷出了一座火山，巨大的水柱腾空而起，又散落在江中，溅起无数朵浪花。
有人开炮了！
显然炮弹发自我军阵地。
肖永福并没下达开炮的命令。他脑袋一紧，心想坏了，这是谁呀？
一问是二炮长梁学路。他说他听见军舰上响了一声，以为是军舰开炮了（可能是军舰铁锚撞击舰舷板发出的巨响），便自作主张地开了一炮。
肖连长来不及说什么，盯着江面上看，就看见两艘英舰同时降下桅杆上的旗帜，拉响了火炮。炮口喷出火焰，炮弹呼啸着扑向江岸阵地，把树木和泥土掀到空中。好在三连的工事比较隐蔽，大炮没有挨炸。炮声就是命令。我军阵地也向军舰开了火。对轰中，江面上布满了烟和火。炮弹落到江里激起的水花到处散开来洒在浪头上。
已近正午。“打起来”的消息传到二十三军指挥部时，陶勇军长正在吃午饭。参谋处长贾鸿钧放下电话听筒，奔到陶勇面前，报告江上开战的情况。
“我们的人有无伤亡？”陶勇问。
“二○二团当时正在团部开会，炮弹打过来，团长邓若波和参谋长王保哲当场牺牲，团政委陈坚负伤，还有40多人受伤，包括老乡。”
陶勇一听，搁下饭碗，猛地一拍桌子，筷子震到地下。这意外的消息使他的情绪变得难以控制。浑身颤动着，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噤。
这是他熟悉的两个团的领导。尤其是团长邓若波，其英勇机智不亚于自己。
他曾三次负伤，仍是打冲锋的好手。二十出头的年纪，就当上了营长。1944年参加淮安车桥战斗，邓若波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巧妙地突入有500多名日寇和伪军驻守的土围子，炸毁了敌堡，将敌人分隔成数块，又亲自端起刺刀，与顽敌展开了肉搏，和战友一起，刺死了80多名敌人，迎来了后援部队。1946年，在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中，已经升任团参谋长的邓若波，在紧要关头，亲率预备队投入战斗，指挥两个突击排，悄悄迂回到敌人火力点背后，搭起人梯，越过高墙，上了屋顶，居高临下，向敌人投掷了一堆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迅速打开了一条通道，使后续部队冲进宣家堡，活捉了敌少将师长钟雄飞……邓若波就是江南一带的人，他还不到30岁，就在前两天，陶勇见了这位青年团长，还跟他开玩笑说：“你马上就可以衣锦还乡了！”邓若波满眼是笑：“终于就要打过长江了，我请军长到家吃狗肉，喝花雕！”陶勇也乐了：“哎，吃狗肉要喝烈酒，怎么能喝娘娘酒！”
可是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个眼里总是闪着晶亮的光的勇士，再也看不见他受了批评也会哭，但只流泪总不出声的那副窘迫可爱的样子……
就在上午，陶勇还接到过马团长请求开炮轰击的电话，但他考虑到此事涉及与外国关系，认为还是暂不开炮为好，等请示野战军粟裕代司令员再定。早知如此，真不如早开炮！
他咬紧了牙关，免得自己骂得太凶：“岂有此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你英国军舰敢在我鼻子底下挑衅，胆敢杀我的官兵和老百姓！”他环顾房间，却茫茫然，他真想抄起枪支跑上江堤，朝着英舰开几枪，或者抓上几个洋鬼子就地处决！但这一刻他只能抄起电话，直接找叶飞司令员说说。
叶飞的心思跟陶勇一致，虽然中央军委对是否炮击英舰和如何掌握炮击分寸的指示尚未下达，叶飞受陶勇情绪的感染，断然下令：“开炮！给我狠狠地打！”
当陶勇将叶飞的命令火速传达到师团时，炮六团报告：“我们已经打了！”
“好，给我狠狠地打！讨回血债！”
当愤怒找到地方发泄的时候，陶勇已经平静下来。一个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不可能总受情绪的摆布，他可以冲动一时，但决不会总是信马由缰。他的力量在于控制全局。陶勇给六十八师师长张云龙打电话，要他迅速赶到二○二团，重新配备领导班子，振奋士气，化悲痛为力量，必须在当天晚上发起的渡江大战中，让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主力团照样成为主力团，打出威风来。
炮战开始以后，英舰虽利，但毕竟“寡不敌众”，在江岸密集炮火的轰击中，纷纷中弹，舰长卡扎勒海军上校负伤，炮弹的碎片把舰上的最高指挥梅登中将洁白的海军服也撕裂了。几十名水手弃船登岸。“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带着累累弹孔和伤痕溃驶上海。
据英国海军情报部门统计，“伦敦”号死者15人，伤者13人；“黑天鹅”号7人负伤。
炮战结束后，三野领导怕此事影响到渡江作战，也为了了解真相，以便占据宣传上的主动，让司令部打电话向叶飞查询：“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
叶飞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放下电话，另摇电话找陶勇，对他说：“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上面来查情况哩。”
陶勇心里老大不快：“有什么好查的！我最好的团长邓若波都给他们打死了！
文武双全的人才哪……”他说不下去了。
叶飞在其回忆录中回忆了这段往事，他当时说：“那咱们就定个‘攻守同盟’吧，都说英国人先开炮，你说怎么样？”
“行。”陶勇答应得很痛快，“都那个样子了，谁开炮还有什么意义！”
放下电话，陶勇问参谋处长：“那个先放了一炮的愣头青团里怎么处理了？”
“连里关了他5天禁闭。”
“是要处分。”陶勇赞同地点点头，“但账要算在不守纪律上。”
消息传到中共中央。
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完报告的毛泽东，还没有休息，就见陈毅急匆匆地向他报告：“接二十三军陶勇的报告，他在长江边与英国海军打了一仗。”
“他打了英国兵舰……”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立即叫来周恩来，请他注意英国的动向。
英国当局对“长江事件”反应复杂
扬子江的炮声顷刻轰动了世界，引起国际舆论的严重关注，成为国际新闻报道的政治评述的焦点。
路透社4月21日发自纽约的综合报道称：共军在扬子江炮轰4艘英国军舰，在美引起轰动。美权威人士对英海军伤亡之惨重感到震惊。所有的纽约报纸均以最大号字体发表这一新闻。
法国报纸均在头版予以报道。
瑞士报纸都用通栏标题登载这一消息……
再看英国报刊的反应：
英国的报刊对“一些英舰介入共军的渡江”表示指责，质问政府：“‘紫石英’号这时驶往南京，难道绝对必要吗？”
4月21日，英国驻南京大使史蒂文逊否认他已向北平（中共）提出抗议。
只说中共沿江部队未接获（英方）所期望的命令以停止对这些英舰的炮击。
4月23日，英驻南京使馆游德，这位后来担任过驻华大使的三等秘书，自告奋勇，前往浦口，试图同解放军接洽。但由于浦口无解放军高级指挥机关，游德未能找到受理此事的人。
客观地说，英国官方对英舰“长江事件”的反应是很复杂的。最初只是公布了“紫石英”号被“敌对”的炮火击伤，甚至连炮弹来自长江的哪一边都搞不清楚。
英国国会议员、海军中将泰勒在下院辩论“长江事件”时说：“你不能走到那些已经摆脱腐朽和帝国主义枷锁而正在奋勇前进的人们面前说：……我们将派遣一个使者与你们建立联系，他将会通知你，我们要你们做什么。”
英国下院关于“长江事件”的辩论非常激烈，很多有影响的议员对首相艾德礼曾声明的“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进行了反驳；对丘吉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去……执行报复”的狂言，和对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关于英舰留在南京有利于供应、无线电通讯和护侨等诡辩，展开了争辩。
反对党领袖麦克米伦指出：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已为1943年的条约所废除；议员罗伯茨批评英政府几个月前“曾给国民党好些军舰，这些军舰无疑要被用于内战”。他追溯历史背景说：“一百多年来，英国军舰常常卷入中国事件中，英国的军舰在中国的领水向中国人作战，到处激起中国人的愤恨。”
维也特议员说：“过去由于中国缺乏团结，我们又有武器上的优势，所以一艘炮舰就能在不小的地区内把中国人吓得手足无措，但现在已不能这样了。”
由于议员党派背景不同，观点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总的来说，多数的意见是批评政府缺乏远见，指责不该把军舰留在长江。
就连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听到“紫石英”号事件后，都连说了三个“愚”字：人家打仗时你把军舰开进去，是第一愚；受了伤又要派军舰去增援，和中世纪英国人在刚果河上打土著人一样，是第二愚；救不出，有吃有喝就留在那里好了，而又要逃跑，是第三愚。
4月3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对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驳斥了艾德礼声言英舰有权入中国长江的谬论，斥责了丘吉尔“武力报复”的狂言。
回顾后果，不得不说二十三军炮击英舰是一件大事。试想，当时还没获得全国胜利，如此事件予帝国主义以口实，出兵干涉中国，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和重视。
但是，敢于炮击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军舰，又确实是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多年的恶气，好不爽快。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所以他不但没有责怪陶勇，反而很欣赏他，并记住了他。
“紫石英”号事件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中英之间举行了多次谈判，历时三个多月，毫无结果，最终以“紫石英”号借台风骤起，傍靠一艘客轮逃出长江而不了了之。
这是中共建国前后第一起外交事件。它虽然没有圆满解决，但却涌现和锻炼了中共的海军与外交人才。袁仲贤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被派出国外的将军大使，康矛召也走上外交舞台，最后担任起大使的职责。而支持部下向英舰开炮的第二十三军司令陶勇，成为东海舰队司令员。
解放初期，刚刚转入海军的陶勇将军，多次对部下讲起过这段经历。他颇有感触地说，当时我们不懂海军舰艇的特点，也不熟悉国际信号，派了一名不懂英文的排长，率领一个加强排登上了“紫石英”号，去看押这一大型“战利品”。
殊不知，应该封闭其航海室、雷达室、无线电室、弹药库、炮塔、武器装备，让它失去航行操纵能力、机动能力、射击能力，我们的战士仅牢记“一切缴获要归公”，站在甲板上等待上级来接收这艘兵舰。结果，这个步兵排全部被解除武装，反倒成了俘虏的俘虏。最后，被“紫石英”号胁迫一艘民船遣送回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