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蒋介石对城里那所宅第十分惦念。因为那里不仅是他少年读书的地方，也是后来与陈洁如经常居住的地方，可现在顾不得了。只是在4月28日，蒋介石要离开宁波时，才把为他看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玉麟夫妇找到“泰康”舰上见面。蒋介石详细询问花园情况后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100块银元，以防万一。”
4月30日下午，蒋介石乘坐“泰康号”军舰在一片阴雾茫茫中穿过吴淞口，靠上了黄浦江心的复兴岛码头。
当天，蒋介石便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蒋介石对淞沪防务又作了周密的部署。蒋训话时说：“坚守在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即将得到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这是至关党国存亡之战役。”
蒋介石为保上海，要做最后的一搏。这是他倚重的最后一个筹码。这里不仅是他最早发迹的地方，长期以来，国民党政权也是靠着江浙财阀，尤为上海财团所培植。从现实利益来说，上海的战略物资还没有抢运完。蒋介石更有其战略的考虑：
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由于利害相同，可望获得英、美的军事干预。所以，蒋介石要坚守上海，哪怕能争取多守几天也是好的。
从1948年12月初开始，蒋介石即命令在上海构筑工事，历时四个月，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阵地。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一万多座。阎锡山看了阵地满怀信心地认为：
“至少可以守一年。”蒋经国把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说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汤恩伯向蒋介石报告说，防御阵地三华里以内的房屋已全部平毁。另外，在市内选定国际饭店、汇丰银行等22处建筑物作为市区巷战的核心工事。他拍着胸脯保证：“我已颁布了十杀战令，大上海将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为了表示自己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蒋介石不顾部下的劝阻，在第二天就离开军舰住进了由军警宪特严密戒备的金神义路（今瑞金二路）励志社内。
5月3日，蒋介石突然吩咐侍卫官，要去巡查市区。街头不时传来警车刺耳的尖叫声。防弹汽车内的蒋介石透过玻璃注视着那熟悉的马路和楼房，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翻腾。在经过江西路汉口路国民党市政府时，他看得更加仔细，好像要把这里的一切深刻在脑子里带走。蒋介石很清楚，南京失守，证明汤恩伯的话靠不住。
上海终究是守不住的，现在的这些设施只能延缓一点失守的时间而已。
但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暗中已有一张大网向他的头顶罩来。张开这张网的是国民党中将军衔的张权。
蒋介石回到励志社，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前来报告：“据一三二师中校参谋科长张贤密报，张权与中共地下党相勾结，策动一三二师等部队，阴谋在16日暴动，与共军内外夹击，夺取大上海，并计划包围复兴岛，活捉总裁！”
蒋介石气急败坏：“我早就说过张权对党国不忠，今日果然……”蒋介石气得说不出话来，把茶杯往上一顿，溅得水点四射，马上命令道：“立即行动，把张权抓起来。迅速查清同党，一定要一网打尽！”
张权在北伐时就任师长，与许多共产党人如林伯渠等都有交往。在攻下南京以后，解放军的统战代表张登即秘密会见张权，向他表示：“党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军委决策，准备在近期内解放上海，希望张将军设法策反蒋军官兵，促使他们或向解放军投诚，或发动起义，以使上海早日获得解放，减少战争中的生命财产损失。张将军自北伐就在军中任职，还担任过陆军步兵学校教务长，旧门生不少，必有志同道合、深明大义者。”
张权点头称是。现在国民党驻沪部队中不少将领包括汤恩伯在内，当年都是他的部下。张权准备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响应共产党号召，举行武装起义，活捉蒋介石，交人民审判。他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单线联络了一艘军舰，准备沉在吴淞口封住航道，截断蒋介石的退路。同时张权自率精兵，去捉蒋介石。张权指令一个参加起义的纵队司令李锡估做好准备，李又向部下中校参谋科长张贤布置了起义任务。
不料这个张贤竟是蒋介石的忠实门徒，结果不但武装起义流产，张权和李锡估都遭逮捕。蒋介石下令把两人枪杀在南京路西藏路闹市口，又重赏了张贤，从中校科长提升为上校处长，赏银5000元。（张贤在大陆隐匿下来，后被查出，1957年9月26日，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蒋介石经受打击，更加疑神疑鬼，感到哪里都不安全，再也不顾自己发出的“要与上海共存亡”的誓言，也不敢住在金神义路，而龟缩在吴淞口外洋面的军舰上，以便随时逃离。
5月3日，解放军攻克杭州，沿京沪、沪杭铁路向上海逼近。
蒋介石，这个当年从混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起家的江浙小子，曾将众多桀骜难驯的军阀笼于自己翼下，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好像只差一步到延安，如今却落得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几近死无葬身之地。他终于发起狠来，利用手中尚存的一点优势，向国民党空军发出命令，轰炸毛泽东居住的北平。
中共领袖们致力发展制空权
5月4日，6架美制B—24轰炸机，从蒋介石栖息的上海，直飞北平。8时57分，飞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低空投下30枚重磅炸弹。南苑机场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整个北平受到了震动，双清别墅也无不紧张起来。
毛泽东低头看看报来的轰炸简报，抬头看看窗外的天空：看来组建空军作战部队是迫在眉睫了。
其实，早在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建立航空学校的决定。并把航校地址定在东北。这是因为日本投降后，日军在东北的航空训练机构、装备、设施、人员来不及撤走，其中有的被苏军缴获，有的被毁，还有一部分散失于民间。而机场、机库、工厂等大型设施，仍比较完整。同时，还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的投降，这个航空大队有三百余人，在大队长林弥一郎的率领下归降了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9月，吕黎平等新疆航空队员和驾机起义的刘善本机组到了东北。由于国民党军对东北的大举进攻，使得新生的航校四处转移，直到东北全境解放，航校才由牡丹江搬到长春，算是有了个比较安定的校址。在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建立空军的问题。
1949年3月8日，西柏坡的各家各户都亮起了灯。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院落更是灯火通明。晚上9点多钟，以毛泽东为首的各位领袖都已坐在了会议室。尽管屋里烟雾缭绕，刺鼻呛人，与会者的脸上还是洋溢出亢奋。
毛泽东大口地喝着缸子里的茶水，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脸上红扑扑的。他在听具体主持东北航校工作的常乾坤、王弼汇报情况。
这些身经百战、处变不惊的领袖们之所以如此兴奋是有原因的。
在中国共产党28年的历史上，专门研究空军的会议，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几年前还是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们，如今要向天空开战了。这不正是他在抗战初期《战争与战略问题》中写下的宏愿吗？那时，他在文章里满怀激情地憧憬过未来：
“设想在装备了新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而“世界型的”不就是现代化吗？那不就是舰船在海中游弋，飞机在空中呼啸吗？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沧桑巨变，这怎不让人激动呢？
毛泽东被常乾坤的汇报牢牢抓住，听得极为入神，烟灰一截一截地散落在衣服上。东北航校所走过的艰苦而悲壮的历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毛泽东百感交集。
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已经培养了空、地勤人员五百多名时，毛泽东忘情地站了起来，连连说：“了不起！了不起！”
周恩来也兴奋得剑眉飞扬：“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
这个月的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中央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
可是过了没有几天，尤其是蒋介石的飞机来轰炸之后，毛泽东又着起急来：航校是有了，航空局也成立了，而且办公室就设在北平灯市口的同福夹道7号。可是还没有一架能上天作战的飞机，这空军真成了“空”军。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为了确保北平的安全，保证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周恩来紧急召见常乾坤，要他迅速建立一支空军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于是，在形势逼迫下，新中国第一个飞行队在紧急中诞生了。
这个飞行队下辖3个飞行分队，10余名飞行员，装备飞机10架，其中P—51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教练机2架。就是这些人、机组成了北平上空的防线。
蒋介石逃命不忘黄金
蒋介石在千里之外早已在享受“世界型”的了，不过这种享受却是苦涩的。
他要用现代化的舰船和飞机，先劫财，再准备随时逃离他曾经独霸的大片土地。
在逃离之前，他似乎还有许多事要办。在众多要办的事情中，他不会忘记一样东西，那就是钱——黄金。
亲信们已众叛亲离，所有的大事他只能交给最放心的人——儿子来办。这一时期，蒋经国成了他最为得力的助手。1949年上半年，蒋介石命蒋经国重点操办的事有两件：一是抢运黄金，一是抢修定海机场。机场自然是为逃跑之用，金钱则是去台后的资本。
1月10日，淮海战役——毛泽东胜利的这一天，蒋介石命蒋经国持手谕找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其把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
一周之后，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全部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防共产党接收。
国民党政府自1948年8月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后，民间所藏之金银美钞几乎被搜刮殆尽，全部存于国库。蒋介石派了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督导副专员”的名义亲临上海督战。蒋经国率领的“戡乱建国大队”、“上海青年服务队”，对私藏金银外币和从事投机倒把的“不法分子”，狠狠打击，逮捕了好些人，甚至将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抓去，当时上海人称此为“蒋经国打老虎”，蒋经国成了显赫一时的“打虎英雄”。仅在上海一地，蒋介石就收兑了黄金10万多两，美钞3400多万元，还有大量港币、白银和银元，总计在全国搜刮到数以亿计的金银财宝。淮海战役开始后，蒋介石还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直接与美钞挂钩，有外汇牌价，而金圆券在台湾则不能流通。蒋介石大量印发金圆券，造成金圆券贬值。贬值之快，不是以日计，而是以钟点计，一个钟头就下跌许多，一个钟头前可买一包烟的钱，一个钟点后只能买一张草纸了。要买件贵点的东西，只能用麻袋来装金圆券。
要将这样一大批数额巨大的现金运送出去，既要保密，防止李宗仁南京政府的阻挡，又需要说服主管财经金融的当局，促其合作，不能不使蒋介石费尽心思。在定海机场修成之前，主要是用军舰运送。由蒋经国负总责的运送任务，全部交给了海军部队和毛人凤的军统特务经办。
于是，在上海外滩，每当夜幕降临之时，会有几艘神秘的兵舰开进开出，停泊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黄浦江上，江岸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警戒地四处张望，不许任何行人车辆通行。江上的兵舰仍喷着烟，准备着随时开走。上下搬运的“苦力”，则由个个健壮的特务们担当，因为每个箱子都很重，这些壮汉子也时常累得呼哧呼哧地大喘。
蒋介石究竟运走了多少现金，实在是个难以估量的数字。
国民党文人陈孝威在其《为什么失去大陆》一书中说是“黄金50万两”；而当时参与转运工作的詹特芳则说是“美金8000万元、黄金924万两、银元3000万元”。
据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秘密会议报告和《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统计数字，去台前，蒋介石从国库偷运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金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元，总计价值约在5亿美元之上。李宗仁发现后，曾撤换了中央银行总裁，但偷运活动仍瞒着新任银行总裁持续不停。李宗仁曾致电台湾省主席陈诚，令其将运往台湾的黄金、白银、美钞等再运返福州的财政部仓库，但陈诚忠于蒋介石，不但拒不运回，还在台湾实行高压控制，为蒋介石退守台湾积蓄力量，以备与人民解放军对抗。李宗仁无奈，只得开动机器，大量印发金圆券以代现金，加剧了经济的崩溃。
尽管蒋介石在下级面前仍挺直腰杆，发誓要与故土共存亡，其实心里早已发虚，早在准备后路。对此，他在蒋经国面前也没有明说。事后蒋经国回忆说：
“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很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机场的工程已进行到何种程度了？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失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机场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事实上，从机场空运走的不只是军队，还有大批物资。
在上海解放之前的四个月内，是国民党抢运金银、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的高潮时期。这期间，仅从上海一地就抢运走1500船的物资，还不算飞机运走的。仅抢到香港的一小部分布匹、棉纱就价值400多万港币。
除金钱和物资外，原存南京博物馆的故宫文物也被大量运往台湾。其中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文具、名画、杂项等共1424箱；图片画册1324箱；历史文献204箱，共计文物23万箱之多，这些文物中有许多是无价的稀世国宝。
直到5月22日，解放军已打到上海市郊了，蒋介石还电令留在马公岛的儿子，要他立即飞回上海再抢一批物资。只是当蒋经国飞临上海上空时，江湾机场已是烟雾弥漫，解放军的炮火已将地面掀动，没有落脚之处了。蒋经国眼睁睁看着几辆满载银元的大卡车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只好长叹一声，悻悻而返。并致电其父：
“上海已陷入共军之手，再抢运物资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本来是要乘军舰逃离的，不过乘坐军舰离开上海太引人注目，再说主帅临战逃脱如何向部下交代？5月5日，蒋介石命令儿子蒋经国冒着大雨到轮船招商局，征用了“江静号”轮船。
新婚后才三天的江静轮船长徐品富被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叫到办公室，徐学禹神色严肃地对他说：“你的船今天不开了。卖出去的船票都已退了，另有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