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挚、友爱】：罗荣桓同志对于士兵和下级极为关心爱护，令人难忘的，不论谁遇到什么困难，都会随时随地地得到他的帮助。有一次部队从山下的茅坪返回山上的茨坪，我们每人除了全副武装之外，还背着一条10多斤重的米袋子。那时我正在打摆子（发疟疾），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再加上年纪又比较小，当爬越陡峻的黄洋界时，慢慢地落到队伍的最后面了。我因为怕给班里的弟兄们添麻烦，有病的事谁也没有告诉。我一面尽力地走着，心里一面发急：自己既是班长，又是党员，落在大家的后面可像什么话！但是不管怎样着急，两条腿就是跟不上去。正在这时候，忽然一只温暖有力的大手从后面攀住了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罗党代表。
党代表问我：“你怎么掉队了呀？是不舒服吗？”
我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没有什么，只不过刚打过摆子，走得慢点就是了。”
“来！把你的枪给我。这个山没多高了，你再加上把劲就爬上去了。不要掉队，一掉下来就不好赶了。”
一面说着，他就伸手来拿我的枪。我见他的身上已经背了许多东西，便紧抱着枪不肯给他，一面说：“我扛得动！我很快就会赶上去的。”
不管我怎样说，枪还是被他抢走了。在这种友爱行动的感动鼓舞之下，我咬紧牙关赶上了我们班的行列。像这样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连里一些年小体弱的同志，罗党代表差不多都曾帮他们背过东西。
……患难之中的友情最为可贵。
事情过去30多年了。30年，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就在这一瞬之间，发生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变化呀！……我觉得，每个革命者如果能经常回忆一下往昔艰苦岁月的生活，对自己那是非常有益的。
说得何等好啊。一个充满着无限感激之情的黄永胜，不到10年，竟变得像害怕瘟疫一样怕接触“老领导”的遗孀，急忙割断哪怕是下一代之间的联系。而当林家要选婿时，也不管儿子愿不愿意、合适不合适，黄永胜夫妇带着儿子的照片就到林家求亲，虽说未成，心意可表。这是一种多么快速而强烈反差的变化？政治扭曲了人。这不能不说是黄永胜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政治投靠与感情投资
黄永胜从广州调到中央，对林彪自然是感恩涕零。叶群也乐得与项辉芳和和气气，暗中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1964年7月。项辉芳利用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杨梅生的爱人刘坚是原广州市市长朱光的爱人余修的入党介绍人的特殊关系，根据叶群的授意，指示刘坚打着中央办公厅要做标本和外贸需要的幌子，从余修家骗取了名人画卷共77轴，画册54本，碑帖8册，线装书63函另510册，精装书17册，还有其他一些文物，项辉芳托人将这些文物全部装箱，送给了林彪和叶群，以表忠心。
叶群见项辉芳懂些文物，态度积极，就委托她帮助收集古瓷和名人字画。
1968年7月和1969年春，广州军区一个部门领导两次接到项辉芳的电话。
她对这位领导人说：“中央首长需要一批字画，你想办法送一点东汉、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字画来。”
那时红卫兵正在破“四旧”，人们已把古物当废物，收集这些东西并不费力。几个月后，那个领导就收集了二十几幅字画，送到项辉芳这里。项辉芳让人送到北京叶群处。但因这些字画不是年代太近就是名气不大，甚至有些赝品。结果都被叶群退了回来。五个月后，项辉芳又让那位领导送来了收集到的质量较好的字画，送给了叶群。
这还不算，当叶群一张口要给林家选佳婿之时，项辉芳自告奋勇，加入了“选美”行列。她首先带着自己的儿子的照片跑到北京向林家提亲。在黄永胜的四个儿子当中，大儿子是最出色的一个，曾经有不少女儿家对其投以倾慕之情，都被拒之门外，林黄两家也算“门当户对”，更何况黄家大儿子的条件与叶群所定的标准也无大差别。但是叶群再三考虑还是婉言拒绝了这门亲事。她说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黄家大儿子“个子太高，与豆豆不般配”。但从后来叶群的谈话中，可以揣摸出其真实含义：她是怕与高干结亲后，因为联姻关系而影响政治前途。万一黄永胜要是倒了呢，岂不株连自己？总之她要把政治与结亲分开，也好必要时“公事公办”，拉得开面子。
好事未成，心意叶群还是领了，她感谢黄氏夫妇尽心尽力。
1968年元旦刚过，新年伊始，项辉芳又几经物色，帮助林豆豆找了一个东北美术学院毕业的“美男子”，叶群看后喜欢得不行，张罗着要林豆豆成亲。可是林豆豆早成了“叶主任”的对头：“只要是主任热，豆豆就冷”，林家母女的对立情绪，使项的功劳付之东流。
1969年7月9日，项辉芳奉叶群之命，以总政文工团招演员为名，去长沙特招“合格的候选人”。她到了长沙，立即组织人在长沙、益阳、常德、株洲等地挑选。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她就给湖南岳阳军分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发了五封亲笔信和一封电报，让他按条件赶快布置选美。
项辉芳在湖南和广州当地找了一圈都无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她还是在北京部队找到一名年青军医，觉得很满意，便亲自打电话布置人政审，并把材料送到林家大院。
此事本来就是违背林豆豆意愿的，而且她本人已在空军有一个男朋友，对叶群的选婿毫无兴趣。无奈吴法宪奉叶群之命，将她的男朋友发配外地。现在，由项辉芳以选保健医生为名，将这位青年军医送到了毛家湾。
就在这一年，项辉芳又帮助“老虎”相亲。在广州，她凭着黄永胜的地位，动员了广州军区的大批力量，在湖南、广州、汕头各设一个“找人班子”，分头行动，展开竞赛。其中汕头一地，几乎把广州军区文工团、歌舞队的人都投入了，“找人”的激战之中。她自己则坐镇广州指挥，汇总三路人马的情况，真可谓兴师动众，有色有势，真像是开展了一场神秘的政治运动。然而，天公不作美，给了广州大地独特的风土，这里出生的人多半是高颧骨、黑皮肤、深眼窝，这与叶群选媳的条件相去甚远。喜事虽然没有办成，黄、林两家的关系却更加密切了。
然而正当项辉芳全心投入政治斗争之际，没想到后院起火了。她既把叶群当作她的知心人，就把黄永胜喜新厌旧的事写信给叶群，想让她替她“做主”，好好教训教训黄永胜。她哪里知道，这也成了叶群控制黄永胜最有力的武器，她真是暗自高兴都来不及了。不久，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揭发黄永胜等人问题的信落入叶群、黄永胜的手中。这下项辉芳感到大事不好，万一黄要是倒了，自己岂不鸡飞蛋打？于是，不久前还与黄永胜大动干戈的项辉芳又回过头来，加入了帮助丈夫过关和挽救败局的活动中。据项辉芳后来交代：“叶贼4月29日把我叫到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室时，黄、吴、叶、邱都在（不记得李作鹏在场）。我到后，叶贼即说：她收到一封信，是温玉成交来的……当时，反革命集团对我有三条指示：一、快把人找到；二、在党支部宣布李必达偷听电话、窃密、造谣、挑拨关系等罪名，但要绝对保密；三、搜查李的所有东西，凡是犯罪证据，谁搜出来的谁签名，支部书记要签名（指我）。”
1969年4月30日，在解押李必达到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了“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又把黄永胜和项辉芳叫到毛家湾研究对策。
项辉芳受叶群指使，向黄、吴、叶、李、邱写报告，给李必达罗列盗窃机密、企图谋害总长、散布流言蜚语、行动诡秘的罪名。5月下旬，项又专程到广州了解对李的审查情况，指使看守人员并亲自给看守人员讲话：“这个案件很重要，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案件，办事组首长亲自抓。”此后，加紧了对李的看管和审讯。
黄永胜被捕后，项辉芳也于1971年12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1978年6月，由中央专案组定林彪死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军籍，送到安徽省白湖农场监督劳动。同其他被告们的家属一样，中纪委于1979年9月宣布对她进行重新审查。
后来黄永胜判决后，项辉芳同他离了婚。
项辉芳，1937年10月从河北定县出来参加革命。同她的同龄人一样，她走出家门时也是满腔热情，而且过了一段像样的日子。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后半生竟然是如此的悲剧。诸多的人生感慨只有在夜色和泪水中咀嚼了。（见肖思科：《知情者说》之三：《灰色女性》）
诬陷迫害成了一种职业病
黄永胜登上林彪贼船，除了主动靠拢和叶群引诱，最根本还是其政治路线的一致性。
1967年4月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极“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不仅地方上乱作一团，军队许多团体也在蠢蠢欲动，希望在乱中夺取权力。特别是“二月逆流”之后，军队中一小撮人开始反对老革命家，谋取军权。地处南边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一开始也看不清形势，不知该往哪儿转。在他举棋不定之时，他想起他的老领导林彪，对，应该向军队的最高领导国防部长请教，以免走错路。
一到毛家湾，林彪热心接待他的老部下。启发性地问道：“对于当前部队和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你看应如何处理？”
黄永胜不假思索：“我看就是重申八军，贯彻八条。支持八条中的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林彪脸上掠过一丝不意觉察的微笑，说道：“只靠八条是不解决问题的，现在需要有新的东西，向全国发出一份新命令，规定几条。”
黄永胜连声附和道：“对对，应该规定几条。”
林彪说：“好，那就再搞上几条。”
黄永胜又是一阵附和。
很快，林彪炮制的“十条”出笼了。几天之内发到全国各地。“十条”的发布等于是给冲击部队的群众组织火上浇油，这正好适合林彪唯恐军队不乱的意图。乱就可以让群众冲击那些与他对头的“老家伙”，可以自下而上地揭开所谓“盖子”。
5月27日，黄永胜为紧跟形势，回到广州后伙同政治委员、第二书记刘兴元召开碰头会议。在会上，黄永胜提出：“明天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班子调动问题。决定不要郭成柱、陶汉章、相炜参加。撤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副书记之职，只在常委中留一职务。”并说这样才有利于团结。
会上，任某提议“对相炜、江民风历史要审查，要成立专案小组，由军区负责人挂帅，由孔莱、江副参谋长和我组成。”黄永胜对此表示赞同，以此为起点，开始迫害军区领导干部，制造了文年生、相炜、江民风、陶汉章反革命冤案。
1967年12月8日，黄永胜批示成立相、江、陶三个专案小组，每组七至八人。
1968年3月1日期，在没有事先报告军委和总政等上级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经过黄永胜批示，为查清文年生副司令、晏福生副政委、郭成柱副政委和陈青山副主任的问题，成立了专案小组，黄永胜指出：“晏福生主要是查同贺龙的关系。”
1968年4月进京以后，黄永胜仍在北京遥控广州军区专案审查小组，诬陷文年生、相炜、江民风、陶汉章阴谋夺权搞政变。诬称王、关、戚反革命阴谋集团和相炜、江民风问题有联系。当专案组向黄永胜汇报，说查不下去了，没法查时，黄永胜说：“不要慌嘛，可以慢慢搞嘛，王、关、戚都在关着嘛，将来是可以查清的嘛。”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在广州军区策划制造的文、相、江、陶冤案，遭诬陷迫害的干部达764人。因“广东地下党”冤案而受到诬陷迫害的人达7200多，广东省副省长林锵云被抓起来之后，黄永胜对一个负责人说：“敌人档案里搞出来林锵云是个坏家伙，为什么不斗？是不是几个学生常委不行。要把林锵云他们的材料印出来交群众去斗，群众有些事情可做，想办法引导群众把敌人揪出来。”他们利用极其毒辣凶残的手段，逼一些人承认广东地下党是“特务组织”、“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追查地下党的上级领导，致使许多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不少人冤狱多年，身心遭以严重的摧残，大批干部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林锵云等85人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我党早期著名农民运动领导彭湃烈士的母亲、儿子以及烈士的侄儿、堂弟、堂侄等。连黄永胜自己后来交代问题时也承认：“我是拿竹竿打人，竹竿子长得很，伤害人很多。”
黄永胜进京后不久，就主持召开总参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现在又出了杨成武，这是不足奇怪的。”12月25日，他在听取总政军管小组汇报时说：“你们要交代政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要深挖一下，对干部要排排队”，“总政是水浅王八多”，“总政情况复杂，是阎王殿，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是阶级斗争复杂的地方。”
在此期间，黄永胜以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组长的身份，秉承林彪旨意，成立材料组，罗织罪名，陷害领导人，并且停发军委几位副主席的文件，收缴中央军委的全部印章。如在总政制造冤案792起，受诬陷迫害的达839人，其中军以上干部52人。在砸烂总政的大冤案中，给当时领导人和干部职工强加的罪名有“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有482人被非法关押，使总政副主任袁子钦及王冰等17人被迫害致死，95%以上的机关干部和直属机关的大批干部被赶出总政。
与此同时，黄永胜采取颠倒黑白的手法，歪曲历史事实，刚到总参就在林彪的指使下，诬陷聂荣臻是“华北山头主义”后台，11月又说：“每一个大转折总有些人出来反对主席的正确路线，有的是自觉的，也有的是不自觉的。聂荣臻这一辈子也没有干什么好事。这些人是不会死心的，一有适当的气候就会起来搞名堂。”如同打击罗帅夫人一样，实际上从1933年至1944年，黄永胜一直在聂帅领导下工作，对聂荣臻的革命斗争经历是亲眼目睹了的。无怪乎在1980年的审判期间，黄永胜矢口否认讲过这句话。
1968年5月，黄永胜在对贺龙专案组人员讲话时，大肆鼓动说：“贺案很重要，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很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搞案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把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要猛打穷追，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并扣压了贺龙元帅写的八封申诉信。
最惨无人道是1968年8月黄永胜与吴法宪召集罗瑞卿专案组开会，传达林彪诬陷“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十分狡猾，可恶之极。”与此同时，在原罗瑞卿专案组写的一个关于推迟罗瑞卿手术治疗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赞同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待秋后再动手术。这使将军的左腿失去了安装假肢的可能，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和摧残。
在处理彭德怀一案中，黄永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