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份报告又列了12条“罪状”，其范围已不是“尖子班”和一连了，而是全军“整个当前军事训练”。他们论及其“后果”：挤掉其他工作，军训残缺不全；拼命蛮干，增加事故；恶化官兵关系，增加军政矛盾；出现弄虚作假、败坏部队作风。据了解，一连的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该团其他连队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结果是正常生活秩序都被打破，四个第一受到冲击，甚至败坏了部队作风。目前有些部队政治空气不浓厚，文化生活不开展，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1、2、3（单杠）、扣一条线（队列），（作者注：扣应为抠）而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人民生活中的大事、党的大事，搞不清当前军内外进行着那些阶级斗争。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只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红色接班人。
即使从他们罗列的“罪状”中，人们也不难看出其小题大做的把戏，更别说这些所谓事实本身就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了。
其实，大练兵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的确存在着某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许多已由军委领导人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多次提出，并在采取措施进行纠正。比如罗瑞卿在1964年7月27日，就廖初江所在连队训练中弄虚作假问题做出过批示：“廖初江所在连队，军事训练不过硬，作风上这样不健康，公然弄虚作假，自欺欺人，证明对毛泽东著作并没有真正学好，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真正挂了帅，请沈阳军区整顿此事。廖初江也不能总是不在家，外出作报告要有一个限度。”
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是当时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标兵。
这三个典型人物的推出，与林彪有着直接关系。
1964年5月1日，根据林彪指示，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5月6日，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推广廖、丰、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的指示，指示说：林彪元帅最近号召全军，要像军事方面推广郭兴福教学法那样，在政治方面推广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来推动全军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指示概括了他们的主要经验：一、对毛主席著作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二、为革命而学，自觉性高，责任心强，决心大，有毅力；三、带着问题向毛主席著作请教，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用什么就学什么，运用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四、边学边用，把读书、对照、实践结合起来。读书时，精读多想，把自己“摆进去”，认真地对照检查，严格要求，身体力行，自觉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五、反复用。他们决心“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学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对许多文章、基本观点和语录反复学了几十遍，领会越来越深，效果越来越好。这种学习方法，就是林彪元帅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原则的具体体现，对于所有干部、战士和院校学员都是适用的。
应该说，林彪在看准了的工作方针上，是不遗余力的，有当年打仗那股狠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与当年指挥打仗不同的是，那时他要一门心思弄清敌人的意图、兵力，所谓“知己知彼”；现在，他除了要弄清对手的情况以外，他最为关心的是一个人的情况———即毛泽东对事情的态度。
而且，林彪关心的是毛泽东重视的“大方向”。毫无疑问，作为最高领袖，毛泽东不会放松对军事训练的要求，他对大练兵、大比武也表现出相当的热情。
但像对风、对光、对冷都十分敏感的林彪，早已从毛泽东历来的思想中觉察到毛泽东是要抓政治的，他高歌的“政治第一”，可以说是摸准了毛泽东的脉搏。他曾交代工作人员要注意打听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情况，特别是打听毛泽东是读什么书。说林彪会窥测方向，进行政治投机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他的阴谋心迹有时也会表露出来。1970年，当他走到事业的顶峰时，5月1日，在总政部长以上的干部会上，他得意地说：“我这个人是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毛主席一贯搞政治，我是学习毛主席的。他的法有效，我也学他的法。”林彪煞费苦心，将政治学习中的条条框框，总结了又总结，归纳了又归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法则，在“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等之后，又于1965年11月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又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风潮中，大练兵运动终于偃旗息鼓了。
但政治本身并不是林彪的终极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排斥异己、抬高自己。
对于林彪对大练兵运动的非难，罗瑞卿接受不了。同样，对林彪用突出政治即突出毛泽东思想来压人整人，罗瑞卿也没有被吓倒。他凭着自己的胆识和自信抗击着。1965年1月15日，即林彪非难大练兵运动的讲话刚刚发出，罗瑞卿就在高等军事学院军以上干部读书班结束时讲：对于林总突出政治的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你们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赞成的回去以后写信来。1月23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的总结讲话中，罗瑞卿又说：“去年军事训练尽管有些缺点错误，有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蛮干，这些方面是要纠正的。但是，总的来讲，成绩还是主要的。去年练兵，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教学法是正确的，这种教学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军事训练中的缺点和错误是苗头，不要把有些地方冲击了政治，看成什么地方都冲击了，已经冲垮了。对比武也要这样看，比武中虽然有一些毛病，但是成绩也要肯定，它对军事训练起了推动作用，也的确出了不少好人好事，这有大量的证据。比武的内容，绝大部分没有离开军委的指示和军事训练的方法和原则，首先是近战夜战，是200米内的硬功夫，是打得准、开得动、联得上，这些都是打仗用得着的。去年的练兵确实有一个群众性的热潮，也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带来的副作用不可缩小，也不可夸大，不要把什么都推在比武上面，有些毛病不比武也会发生的。”
罗瑞卿是聪明的，他知道针尖对麦芒地对抗林彪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他试图用林彪自己说过的话，来“曲折迂回”地维护“大练兵”。4月3日，罗瑞卿在对某军团以上干部的讲话中说：有人说，既然讲去年发生了军事冲击政治的苗头，是不是否定了去年工作的成绩？没有，林彪同志对去年军事训练的成绩也作了足够的估计的。不久以前，我向林彪同志汇报工作时，他说，去年军事训练的成绩至少有四好：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去年全军大比武，有些弄虚作假，锦标主义现象，这是缺点。但是，林彪同志提出比武的成绩还是主要的。
在不同的场合和各种下发的指示中，罗瑞卿仍在坚持：1964年军事训练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毛著？主要的不是，有一些是，主要的我看不是。搞好军事训练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现在要靠训练来准备打仗。对整理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罗瑞卿作了八处重要修正才上报下发。针对林彪反复说的“突出政治”，罗瑞卿批改道：什么才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同志中理解是不一样的。有林彪同志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些同志的理解，有我们的理解。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空头政治不能算突出政治。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林彪指责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要赶快刹住这股风的讲话，罗瑞卿说：十几年才比了一次武，积极意义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在林彪的讲话中有“军事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字样，罗瑞卿加注说：这里是指必要的，也不能乱冲一气。林彪要求把军事训练压一下，要突出政治。罗瑞卿说，不要一下偏到这边，一下又偏到那边。林彪讲，如果政治上一塌糊涂，打起仗来往后跑，即使军事上再好，有什么用！罗瑞卿说，一方面不要犯单纯军事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使各项工作都过得硬，不搞空头政治。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向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打得不准，一打人家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罗瑞卿执著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抬高和曲解，罗瑞卿毫不掩饰地说着心里话。比如：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林彪提出毛主席的书是全军最高指示，罗瑞卿当面对林彪讲，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这些话简直使林彪忍无可忍。他大骂罗瑞卿太狂妄。
罗瑞卿之所以这样说，其实许多老将帅都有同感，只是多数人没有与林彪直接对话。他们在不同场合也表露过自己的心声。1965年1月上旬，召开了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总结1964年的工作，讨论1965年的工作纲要。会议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主持，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双方的斗争已经很激烈了，会前，将叶群等人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大家。在总结1964年工作，特别是讨论如何评价军事训练时，有个别人指责说，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大多数与会者看了叶群等的调查报告，又听了各种议论，都认为，这种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抹杀甚至全盘否定1964年军事训练成绩的观点是不对的。杨得志、杨勇等许多大军区和总部的领导在发言时特别指出，去年我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多少年来最突出、成绩最好的一年。有人说去北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三代民兵也是假的。他们打靶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凡参观的人都心服口服，怎么是假的？当然比武中出现一些缺点，但这是前进中的毛病，不仅军事训练中有，政治工作中同样有。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是指责、泼冷水，还是帮助克服，继续前进？有的当面质问那个讲军事冲击了政治的人，你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对方无言以对。
林彪将罗瑞卿打入十八层地狱
据罗点点分析，她爸爸回军队是林彪的提议，是他看中了罗瑞卿的可靠和能干。有她爸爸在，在实际工作中他便基本上不用操心，但是事隔不久，他发觉有一些事情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首先他没想到罗瑞卿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关系那么密切。这种关系是许多微妙因素的总和，而且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罗瑞卿卓有成效的工作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尽管林彪已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引起了毛泽东特殊的好感和注意，在全党独树一帜，但他对自己仍然没有自信，在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中一直缺少的那么一点点亲切和自然，使他拿不准他的这种表现是否真的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第二，他没有想到罗瑞卿以他的勤奋、周到和严谨很快成为军委里几位副主席都乐于接受的人。他和他们所有人都很快地建立了融洽的工作关系。
第三，1962年秋，部队东南沿海备战后，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明确告诉罗瑞卿：“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军队的事情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下。”罗瑞卿就真的一心一意配合贺龙抓军事工作。考虑到林彪有病，好多事情贺龙和罗瑞卿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也是考虑到林彪有病，军委其他副主席交办的事情，罗瑞卿也尽量不打扰林彪，快手快脚地自己都办了。日子一久，林彪开始不安。
林彪有一次若有所思地问罗瑞卿：“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罗瑞卿没有搭腔。因为他知道，林彪虽然用了“我们”这个词，但这个事情与他关系不大。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数得出来的几个，林彪和这些人都是他的上级，都是他敬重的元帅。他的组织观念告诉他，这绝不是他应该参加讨论的话题。但这使林彪大为不悦。他已经明显感到罗瑞卿已经不是唯他林彪马首是瞻的人了。
林彪知道，就罗瑞卿当时的地位和威信，要扳倒他，仅靠他林彪自己的威望是不够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看来不动用最后也是最管用的一招，罗瑞卿不会就范。
这最后的一招，便是林彪研究最透运用最灵的一招，即借助毛泽东。而要讨毛泽东好感的看家本领是突出政治。
1965年11月18日，林彪将《关于1966年全军工作方针的指示》即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和《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某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
呈送毛泽东，并附一封短信。在信中，林彪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与这个部队近似。”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五项原则”。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这一段话，是“文革”中被人引用最多、能置人于死地的名言之一。
林彪从毛泽东的话中受到鼓舞。
11月30日，他又写信给毛泽东，并派叶群携带他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写的“揭发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诬告中，林彪、叶群耸人听闻地提出了一个死无对证的问题，说1965年2月14、15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接受。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要他们去管。”并说“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等等。叶群说得活灵活现，但刘亚楼已不在人世，无法对证。被用来作证的，只是吴法宪、李作鹏根据叶群布置写的所谓“证明材料”。而“文革”前夕的毛泽东，是容易听信谗言的，民主已经渐渐离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