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黄永胜写过一篇《井冈山上红旗飘———连队生活回忆片断》的文章，文章的中心是歌颂当年他当班长时，连党代表罗荣桓对他的教导，文章情真意切。
项辉芳帮助“老虎”相亲。她凭着黄永胜的地位，动员了广州军区的大批力量……
上将黄永胜，战功赫赫，污点明显
林彪的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或者说打击与拉拢是同时进行的，分不出先后。中国向来有“山头”之说，林彪的亲疏关系大都是战争年代自然形成的，它可以说是后来结帮拉派的依据，但不是唯一，比如死党、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便是一个，他不是四野的。但不可否认，林彪反党集团的多数成员不是“亲”便是“故”，这个小集团的形成是有历史渊源的，日趋成形则是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之后了。
先说这个集团中除林彪以外资格最老职务最高，唯一的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黄永胜吧。
黄永胜有过荣耀的历史。
从历史上说，黄永胜与毛泽东、林彪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毛泽东于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率领部队进入井冈山时，其中就有黄永胜。这批人员知名度较高的有：罗荣桓、谭震林、陈伯钧、张宗逊、杨得志、曹里怀、黄永胜等人。
黄永胜是士兵出身，积数十年军功，官至总参谋长，是个典型的行伍出身人物。
1927年，中国历史最动荡不安并发生巨变的一年，反动的北洋军阀基本上被打垮，革命犹如狂风暴雨席卷大江南北，革命的中心由广州北移武汉，这激励了整整一代人，中国的有志青年纷纷投入革命队伍。家庭贫寒，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黄永胜，也随着革命浪潮从湖北的咸宁入伍到武汉警卫团。9月又随军参加了毛泽东等率领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师的战士，12月又在江西遂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四军中，他历任排长、连长、副团长。
由于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特别是在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中，英勇善战，屡建功勋。他的升迁很快，1931年还是红十二军中的一名团长，第二年便升为红军的一名师长。1933年部队缩编，他又改任红一军团一师第三团团长。黄永胜革命是挺坚决的，他虽然是个团长，得知他的师长郭炳生带着另两个团要去投敌时，策马扬鞭，带着他的那个团就去追，部队被追回来了，只有郭炳生只身投敌跑了。这可是个不小的功劳。为此，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还专门给黄永胜颁发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据说，得到这种荣誉的人，犯了死罪可以罪减一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黄永胜随红一方面军北上长征。
在长征中，他和别的将领一样，特别能吃苦，他相信革命会像他的名字一样，永远会胜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1935年冬担任红一军团四师副师长，开始在军团长林彪手下工作，并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渡黄河准备对日寇作战。1936年6月，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1937年1月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2月按照军委指示，部队实行精兵简政、主力部队逐步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晋察冀军区部队变动，黄永胜担任第三分区司令员，后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等职。他在聂荣臻司令部的指挥下，迎击国民党的进攻，先后进行了绥远战役和反抢占战役。反蚕食斗争的四年里，他一直在聂帅身边工作，在战场上带兵打仗，虎虎有生气，有勇也有谋。可他的毛病也特别明显，就是爱拈花惹草，见了女人走不动路。职务越升越高，却不见收敛。在抗战紧要关头，他与一个地主女儿也打得火热，受到聂荣臻的严厉批评。这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学江青、叶群的样子，对知道他这段丑闻的领导，甚至朋友翻脸不认人，打击报复，诬陷迫害聂荣臻。正是为了此事，他感到没脸见人，想调到别处。正好第二野战军成立，黄永胜担任热辽纵队司令员。1946年8月，承德失守后，黄纵队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黄永胜从此投奔在东北王林彪的门下，成为林彪的一员干将。林彪对这位老乡、过去的下级也是另眼看待，这也为以后黄永胜爬上总参谋长位置作了铺垫。
1947年下半年，黄永胜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与第二纵队的刘兴元结为莫逆之交。以后东北野战军的编制成立后，他又担任第六纵队司令员，改称第四野战军时任四十五军军长、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等职。他虽然为辽沈战役建立过功勋，但玩女人的毛病始终不改。据说进城后，罗荣桓元帅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为黄永胜玩女人而发的，说他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不改，还要不要脸了？！
曾对老领导罗荣桓感恩戴德
全国解放后，黄永胜南下广西，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广西军区司令；第十五兵团兼广东军区司令；华南军区副司令等职。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后继任中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此时的林彪为“中南王”，黄永胜仍为其麾下的一员大将。黄永胜的革命历史真是一本挺厚的功劳簿。
在二野时，黄永胜和罗瑞卿共过事，也许是这个原因，在林彪发起对罗瑞卿的打击时，黄永胜“作战”不力，不像李作鹏、吴法宪那样冲锋陷阵，林彪对此很不满意。叶群给他透了信。黄永胜很紧张，怕失去在林彪眼中的地位，赶快给叶群写信，信中说“我说得不好，跟得不紧，我不敏锐……你转来林彪的指示，我是蠢猪。”几个月后，黄永胜与其夫人项辉芳感觉到全国政治风浪有变，决不能再失去林彪这只大船了。他们设法靠拢林彪。正好他们的四个孩子到北京串联，开始住在贺龙元帅家。黄永胜得知后马上命令他们返回广州，夫妇俩联名写信给叶群：
……我们四个小孩外出串联，住在北京时，曾多次到林月琴（罗荣桓遗孀）和贺家。我们是11月26日才知道的，当晚即以项辉芳同志生病住院为名，叫孩子们立即回广州，他们也于28日离开了北京。
林月琴那里，我们曾给孩子们打过招呼，不让到她家去，但不好把内情告诉他们。贺的情况，我们十一中全会以后才知道，孩子们早已外出。当然，就是在家也不便告诉他们。所以，他们糊里糊涂，被人拉着，经常去小龙那里！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待回来后，再予查问。总之，孩子们幼稚，容易上当，今后我们一定加强教育。
黄永胜
项辉芳
1966年11月29日
当黄永胜的孩子们一回到广州，黄永胜就教训了他们一顿，同时叫他们给“林彪伯伯”和“江青妈妈”写了一封信，信中造谣说他们到林月琴家里，林月琴对他们特别好，并一再打听广州军区“文化大革命”情况，这是别有用心。
还说贺龙的小儿子小龙搞秘密组织，准备秘密串联，找可靠的人，说罗家和贺家的人在调查、整理王任重的材料及关锋、戚本禹的讲话。告李井泉给贺龙打电话，薛明与秘书帮小龙修改材料等。林彪很欣赏这种全家式的效忠，不但原谅了黄永胜的不得力，还准备重用他。
事隔不久，发生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黄永胜被扶上了总参谋长的位置。
叶群及时将这个“好消息”透露给黄永胜：让你当总参谋长是林彪提议的，林彪早已有内定。林彪让我宣传你的历史和大节好。
就这样，黄永胜后来居上，比另三大“金刚”上贼船晚，却最受重用。
黄永胜如此强烈地表白，要如何与罗荣桓家划清界限是最令人费解的。恐怕多数人还不知黄永胜与罗荣桓的关系，其实罗荣桓真可以称得上是黄永胜革命的领路人。在60年代之前，黄永胜对此不但不否认，还经常说在嘴上，写在文章里。1960年，黄永胜写过一篇《井冈山上红旗飘———连队生活回忆片断》的文章，文章的中心是歌颂当年他当班长时，连党代表罗荣桓对他的教导，文章情真意切，完全发自内心。估计现在已经很难读到这篇文章了。为了说明黄永胜当年与罗荣桓之间的关系，摘引最为生动的三节，供读者自己品味：
【难忘的一件事】：记得在1928年秋天，有一次轮到我担任连的采买。
吃过早饭，我同连里的军需上士到墟上去买东西。那天上士泻肚子，快到墟上时，他交给我一块大洋，叫我先去买菜。我把钱随手往口袋里一放，便穿过拥挤的人群，直向菜摊走去。买好了菜，准备付钱，我往口袋里一掏，里面竟什么东西也没有了！翻过衣襟一看，衣服口袋不知什么时候扯了一个二寸来长的大口子。这一下把我急坏了。头上立刻冒出黄豆大的汗珠子。稍定了一定神，我便急忙瞪着眼睛沿着来路找去，一面走一面心里打鼓似的通通直跳。一直走到原来上士交给我钱的地方，哪里还有它的影子！以后遇见了上士，当他知道了这件严重的事情，便着急得没好声气地埋怨我说：“你怎么没有把自己也丢了呀？这是全连一天的菜钱，你这不是存心不叫大家吃饭吗？”
……在挑着担子往回走的路上，上士还是边走边咕咕噜噜地埋怨着我，我又急又气又难过，可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想，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怕要受严厉处分了；自从参加革命以来，自己还没受过任何处分呢！
回到连里，上士便同我去见罗党代表。我一见罗党代表便说：“报告党代表，我今天犯了一个大错误！”
党代表诧异地问道：“犯了什么大错误呀？”
上士插嘴说：“他把连里买菜的一块大洋丢了！”
党代表皱了皱眉头。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他听了之后便对我说：
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呀？你不知道公家现在困难得很吗？别说一块钱，就是一毛、一分钱也来之不易呀！”
我惭愧地说：“我也知道丢了公家这么多钱叫公家受了损失，太可惜了。
这只怪自己太不小心，以后一定注意改正。我现在请求党代表给我处分；丢了公家的钱，就从分给我的伙食尾子里慢慢地扣吧！”
党代表看着我那惶愧不安的样子，便笑着问道：“你想受什么处分呢？
扣你的伙食尾子，这要扣到哪一年才能扣得清呀？”
“连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伙食尾子什么时候扣清什么时候算。”
党代表见我十分认真，便既严肃又和蔼地说道：“算了，这次不给你处分了，伙食尾子也不扣。不过错误可不能再犯，这次你虽然是偶然不小心，也是要不得的。衣服口袋破了，为什么不早点补好呢？这样不经心是会坏大事的。你已经当了这么久的班长了，要处处给大家作模范才行，以后可不能那么孩子气了！”
上士问道：“这个亏空怎么办呢？”
罗党代表略考虑了一下，便说：“想办法从连的办公费里挤一挤吧！大家的伙食一定想办法办好！”
从连部出来，我心里十分激动。罗党代表既没处罚我，又没扣我的伙食尾子，是为了使我今后更好地改正错误，是对我的一次有力鞭策；正因为如此，我也越发为自己的过失而羞愧不安。我暗暗地责备自己，今后不管做什么事情，再不能这样粗心大意的了。不然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那就太对不起党代表对我的教育和期望了。
【党代表的启示】……这里我想起我当班长时第一次打人的事。大约是1928年初冬的一天，傍晚时分，我们班完成了军士哨，回到连的驻地。天气特别冷，又刮大风，我们回来晚了，来不及上山拾点干柴，所以无火可烤。大家钻进加盖了稻草的单薄的被子里，无论怎样也不能入睡。一个俘虏过来的永新籍士兵要求把屋里老百姓的稻草烧点取暖，我考虑到这既违反群众纪律，同时稻草又少，不能解决问题，也没多作解释，便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耸着肩膀，缩着脖子，把两只手放在嘴边哈着气，无可奈何地出屋去了。过了不大会功夫，忽然见他高高兴兴地从外面抱着一捆干柴进来了，一面大声地吆喝着大家起来烤火，一面蹲在地下，抽出一把柴烧了起来。当我弄清楚这是拿了老百姓的东西时，便叫他立即送回原处去。他蹲在地上一动不动，还是继续往火上加柴。我生气地从铺上爬起来，把他手中的柴一下子夺过来丢在地上，再次命令他把柴送回去。他蹲在地上呆呆地看着熄灭了的火堆，还是不动，也不响。我越发生气，便骂了他几句；这次他却不肯示弱，站起来同我顶了几句。我气急了，便向他脸上打了一巴掌。他没有还手，在一旁像小孩子似的伤心的哭了起来。一时屋子里的空气十分紧张，几个劝解的士兵都说那个永新士兵不该既犯了群众纪律，又不听班长的命令。
他们都没说我什么，但是从他们的惶惑的目光里，我感到他们对我打人是有些不满的。
第二天一早，点过名之后，因下雨没有出操。连部的小传令兵忽然到班里找我，说罗党代表要我到连部去。我到了连部，党代表见我来了，把他坐的板凳让出一节叫我坐下，然后问道：“你们班昨天晚上出了什么事情呀？
怎么深更半夜还吵吵嚷嚷、哭哭啼啼的？听说你还打了人？”
当时，旧军队的作风影响还没完全消除，我并不认为上级打部属是一件什么严重问题，何况说被我打的人又是咎由自取呢！我把事情的经过情形同党代表讲了一遍，最后理直气壮地说：“他犯了群众纪律，又不执行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唔！这么说你打人是对的喽？我提一个问题，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
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有没有办法把全班管理好呢？”
这倒是一个新问题，我一时竟无法回答。
“怎么？没有想过吧？我再问你，如果你当士兵犯了一点错误，班长把你打骂一顿，你的心里会怎样呢？”
我一声不响，心里却在想着党代表提出的问题：是呀！如果我的上级把我打骂一顿，我的心里怎么会好受呢？我打人家不也是一样吗？
党代表接着说：“毛委员教导我们，用打骂来代替管理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弟兄们有了缺点错误，要反复地向他们讲清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做到自觉地遵守纪律。今后无论如何也不准打人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我原来一肚子的理由，被党代表这么一说，都不知道那里去了。我终于在党代表和连长的面前承认了错误。这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从那以后，我一直牢记着这件事情。那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30多年来最后一次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