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看上去不像个战将，是因为他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人们有时爱称他为“政治元帅”。
除了吃黄豆就是吃中药。林彪自己看医书，亲自开药方，秘书或警卫按方抓药，煎好就拿给林彪喝。
从罗荣桓的处事为人说起
东交民巷8号，曾同时住过三位元帅：罗荣桓、陈毅、贺龙，奇怪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受到林彪的打击。陈毅、贺龙与林彪不是一个“山头”的，还好理解，而林彪与罗荣桓长期在一起工作，经常被“林罗”不分家地叫着，为什么还会受到林彪的打击呢？在“文革”开始时，叶群曾在罗瑞卿夫人郝治平面前大言不惭地说：“一一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重友情的。你知道罗荣桓当年的政治局委员是怎么当上的吗？罗在东北可没做什么事情，天天担架上抬着。可一一还把功劳分给他一半。开大会的时候，一一从前台跑到后台，满头大汗，就是去说服一些人，要不然，罗荣桓的政治委员根本当不上。”
人们知道，众多将领都把罗荣桓看作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一位忠厚长者，对他十分敬重，很少有人像叶群那样议论他。那么罗荣桓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罗荣桓看上去不像个战将，是因为他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再因为他从事政治工作的时间长，多次担纲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角色，人们有时爱称他为“政治元帅”。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东北野战军担任政委时，他和林彪被统称为“林罗”。也有人说，罗荣桓是一位“伟大的沉默的将军”，他话语不多，他的感情生活与家庭也同他沉默的性格一样，不爱声张，始终保持着平和。
1937年1月，罗荣桓结束了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学习，随后跟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一起到了延安，担任了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这时，由于内战已基本停止，延安也相对平静下来。每逢假日，分布在延安各个单位的一些老战友们，便常常邀集在一块，有时围着火炉摆龙门阵，有时到延河边散步，到了一起总是亲热地谈个没完。
罗荣桓这时已35岁了，因为战争的关系，还没有解决婚姻问题。罗荣桓的那些老战友们，对此非常关心，都主动地要为他找个合适的女同志。
春节期间，原三军团保卫局长许建国和在党校学习的原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刘桂兰结了婚。他们幸福的时刻往往想到那些未婚的老战友。有一天，许建国对爱人刘桂兰谈起了罗荣桓的个人问题，刘桂兰对罗荣桓也比较了解，知道他这个人非常老练忠厚。许建国一提这件事，刘桂兰马上想起了自己的同学林月琴，她觉得他们俩倒是非常合适的一对。
林月琴是安徽人，长征时在四方面军，当过妇女工兵营长，为人高雅、大方，性格热情、开朗，这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
许建国夫妇两个人商量后，便去找罗荣桓介绍情况。
别看罗荣桓是30多岁的人，又担任着高级政治部门的领导，但一听这事，感到很不好意思。在一旁的组织部的冯文彬是个急性子人，又颇有些侠肝义胆，这时便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要陪同罗荣桓去见女方。
“又不是给你提亲，你去干什么？”刘桂兰笑着说冯文彬。
“他不是脸皮薄吗？我去给他壮壮胆。”一句话把大家又逗乐了。
大家又商量了一阵，觉得女同志比较腼腆，一下子挑明了不大好。于是，决定由刘桂兰去邀请林月琴来玩，让罗荣桓先从侧面了解了解。
一个星期天，林月琴来到了刘桂兰的住处，她一进门，只见满屋子都是客人，多数都不认识，不由踌躇了一下。刘桂兰见林月琴来了，赶忙把她迎进屋，向大家作了介绍。
大家坐下后，又接着谈起来，林月琴因为不太熟悉，不好意思插话，只是默默地坐在旁边听大家谈论。
冯文彬是个活跃分子，他主动凑上来同林月琴搭话，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问得非常仔细。林月琴知道他是组织部的，以为是“组织上”了解情况，也没在意，很大方地一一作了回答。大家说说笑笑，非常热闹。可是，有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却十分拘束地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大家说话他听着，大家笑他也跟着嗨嗨地笑。他的举动很自然地引起了林月琴的注意。
后来，林月琴来刘桂兰家玩的次数更多了，她每次来都非常注意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渐渐地她发现，别的客人来来往往并不固定，而戴眼镜的那位同志却每次都在座。一次，她问刘桂兰：“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是谁？”
“他呀，就是后方政治部的罗荣桓同志，”刘桂兰笑着说，“他还没有结婚呢。”
“谁问你这个来。”林月琴有点不好意思了。
春天到了，延河的冰已开始融化。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互相了解，也进一步增进了友谊。刘桂兰感到向林月琴挑明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她找了一个机会正式向林月琴介绍了罗荣桓。其实，林月琴早已有了这种预感。
话已说明，大家都自觉地纷纷告退。罗荣桓和林月琴单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当时，林月琴住在党校，罗荣桓住在后方政治部，党校和政治部中间只隔着一条延河。春天延河涨水，他们两个虽然一水相隔，但见面必须骑马趟水过河。
一些爱开玩笑的同志便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他们两人说成是牛郎织女。
罗荣桓在和林月琴交谈中，谈得最多的就是抗日和张国焘的错误，他们越谈越觉得认识一致，感情越来越融洽。罗荣桓诚恳坦率地向林月琴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
林月琴觉得罗荣桓虽然沉默寡言，但为人老实厚道，和蔼可亲，心里非常满意。她也主动讲了自己的身世，她说：
“我的弱点就是文化低。小时候曾读过《千字文》和《女儿经》，参加革命后，因为张国焘实行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都不敢读书学习了。结果，原来学的字也给忘了大半。”
罗荣桓听完笑着说：“你还年轻，文化低可以学，可以逐步提高嘛！”
林月琴也笑了，她从心里感到欣慰和幸福。延河岸边的山丹丹开花了，在朝阳的映照下，显出北方农村朴素的美。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组织同意，也准备办喜事了。
办喜事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条件再不好，也要认真准备一下。林月琴把罗荣桓的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他那床毯子用碱水好生地洗了一洗，屋内两张门板一拼，床也就搭好了，再加上老乡家的一张黑色的桌子、一把老式的木椅和一个脸盆，新房便布置好了。
5月16日是星期天，也是罗荣桓和林月琴大喜的日子。当好多战友为他们帮忙张罗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这天下午，一个20多岁的红军干部骑着一匹大红马，向着延安城飞奔而来。
这个骑马的青年原来是甘渭汉，是红二十九军的政委。他边走边想：“今天天不早了，也办不成公事，还是先到罗荣桓那里住一宿，也可畅叙分别后的思念。”想到别后重逢，不由笑出声来。
原来他和罗荣桓是亲密的战友。罗荣桓在中央苏区第八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时，他是组织部长。罗主任比他大10岁，把他当成革命的小兄弟，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他们两人的感情特别深厚，行军打仗在一起，晚上也经常共睡一个草铺。
来到延安，找到罗荣桓的住房，老战友兴奋地握手问候。
甘渭汉看见一个警卫员正在杀鸡，想到罗主任一贯艰苦朴素，不禁纳闷，问道：“怎么杀起鸡来了？”
“欢迎老战友嘛！”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来呀？”
“我有情报嘛！”
甘渭汉怀疑地摇摇头，跑到屋里一看，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双人床上的铺盖刚拆洗过。他按照老习惯，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马褡子，搬到屋里去。
警卫员从马背上卸下行李，扛着走到门口，罗主任挡住警卫员，指着隔壁的屋里说：“放到那边去，打扫一下，找块门板。”
“怎么搞的？”甘渭汉奇怪地望着罗主任。“不让我跟你睡在一起呀？”
罗主任笑笑没有回答。
“好久不见了，有些工作问题，正要向你请教，睡在一起好谈呀！”
罗主任仍然笑笑没有说话。
这时候，谭政、许建国和几个同志都来了，听了他们说话，有个同志揭穿了秘密，说道：“你这个小甘，真是乱弹琴！人家今天晚上要结婚，你睡在这里算什么事啊？”
甘渭汉这才恍然大悟，闹了个大红脸。
到了晚上，政治部所有的同志都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喜气洋洋吃了罗荣桓一顿喜面。婚礼举行得非常热闹，新房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大家纷纷祝贺新郎新娘并肩携手，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
结婚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我党把一批批干部调往部队，奔赴抗日前线。
我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央决定成立三个师，一方面军和十五军团改编为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师；四方面军和陕甘宁的几个团改编为一二九师。罗荣桓也实现了他盼着上前线的愿望，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即将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当时，因为党中央有规定，家属不要跟部队去前线，林月琴只好继续留在延安。
有一天，毛泽东派人来请林月琴。林月琴感到很突然，她对罗荣桓说了一声，便马上赶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招呼她坐下后，亲切地说：“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
“原来是四方面军的，当过宣传员，后来带领一个营的妇女工兵哩。”林月琴回答道。
毛泽东笑着说：“噢，你还是个营长嘛！怎么样？蜜月度得好吗？”
她只是恬静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你们结婚吃了些什么？”
“吃了一顿面条。”
“怎么，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起来。
罗荣桓本是青岛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的学生，原想在大革命胜利后当一个土木工程师，来建设国家。但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他脑子里的蓝图打得粉碎，他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5月间加入了共产党。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他到通城搞农民武装，带领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三湾改编时，他是起义部队中七个连党代表之一。毛泽东对他非常了解。毛泽东高兴地向林月琴说了罗荣桓的经历和为人。他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我们共产党都要做老实人。”最后，说起了罗荣桓要去抗日前线的事，毛泽东风趣地问林月琴：“你们新婚燕尔便要离开，我是不是有点残酷？”
林月琴回答说：“那是革命需要嘛。”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说道：“好！长征路上你是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参军，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
林月琴又被逗乐了。
林月琴回到家里，高兴地向罗荣桓说了毛泽东见她的情景。罗荣桓和爱人一样，也很受感动，他把毛泽东的关怀和褒誉深深埋进心底，更加紧张地投入了开赴抗日战线的准备工作。
部队要出征了，罗荣桓深情地对林月琴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要安心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
这次离别后，直到1938年，他们夫妻二人才在晋西北敌后根据地团聚。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1938年冬天奉命向山东进军。罗荣桓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东进路上生的，所以取名东进。罗东进出生以后，就在挑筐里和马背上，长途跋涉到了山东。
到山东后，罗荣桓担任了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又与师长林彪共事。
“林罗”共事多年，罗荣桓从不贪功诿过
罗荣桓元帅一生中，多次与林彪共事。早在井冈山时代的1930年，罗荣桓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林彪是军长。以后在红军一军团，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东北野战军，林彪是军事指挥员，罗荣桓负责政治工作。
当年，人们称呼“林罗”，就像称呼“刘邓”一样自然，一样充满敬仰。但这两个人不但从外表形成极大的反差，就是性格上也截然不同。罗荣桓胸怀坦荡，肚子里能撑船；林彪心地狭窄，眼里容不了一粒沙子。罗荣桓对林彪的为人十分清楚，遇到分歧，总是从团结出发，尽量尊重林彪，维护他的威信，但对重大问题从不退让，坚持党的原则。
1930年端午节前，正在红四军二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和四军政委。
罗荣桓的新任命，是毛泽东提的建议。当时，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都很难相处，时间一长准闹矛盾，毛泽东对此很不安。林彪担任二十八团团长时，几届党代表都被他闹得不欢而散。从井冈山撤退时，上级又从三十一团调来何挺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是个容易相处又很有办法的人，不幸的是在打大余时负了重伤，毛泽东知道后，特意嘱咐陈毅转告林彪，要好好照顾，想办法把他抬走。可是按林彪的性格，这种事他一向不过问，他最关心的是战斗胜利。所以对何挺颖也是如此，没派担架去抬，也说不上照顾，仍让何挺颖骑马，结果因伤势过重，从马上摔下来牺牲了。
后来，二十八团改为一纵队，党代表是谢唯俊。林彪对谢唯俊又是一肚子意见，三番两次到前委告状，硬是把谢给挤走了。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四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必须选一位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选后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上任后，罗荣桓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抓得紧，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四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罗荣桓率红四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去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
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罗荣桓就带着四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
就在我四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敌十九路军紧追了上来。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有疏散，结果一些俘虏、枪支又被敌人夺了回去，我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了。
与林彪不同的是，罗荣桓非常重视伤病员工作，他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一项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只要有时间，他会亲自去做。
但这一次由于军情急迫，没时间具体安排，只好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却不料出了差错。罗荣桓心情非常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在黄陂消灭了毛文炳师的四个团以后，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
在休整期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四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罗荣桓在会上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可是，作为军长的林彪，却毫无表情地坐在一边，好像此事与他无关。
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
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