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股揭发、批判吴法宪的潮流猛然而来，吴法宪这个空军司令感到地位不稳，特别是林彪保持沉默，更使吴法宪忐忑不安。
吴法宪：“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到空军工作……”
林彪以“实权”作诱饵，吴法宪本色丢尽
吴法宪，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并兼任空军司令员，当时在军队中权倾一时，是林彪麾下的得意红人。
1915年，吴法宪出生在江西永丰县。15岁他就参加了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成为中共党员。参加过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
吴法宪本名吴文玉，这个名字用到抗战，才改为吴法宪的，至于为何改成这个名字搞不清楚。按理当时改名都改成一个响亮而革命的名字，可吴法宪这几个字却让人难以捉摸。吴法宪也是红一方面军出身，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政治部主任。团长系黄永胜，所以说，他与黄永胜是老搭档了。红三团是中央红军主力团之一，沿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所向披靡，战绩不凡。这中间，也得力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的吴法宪。
红军抵达陕北后，吴法宪到了红二师，在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领导下，搞部队的政治工作，随军渡河东征山西。后来他又任二师二团政委，与团长梁兴初并肩战斗，曲子镇一仗打得不错，击退宁夏军阀马鸿逵部骑兵的截击，为一、二、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做出了贡献。
1937年秋，抗战事起，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吴法宪转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委，当时团长是杨得志，旅长是陈光，他们所在的部队参加平型关大战，伏击日军坂垣旅团，血战有功。次年，吴法宪升任三四三旅政治部主任，其后他在旅政委肖华率领下，率部进入山东敌后作战，当时条件异常艰苦，常常要在新开辟不久的根据地内，与日、伪军进行战斗。晚些时间，吴法宪又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赴江苏、安徽交界地带作战，在南下支队司令员黄克诚领导下，大力从事开辟新根据地的工作。黄克诚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之后，吴法宪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第三师的作战任务并不重，主要担任保卫新四军军部的工作，所以该师的实力扩充很快。
1945年9月，第三师挺进东北，响应党中央号召，抢先占领东北，吴法宪亦随部队乘船渡海北上。当时，为了广泛吸收东北伪军部队，并且有利于搞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应付蒋介石，所以东北的部队采用民主联军的称号。黄克诚部编为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吴法宪任二纵政治部主任。二纵在东北民主联军中，是一支拥有较多老八路的部队，政治素质很高。
1947年夏，吴法宪升任二纵政委。此后，二纵两打四平，将国民党军队彭锷守部，全部歼灭，这时二纵的司令员是刘震。
1949年初，东北野战军结束辽沈战役后，移师入关，吴法宪率领二纵参加平、津、张战役东战场的战斗，在天津攻城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指挥下，二纵首先攻入市区，立下头功。2月，东北野战军改编为四野，吴法宪任四野三十九军（前身即二纵）政委，不久又升任十三兵团副政委。当四野在衡宝战役中击破桂军防线后，吴法宪又率部入桂，歼灭国民党军队黄杰兵团，黄杰只身逃脱。
1950年春，吴法宪任广西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与黄永胜共事。
1950年秋，吴法宪调任空军副政委，在司令员兼政委刘亚楼的统筹领导下，分管军队的政治工作。1954年，吴法宪参与了领导空四军对一江山岛、大陈岛的轰炸。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继抗美援朝战争后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实战。
在这次战役中，空军起了不小的作用。1954年，吴法宪升任空军政委，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是一个典型的从放牛娃到将军的人生足迹。从基层到团、师、军、兵团至军种的正副职，他几乎一步不落，又一级未跳。他生来相貌平平，才能也不超人，但有这样的业绩不能不说与他的勤奋努力有关。他能联系群众，能吃苦，上级交给的任务总是毫不含糊地完成，能忍让——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进阶之宝，也是叶群把他当作“草包司令”的一个原因。
据说有一次接待外宾，吴法宪穿了一身西装到场。他本来个子就不高，加上身体发胖，西装到了他身上顿时失去光彩，反而让人觉得可笑。
刘亚楼正好又是讲究仪表，对军容一丝不苟的人。吴法宪的穿着让他笑得直不起腰来，冲口就嘲笑起他来：“你看你穿得这个熊样，这是哪一国的着装呀！”
当时有许多将军在场，听刘亚楼一说，都把目光转向吴法宪，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要知道，那时吴法宪已是空军政委，至少也是副政委。搁在一般人脸上肯定挂不住，还可能由此产生隔阂。可吴法宪就有那个能耐。他虽然也红了脸，但转而憨憨地一笑：说：“这衣服做得不合适，嘻嘻，是裁缝不行！”
在私心杂念的驱使下，吴法宪盯住了那个诱人的东西：权力。
他贪婪的权力欲没有止境，他不知道自己将来能走多远，但他决心一直走下去。所以他以后在法庭上供词说，他脑子里只有林彪。
林彪很明白这个“老实人”背后的心思，也愿意以他的满足换取自己的满足，以他的需要换取自己的需要，出发点都是一样的，终点可能有不同。
1964年，林彪的老婆叶群选择了吴法宪，一同去江苏太仓搞“四清”。正是借这个机会，吴法宪与林彪、叶群加深了了解，拉紧了关系，也使林彪更加看重吴法宪，并有意提拔他。
1965年5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了。林彪当即策划让当时是空军政委的吴法宪改任空军司令员。5月9日下午，林彪在上海召见吴法宪，并对他说；“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员。”接着，又有意带着神秘色彩说：“不要传出去，还没有报告毛主席批准。贺龙知道了，他会提别人任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是块肥肉，谁都想吃，我要争取报告毛主席。”吴法宪心领神会其中的奥妙，立即表示：“我一定不辜负林副主席的期望。”林彪看着吴法宪上钩，故意加了一句：“空军司令是个实权，不能放弃。”吴法宪马上献媚道：“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挂名的，真正的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就这样，林彪与吴法宪之间的一笔交易算是做成了。他们可谓“各得其所”。不久，林彪、叶群将女儿林豆豆送至空军，以便吴法宪对她照顾。而吴法宪当然将之视为林彪、叶群对他的器重。从此，在林彪的策谋下，吴法宪和叶群勾结在一起，以推荐干部为名，在空军培植了大量的亲信，为林彪的野心扩张凑集力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空军内部斗争异常激烈。一股揭发、批判吴法宪的潮流平地而起，持续达一个半月，吴法宪这个空军司令员感到地位不稳，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像热闹上的蚂蚁。特别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林彪始终保持沉默，更使吴法宪忐忑不安，难以入眠。
前面说过，吴法宪任空军司令员，就是林彪提议的。刘亚楼逝世后，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封林彪1953年在杭州写给刘亚楼的信，内中写道：“亚楼同志：我要你给高岗同志转的话请不要转了，请你勿给高岗说……”
吴法宪看到这封信后，一时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就打电话给叶群，告诉她刘亚楼保存了这样一封信。
叶群一听，马上要吴法宪把信送给她，而且一再叮嘱不得给任何人透露。吴法宪立即照办，把信密封送到叶群手中。
叶群接信后，即回电话给吴法宪，说：“林总很感谢你发现这封信，林总说你很忠厚。”
原来这里有一段秘密。林彪1953年曾参与了高岗密谋夺取中央最高权力的活动，这封信就是一个铁证。但后来林彪知悉高岗的阴谋已经败露，就立即掩藏过去了。
为林彪加害罗瑞卿开具“罪证”
1965年秋冬正式开始的迫害罗瑞卿的行动，可以看作是林彪一伙密切勾结，狼狈为奸的新起点。1965年11月27日，林彪指示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从海军角度诬陷迫害罗瑞卿，要李作鹏从四个方面着手写明：“在每个问题上罗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林彪深怕李作鹏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又叫叶群亲自打电话督促，李作鹏立即表态；“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彪的事情。”当天，李作鹏伙同当时称作海军“战斗集体”的核心人物，海军第二政委、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密谋策划，写了一份七千多字的材料，诬陷罗瑞卿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为林彪提供了攻击罗瑞卿的炮弹。
当时的林彪远没有后来当上“副统帅”那样法力无比，他和叶群都怕吴法宪临阵动摇，所以对他是软硬兼施。
1965年12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认真准备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稿。
她向吴法宪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要他彻底揭发罗瑞卿。为了死死地控制他，叶群有意说道：“林总讲，你同罗长子关系也很好，空军把罗长子在空军的讲话印发到全空军，……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应该考虑考虑！”
吴法宪受到叶群的威胁，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他后来交待问题时说，当时是“含着眼泪小声回答：‘我当然是跟林总，不会跟罗瑞卿……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坚决同罗瑞卿划清界线，你们可以看我以后的行动，看我在会上发言的态度，而且我要当着罗瑞卿的面发言。’”
吴法宪表现出一副虔诚的面色来，叶群立刻转嗔为喜，说道：“我相信你，我立即把你的话报告林总。”又说：“林总已经把你的级别由六级调升到五级了。
为了要调升你的级别，林总把另外一个同志的级别也调升了，这都是为了使你不突出。”
通过这样又打又拉，吴法宪被牢牢地绑上林彪的战车。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的紧急会议，通过林彪、叶群的周密策划，终于形成了对罗瑞卿弹火密集的围攻。叶群在会上作了长达11小时的发言。
吴法宪诬蔑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想当国防部长”。邱会作在一个会议上，连续发了四次言，恶毒地攻击罗瑞卿，说他要“在军队造一个罗家天下”。李作鹏则诬陷罗瑞卿“是一个篡军、篡党、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没有出席会议的黄永胜也写信给叶群，说罗瑞卿“手段十分毒辣，打着红旗反红旗”。林彪和黄、吴、李、邱默契配合，紧锣密鼓，披挂上阵，实际上已形成了以林彪为首的集团。
此时的林彪，通过与罗瑞卿的斗争，地位又开始上升，他生怕整不垮对手，就进一步制造假证，诬陷罗瑞卿。被林彪、叶群软硬兼施，已决定死心塌地跟着林彪的吴法宪，又一次充当了可耻的打手。
1965年底和1966年初，叶群两次召见吴法宪，向他口授并书写了所谓罗瑞卿要前空军司令员刘亚向叶群转达的“四条意见”，并要吴法宪作为“原子弹”在批判罗瑞卿的会上发言，这四条意见写的是：
一、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三、今后林彪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去管，更放手叫他去管。
吴法宪在1965年底到1966年3月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的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两次发言并写了一封信肯定罗瑞卿讲了“四条意见”，并以此“充分说明罗瑞卿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因为刘亚楼于1965年5月已经故去，有人提出这是“死无对证”。叶群做贼心虚，忙叫吴法宪去追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作证。在吴法宪的威逼下，一再表示没有听说过“四条意见”的翟云英只得承认说：“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吴法宪如获至宝，赶紧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个证明，由吴法宪和翟云英一起签名送上。叶群生怕再有人追究，与吴法宪又商定，如果有人问起翟云英为什么和吴法宪一起写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瑞卿家，现在罗瑞卿出了问题，所以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
但林彪看了这个证明（见下一节），并不满足，觉得内容空洞，没有什么说服力。于是吴法宪为了充实内容，自己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
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不要）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不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就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四条意见”，便糊里糊涂地加在了罗瑞卿的“罪行”中，罗瑞卿为此一落千丈，而作假的人却步步高升，红极一时。（详见整罗瑞卿一章）
1972年6月中旬，在林彪折戟温都尔汗之后九个月，罗瑞卿奋笔疾书，写下了压抑在心底多年的声音：“这个捏造（指吴法宪引刘亚楼的话诬陷罗瑞卿）也利用了死无对证，可是他造得太不高明，首先要问吴法宪，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当时不揭发，要等到三月会议才揭发呢？大概那时还没有捏造好，是不是！仅此一问，就可以戳穿他……我说蠢得比猪还蠢的人，就是这个吴法宪。”
然而这只是吴法宪的一个方面，其实他有精明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总理估计了形势和风向，考虑到如何保护罗瑞卿安全的问题。周恩来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总医院，妥加照料。
吴法宪正好找到了一个向林彪献忠心的机会，他马上向叶群密报了这件事情。叶群答复说：“这不行！你反对罗瑞卿，你又包藏罗瑞卿，你怎么交代？”
吴法宪于是寻找各种借口，一会儿说空军总医院没有合适的房子，一会儿说医院靠近公路不安全，欺骗周恩来，故意拖延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