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总想把最宝贵的东西都带走。大量的黄金、宝物被装上了船。可是，要带走“活黄金”——各路人才却没那么容易。据统计，1948年“南京北极阁院大会”前评选出的81名院士，留在新中国的有50多人。
毛泽东仍想严惩蒋介石
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形成了“剪刀差”。1月21日，蒋介石从总统宝座上引退下野，进入他平生忧险最重的时期；1月31日，北平解放，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分乘二十多辆汽车，浩浩荡荡由西柏坡驶向京城，写下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笔。
1949年开春的北平，正经历着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进了这座充满中华民族历史感和文化氛围的古城。毛泽东欣赏北平的建筑和历史，但不想做“皇帝”，不愿住进皇帝住过的红墙黄瓦紫禁城。但即使住在山涧丛林的香山双清别墅，这位还保留着许多农民习惯的共和国领袖，仍觉不如延安的窑洞住着舒心，再加上进城后的兴奋，回想一个旧时代即将结束，新时代即将开始，前几个晚上他总是失眠。
双清别墅——坐落在离北平市中心约40里外的香山南麓，是一座叠石环抱的庭院，掩映在苍松翠竹之中。由于这里有两股清泉从院子西面高坡上的山石中喷涌而出，水极晶莹，清代乾隆皇帝在山泉旁的石崖上题了“双清”二字，由此得名。
1917年直隶（今河北省）水灾，督办熊希龄在香山创办慈幼局，在此修了一座别墅，称为“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淡雅幽静，院内山、水、树、石顺其自然，甘洌的泉水汇聚一池，清澈透底。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借景，秀丽非凡，被人们称为香山之“园中园”。3月25日住进双清别墅的“不速之客”，无心观景。此时正是革命处于伟大的转折时期。毛泽东来到香山之后，4月4日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文章。
这一天，习惯于夜间工作的中共领袖们，在百姓掌灯时分，都聚集到北房正中的会客厅，纵谈国事。全国胜利在即，这些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领袖人物，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时候，个个脸上都有了喜悦的光彩。
北平的早春，尤其是早晚，还是很凉。领袖们围成一圈，喝着滚烫的热茶，毛泽东、刘少奇则不停地吸着烟。有关和谈的事，毛泽东照例让周恩来先说一说。
周恩来发言一般都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李宗仁已经伸出了和平触角，刘仲容、黄启汉先后来过北平与我们接触，看来桂系讲和的心情很迫切。”
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一直有病在身，但他自己并不在意，仍旧专心致志地投身于建国大业。他的见解往往深入一层：“李宗仁和蒋介石各打各的算盘，他们的关系已经紧张到有你无我的地步。由于实权仍握在蒋介石手里，所以即使李宗仁真的想和怕也和不了。”
毛泽东则认为：“谈还是要谈的，不管在什么时候，就是现在快要胜利了，和平的旗帜也不能放下，我们不能给国民党任何口实。再说，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嘛。
我们还没有做好渡江的准备，这段时间正好唱一台和谈戏么。此外，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蒋桂之间的裂痕，敌人的分化对我们总是有利的。”
总司令朱德则比较重视军事：“有一个问题要警惕，不能让蒋介石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我们渡江的时间最晚不能超过4月底。4月底以后江水暴涨，江面将大大增宽，会给我们过江的部队增加伤亡。如果躲开洪水，又是秋后了，蒋介石就有了喘息之机。蒋介石正抓紧编练新的兵团，他的目标是三个月内再武装200万军队。
那样一来，将增加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困难，战争不知要延长多久了。”
刘少奇赞成朱德的说法：“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朱老总一语道破蒋介石和谈的根本目的所在。”
五大书记中最富浪漫色彩的当属毛泽东。任何重大事件都可能被他一笑了之，而有时一些细小问题又可能被他开玩笑地说成大事。他了解宽厚的朱老总，对他说笑也多：“有我们英明的朱老总在，我们当然不会上蒋介石的当。那么我们定个最后期限，比如，4月中旬，怎么样？”
周恩来点头：“可以。具体限定的日期暂不定死，视谈判情况而定，但是不能拖过4月下旬。”
毛泽东一个手势，算是拍板：“这个问题就这么定了，打嘴皮子仗，还是恩来担当，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他又征求朱德的意见：“关于渡江，总司令你是怎样估计的？”
朱德缓缓说道：“经过三大战役，蒋军基本力量丧失，守备长江的兵力就显得严重不足。江防线长达2000余里，还需必要的纵深配备，这需要大量兵力，蒋介石到哪弄这么多兵去？由于兵力不敷分配，再加上南岸交通困难，纵深配备的兵力不易发挥作用，所以蒋军的主要兵力直接配备于长江沿岸，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也证实了这点。这样，蒋军漫长的江防线就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一处被斩断，则全线崩溃。它的江防舰队，由于北岸掌握在我军手中，很容易遭到我军炮火的袭击，也不易发挥作用。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嘛，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独裁内战败局已定，士气空前低落，所以他要守住长江，搞个南北朝是难上难。”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总司令很乐观，他说长江我们一定可以过得！”
朱德也说得随便：“你不要光听好听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不小哩，长江自古天险，史称‘天堑’，小看不得。我军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渡江登陆器材，甚至连帆船也没有，短时间内征集这么多船，再加上运输，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另外，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是北方人，不熟悉水上作战，短时间内掌握渡江技术和战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毛泽东很快联想到一个典故：“《南史·孔范传》说，‘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赤壁之战，曹操丧师83万，片甲不归。我们的对手，大概还做着赤壁之战的美梦哩。曹操大败，一是北兵不善水战；二是不习惯南方潮湿天气，瘟病流行；三是中了反间计，杀了会水战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四是上了庞统大当，把船只钉在一起，无法机动；五是中了苦肉计，黄盖带了一片大火。曹操干了这一连串的蠢事，焉有不败之理？这五条，前两条对我们还是一个现实问题，虽然过去了1700年，我们还是使用曹操那个时代的木船。想当年，曹操在巢湖练水军，横槊赋诗，不可一世。巧得很，我们也在巢湖练兵，但是我们决不会重蹈曹操的覆辙。虽然我们的渡船工具和曹操时代相比进步不大，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
这时，任弼时讲了一个笑话：“听说，蒋介石幼年的一位塾师找他谋差事，老蒋就委了个立法委员的头衔给他，还请他吃了一顿饭，蒋介石告诉这位老夫子：
‘先生，立法委员这个差使清闲是清闲的，生意可不是好生意。’”
众人都笑起来。刘少奇说：“这位蒋大总统还是很坦率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久官必富，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场的沉疴。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要从我们队伍中坚决彻底根除这种陋习。”
说到蒋介石，毛泽东对这个老“冤家”有许多话可以说。蒋介石比毛泽东大六岁。他们都出生在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青少年时代都曾受过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教育，成人之后都想励精图治，担当救国重任，先后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激流。但却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以振武精神为手段，欲“光我神州完我责”；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要改造旧中国，“粪土当年万户侯”。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可以追溯到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毛泽东是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会议的，蒋介石只是列席会议。他们虽然都已略知对方，但这次只是碰面而已，国共两党的大旗，分别由孙中山和李大钊高擎着。这次会议是名副其实的国共合作的大会，毛泽东还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中央是执行委员。当时的蒋介石还一文不名，他的崛起是在几个月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才开始的。又过了一年多，两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被湖南军阀赵恒惕围追的到处躲藏，无论在共产党内或是国民党内，毛泽东只能做做秘书工作，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使毛泽东心境很不好，而在国民党内又受到中央执委叶楚伧的排挤，真是里外不是人。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渐渐失意，而蒋介石渐渐成了掌握兵权的新贵……以后，这两党的两个代表人物水火难容，成了冤家对头，直到抗战胜利，才在重庆再度会面……在1947年10月写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谈到过蒋介石：
“早在民国十六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又一次忘恩负义，对于日寇消极应战，对于人民则积极镇压，对于共产党则极端仇视。前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定、通过政协决议、宣布四项诺言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总而言之，蒋介石的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现在，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严惩”：“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中共领袖们真的希望能听到南方传来蒋介石被活捉的消息。
那样的话，历史不知又将写就怎样奇妙的一页。
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松动一下腰腿，说：“我们对李宗仁、白崇禧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可现在看来他们还是要跟我们的蒋委员长一条道跑到黑，真是没有办法哟！”
“就是嘛。”朱德插话说，“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桂系舍不得那点本钱，还幻想与如来佛斗斗法哩。”
毛泽东笑了：“那就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厉害。李宗仁刚刚当上了代总统，舍不得那个宝座。对不起，你们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民不聊生，当然要把位子让出来，由我们共产党人来治理天下。”
毛泽东又联想到蒋介石：“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非常了解的，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李宗仁、白崇禧非要陪老蒋上断头台，我们也只好成人之美啦。原来，我们在战争初期估计，与蒋介石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五年也。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原来的估计是保守了，我看再有一年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了，还有许多仗要打，还有许多事要做。”
“主席分析得对。”周恩来接着说，“国民党崩溃速度之快，不但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且也出乎美国人、英国人、其他党派人士，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预料之外。
同时，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未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因此，根据主席的指示要特别告诫各级指挥员，虽然我们已兵临南京城下，但尚未实现我们的解放全中国的目标，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大意是要失荆州的。”
刘少奇说：“现在有人担心，我们渡江美国会干涉，如果美国出兵，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劝我们不要打过江去，以长江为界，搞个南北朝。”
周恩来对此有更多的了解：“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看，由于国民党的失败，美国感到无可奈何。1月26日，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巴大维将军，次日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从这种迹象看，美国已经开始从中国‘脱身’。但是，《1948年援华法》应于1949年4月到期，艾奇逊却向美国国会提出延长这项拨款的使用期限，并由国会通过。另外，当我军向长江沿岸集结时，美国又开始运军火，许多原来暂停的船只奉命继续运行。这种事实反映出美国当局决策的矛盾和混乱。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失败，竭力想把内战国际化，把美国拖下水。综合起来看，不能绝对排除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但是，美国要干涉也很困难。”
任弼时补充说：“美军在青岛的驻军便是个晴雨表，我们解放济南后，美军不但仍赖在那里不走，甚至还加强力量。但是在行动上还是很谨慎的，始终避免与我军发生正面冲突。”
毛泽东赞同：“基本的估计，美国不敢直接进行干涉，不是没这个心，而是没有这个胆。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战斗过程中，必须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有备无患嘛。”
周恩来考虑问题的另一面：“四野南下，西北、华北军区三个兵团随后也要向大西北进军。这样，华北空虚。我料想敌人会情不自禁地利用这个机会，袭击天津、塘沽、秦皇岛、唐山一线，威胁北平的安全，这个情况不可不虑。”
毛泽东点头：“是嘛，我们缉拿蒋介石，蒋介石会狗急跳墙，来抄我们的老窝。
不过，北平不是延安，蒋介石自身难保，不会有太大的力量光顾我们，我看留一个兵团看家足够了。华北军区三个兵团打过太原、大同一线后，可抽出一个兵团驻扎在京津唐地区。”
虽是有备无患，毕竟大势所趋，中共领袖们谈论什么话题都显得轻松。毛泽东关照着打仗以外的事情：“林老（林伯渠）已经在把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到了北平。
这些人是长期与我们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些人同我们站在一起，蒋介石在政治上就彻底孤立了。争夺天下，只有军事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蒋介石不懂得这点，他不懂得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以为枪杆子是万能的。枪多就可以左右一切，他犯了一个愚蠢的大错误。”
毛泽东最后说道：“我们要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将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要吸收这部分人参加，要使他们有职有权。”
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会客室才空了出来。工作人员往地上洒着水，轻轻清扫着烟头和纸屑。卫士们听见从毛泽东的卧室里传出高一阵低一阵的湖南腔的京剧声，都会心地笑了。
无人相信李宗仁的打算
住在江南小镇上的蒋介石，虽然下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操纵着政局。
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孙科、张治中等一批要人，纷纷要蒋出国。蒋介石惯用“出国”对付政敌，现在轮到别人对付自己，气得半昏，拼命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