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群给李作鹏起了个雅号：“李瞎子”。其实这只报废的右眼是有功的。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李作鹏、王宏坤等说：“萧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萧劲光、苏振华做什么？”
墨镜后面的光荣历史
“四大金刚”站在一起，真是各有特色：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一眼就能认出。最有特色的可能要数李作鹏了。因为不论屋里屋外，刮风下雨，他总是戴一副墨镜。过去的年代戴墨镜可不像如今这样时髦，那个年代，戴墨镜是要被归入特务汉奸一类的，那都是未成年人心目中的“坏蛋”。
叶群给李作鹏起了个雅号：“李瞎子”。
倒也贴切。因为李作鹏的确有一只眼瞎了，他戴墨镜也就是想遮住这个缺陷。其实这只报废的右眼是有功的。它是当年打日本时，被敌人施放毒气熏瞎的，可以说，这只瞎眼正是他光荣之所在，是他革命历史的一个烙印。
李作鹏是江西吉安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次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早年的职务不重要，但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参训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侦察科长、作战科长、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军长。
李作鹏同林彪的渊源很深，可以追溯到国内十年内战期间。当时，李作鹏在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任职，军团长便是林彪，长征途中，李作鹏任二师五团一营营长，团政委是一军团系统中有名的政工人员赖传珠。五团在红军部队中有“模范团”之称，经常跟在“先锋团”———杨成武指挥的红四团后面，作为后援力量，支持红四团作战。
李作鹏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能够显露才华，还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他跟随林彪，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是林彪、政委彭真）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
从此他对林彪亦步亦趋，唯命是听。
1946年春天，东北民主联军和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秀水河子地区发生了一次战斗，国民党军队是十三军石觉部的一个加强团，火力强大，斗志也很旺盛。东北民主联军参战的部队由林彪亲自指挥。这次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攻、守双方志在必胜，林彪创造的“一点两面”、“四快一慢”等战术，都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初露锋芒，国民党军队终于不敌，被一举全歼。战斗结束后，李作鹏在审讯敌军军官时，特意当着林彪的面，问那军官说；“站在你面前的，是林彪将军，你怕不怕？”那位军官嗫嚅着说：“怎么不怕？连日本人也怕。”林彪听了，嘴角动了动，虽然仍很严肃，但心里很舒畅。
1947年春，李作鹏转任六纵副司令员（司令员是杨国夫），参加“四平攻坚”大战。李作鹏领导的部队担任主攻；单刀直入，直追国民党守军七十一军陈明仁的军部，一举击溃敌军部直属团，还俘虏了直属团团长——陈明仁的弟弟。
1948年10月，李作鹏又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这时六纵司令员换成了黄永胜，李作鹏仍然担任副司令员。
辽沈战役中，李作鹏的杰出贡献是在饶阳河地区，顽强堵截国民党军队廖耀湘兵团东返沈阳。廖耀湘兵团的主力系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副美式装备，占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二，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锦州失守后，廖耀湘兵团进退维谷，夺路而逃，遭到六纵两个师的顽强堵截（司令员黄永胜率一个师率大部队行动），李作鹏率部血战两昼夜。终于完成正面堵截的任务，为林彪争取调集兵力的时间，为全力围歼廖耀湘兵团主力，立下了大功。
五六十年代，李作鹏为这得意的两役，特意著文《三下江南》和《东北战场上的辽沈大决战》，说实在的，这两篇文章既没为自己摆功，也没有过分突出林总的功劳，不像“文革”之中的文章。
1949年春，六纵改编为四野十五兵团四十三军，李作鹏接着黄永胜任军长，在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的率领下，南下两广。12月初，李作鹏率部长途急行军，奔袭桂军后方，俘虏桂军第三兵团司令张淦于北流、博白一带。张淦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这次却仓皇就擒，可见李作鹏用兵之神速。
1950年1月，李作鹏又率领四十三军秣马厉兵，在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委袁升平）的协同作战下，与海南共产党游击队冯白驹的策应下，一举攻下海南岛，守军薛岳部大部被歼。
新中国成立后，李作鹏曾经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长期在广东工作，曾任中国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李作鹏检查海军与“林总”不一致的地方
林彪抓“海军”，大约是从1962年开始的。当时海军东海舰队连续发生了几起重大事故，包括东航飞行员刘承司驾机逃往台湾；这些事不仅震动了海军，也惊动了军委。1962年4月2日，军委派出了由李作鹏、张秀川等参加的41人的庞大检查团，来到东海舰队。
在此之前，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已先期到达东海舰队一周，与有关领导谈了话，了解舰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情况，分析了事故原因，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既然出了事，他也欢迎检查团的到来，希望能帮助解决问题。
检查团在东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走马灯似的到了20多个单位，开座谈会57次，个别谈话的师以上干部112人，团以下干部234人，战士100多人，飞行员21人。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走这么多单位，找这么多人谈话，东海舰队的领导有些怀疑他们深入的程度。
从当时东海舰队机关所在地上海返回北京以后，检查团的两位负责人向萧劲光报告了检查情况，他们提出，对检查出的一些具体工作问题要好好排排队，分别研究解决。
这次谈话不久，海军机关便接到了检查团的汇报材料。在这个材料中，把检查东海舰队的问题作为海军问题提了出来。
萧劲光对此感到难以接受，觉得汇报材料里有些问题是在“做文章”，是从海军党委指示、文件和他的讲话中寻找一些在他们看来是与林彪、与军委精神不一致的内容，加以对比，以证明海军党委尤其是他萧劲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错误。
比如：“林总指示，在今后两三年内，仍然以四好为纲，大力加强连队建设。但是海军党委、领导机关所发正式文件，首长讲话以及报纸社论中却都有另外一些提法。就是‘四好为纲（或以四抓一调查为纲），以军事训练为重点’。这样就把思想作风这些带头领先的东西，放在从属地位，引起了下边干部认识上的混乱，在一些干部中甚至产生‘军训压倒一切’的错误理解……对‘四个第一’就不是那样重视，甚至有的指导员也不知道什么是‘四个第一’”
“军委林总提出，‘少而精’的训练方针后，海军又提出了‘稳步前进、巩固提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并当作训练的实施方针，使‘少而精’的方针被冲淡。”
“关于战备方面的问题。军委和林总指示的精神是：我们的战备工作要立足于应付大战，准备两手。但海军党委二届二次会议却强调战备工作要‘面对现实’准备两手……尽管海军提出的是准备两手，而实际上则是侧重于一手，主要又是应付当前斗争这一手。”
……
萧劲光不同意这些，并在海军党委常委交心会上作了说明。他觉得这些提法只是因为没有照搬当时军委和林彪的提法而已，但它符合海军的实际情况。从内心讲，把这些问题作为海军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加以批判，他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他被认为是“态度不好，不承认错误”。
同年10月，总政检查团检查了海军大院。海军大院被认为是北京市的“第二个管庄”（北京的一个大杂院，当时被认为是最乱的地方）。总政检查团与军委检查团对海军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
12月1日至1963年1月17日，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萧劲光的“错误”继续进行“揭发批判”。做出了《关于坚决贯彻林彪同志的三条指示，加强海军政治工作的决议》。萧劲光因为身体不好，住在三○一医院，没有参加会议。会后，参加会议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到医院看他，他对检查团的结论有意见，说：“海军犯了方向性错误，现在接受不了，还要看三年。”
萧劲光说：“再过三年，如果实践证明我错了，我再作检查。”
可是三年之后，萧劲光再也见不到这位爽直的陶司令了，他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
而具有几十年党龄的萧劲光也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准备随时被罢官撤职。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毛泽东在军委关于海军总部的报告上批示：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已经看过，认为很好，照此执行，每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
正在医院治疗的萧劲光得知毛泽东的批示内容后，很受鼓舞。7月3日，他抱病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除检查了海军工作发生的一些问题由他负责外，还表示：为了照顾大局，我可以承认四个第一没有摆在第一。信中还表示：我现在虽然有病，正在疗养，希望争取早日恢复，为党做些有益的事情。他很希望能跟毛泽东谈谈海军情况，因此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一段话：曾经有过几次打算找主席，但没有适当机会，如果主席时间许可的话，我可随时前来。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不久，他出了院，继续抓海军工作。若干年过去之后，萧劲光再回忆这段历史时，一些问题显得更清晰了。当时林彪之所以抓住海军不放，其目的就是为了推他那所谓的“四个第一”及其他“左”的东西。如果说在1960年9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人罗织罪名、搞揭发批判，是为推行他的“左”的一套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的话，那么，1962年3月他对海军的所谓指示、派检查团检查海军，就是他所采取的第二步骤。
1962年4月，军委检查团检查完海军后，其成员中的李作鹏、张秀川还有其他几个人便留在了海军。按照林彪的安排，李作鹏担任海军常务副司令，主持海军工作；张秀川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萧劲光因为犯了“错误”和“身体不好”，被安排到“三线”。
李、张来海军，是在检查团来海军之前的全军编制会议上确定的。当时，海军接连发生的几起重大事故，使萧劲光颇伤脑筋，加上身体不太好，对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点感到力所不及。为此，他曾向军委提过建议，希望能给海军增加力量。在全军编制会议期间，林彪找萧劲光谈话，当面交代让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来海军当副司令，萧劲光对此是赞同的。
他当时之所以赞同林彪的安排，主要是因为他对李作鹏是有些了解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都在东北打过交道。在东北民主联军中，萧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时，李任参谋处处长。后来他担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军长。在围困长春期间，他率领的部队负责打援任务，任务完成的还比较好。在萧劲光的印象中，李作鹏还是比较能干的。当然，林彪是比较器重他的，可以说他是林彪的一个“宠儿”。海军成立时，萧劲光曾建议要他到海军工作，但是他没有来。后来，他调到总参，担任总参军训部部长。
萧劲光觉得李作鹏作为总参军训部的部长，对训练来讲可以说是个“专家”，而海军出现的许多问题，大多都是在训练过程中发生的，他来当海军的副司令，对解决海军训练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无疑是有利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还是在刘承司叛逃事件发生后萧劲光到达上海时，就遇到了正在上海的叶群。有一天，她把萧劲光叫去，向他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指示。叶群说：“林副主席要我转告你，刘承司大事故，政治影响大，首先军委要负责，没有增加力量、工作帮助不够。今后要改变，要重视。增加李（作鹏）张（秀川）主要是帮助研究原因，改进工作。派工作团来也是帮助工作，引起舰队的重视，要维持海军威信，商量做事。海军问题，萧劲光同志有信仰作用，海军党委对军委是良好的，拥护主席。主要是帮助工作，不出事故，由萧劲光放手抓。组织上主要是加强力量，继续支持海军领导。出了事故，海军党委是否齐心协力不够、基层作风是否朝气不够，思想教育是否也有问题。要担任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加强核心领导。”第二天，李作鹏、张秀川便随军委检查团一起来到了东海舰队。
李作鹏、张秀川来海军的命令还没下，他们人已到任。萧劲光按规定，在军委正式命令下达之前，并没有宣布对他俩的任用。这本来是正常的，后来竟被作为“对抗林副主席指示”、“打击、排挤”李作鹏的“罪状”。
两人上台以后，从1963年，他们以林彪的所谓“三条指示”为“尚方宝剑”，全面否定海军十几年来的工作，大搞“端正海军工作方向”，全力贯彻林彪的“四个第一”和突出政治。（详见《萧劲光回忆录》）
矛头对准海军司令萧劲光
为推行林彪的一套，他们一方面互相吹捧，一方面对海军或舰队领导中一些坚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任意扣上“单纯军事观战”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帽子，这在当时是谁也担当不起的政治罪行，谁戴上这样的帽子，就等于是“反革命”，马上就会遭到批判。这不仅造成海军上层领导的紧张气氛，也使当时海军部队中相当一些干部产生了抓政治工作怕“偏”，抓军事训练怕“单”的思想顾虑，整天提心吊胆。
当时，萧劲光的身体不好，心脏病、高血压加上失眠的折磨，使他的工作不能保持经常。最使他伤脑筋的还是工作上的问题。按照罗瑞卿在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上的要求，少壮派李、张挡第一线，苏（振华）、王（宏坤）挡第二线，萧劲光挡第三线，并说有了这三道防线，海军工作就一定会搞好。但实际上，李作鹏等一直把萧劲光和苏振华作为他们的对立面，动不动就指责批判，在工作中根本就无法形成“三道防线”。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思想上、认识上的原则分歧，萧劲光始终认为，和平时期的部队建设必须以军事训练为主，作为技术复杂的海军更应如此。所以，1964年，他恢复工作以后，大力地抓起军事训练，这时关于郭兴福教学法也经军委批转下来，这使一度冷落的军事技术训练工作，重新振作起来。
李作鹏等人又指责萧“坚持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只抓比武训练，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
1965年8月和11月，海军又进行了两次海上作战，即“八·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八·六”海战由南海舰队汕头水警区指挥，以四艘护卫艇和11艘鱼雷艇协同作战，在福建东山岛东南兄弟屿附近海面，一举击沉企图对我沿海进行偷登袭扰的国民党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击毙敌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以下官兵170余人，俘“剑门”号中校舰长王韫山以下33人，以我海军较小代价，换取了较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