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据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讲，在刘亚楼患了肝癌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后，林彪的妻子叶群，在那一段时间里忽然成了这个病房的常客。叶群一来就谈上半天，连她翟云英都不准在场。叶群和刘亚楼谈什么，她不知道，刘亚楼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觉得丈夫那段时间非常烦躁。使她更为吃惊的是，林彪竟然也一改平日怕风怕光怕见人的规矩，打破他从来不看望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例，亲自跑到刘亚楼的病房里来和他谈话。内容仍是非常秘密的。
这个时间是1965年2月，罗瑞卿有事专程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却让他先找刘亚楼谈。罗瑞卿对这种安排颇感意外，但是正好他也想看看刘亚楼，就先去了华东医院。在病房里，罗瑞卿安慰刘亚楼，要安心养病，要心胸开阔。
刘亚楼对罗瑞卿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他还要罗瑞卿对林彪不要有误会。这些话使罗瑞卿如坠五里雾中，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林彪通过刘亚楼对他进行最后的争取和试探，看他到底肯不肯上自己这条船。后来，罗瑞卿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曾经说：“我当时只是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罗瑞卿把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了。
刘亚楼正在艰难地走着他人生的最后行程，心情是沉重的。他沉吟良久，又对罗瑞卿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罗瑞卿对此同样没有在意。他觉得一个垂危的病人，常常会有特别伤感的想法。他仍然嘱咐他好好养病，不要去想别的。
这场令罗瑞卿摸不着头脑的谈话之后，林彪才约见了罗瑞卿。林彪问罗，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罗瑞卿如实相告。林彪看出罗瑞卿根本没懂他的意思，对罗瑞卿的表现又一次失望。但是时机远未成熟，林彪更不能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林彪看到罗瑞卿情绪低落，就把话锋一转，用安慰的口吻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罗瑞卿茫然得很，他已经隐约感觉在他和林彪之间发生了事情，但到底多大他说不清楚。人只是觉得林总行事说话越来越怪异了。
进入1965年以后，罗瑞卿的心情变得忧郁起来，他那张看上去本来就挺严肃的面孔，变得更加冷峻了。
不动声色的林彪在他们相见时，有时反而安慰起罗瑞卿：“你们可以放心，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不会连累。”
罗瑞卿听着这些话，茫无头绪地琢磨着，后来说：“林总，我想，我们这些人跟主席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
1965年4月上旬，罗瑞卿准备从广州回北京参加作战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武昌，他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说他拟先到武昌给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不久，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说现在不要来，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这样，罗瑞卿就回到了北京。
4月28日，罗瑞卿陪贺龙一起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批准了作战会议的方针以及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方案。
5月2日，罗瑞卿到上海向林彪汇报。
一见面，林彪就说：“要加强通气。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是还不够，要加强。这样我才好工作，这是组织原则。我这也是唯物主义，要了解情况，才能出主意。比如今年1月你来了，2月又来了，这两次距离太近。2月以后两个月没有来，距离又太长了。现在给你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林彪的五条是说，如他在北京，要几天汇报一次工作，如他不在北京，也要几个月汇报一次工作。林彪还告诉罗瑞卿：“我已经交代秘书，来时不用联系，也不用打电话，随到随见。”
从林彪的话里，似乎有些“又打又拉”的意思。林彪不满意罗瑞卿对他的“疏远”，又希望他能重新站回来。
有关汇报工作的问题，是罗瑞卿最伤脑筋的一件事。不止是林彪，就是在毛泽东处他也有过教训。建国初期，经总参机关批准，北京的一个警卫部队改为公安师。毛泽东看了这个批准的文件在上面写道：什么人批准这个师改为公安部队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这件事，当时总参负责人和罗瑞卿都作了检讨。1950年9月，李克农对罗瑞卿说：“主席在跟我谈话时说了一些话，意思是公安部不向主席写报告，主席很生气。”罗瑞卿立即去见毛泽东，说自己写了报告。毛泽东说，写了，拿收条来看。你们的党性比某某部差，比某某委差。他们某某部、某某委买茶叶的事我都知道，你们公安部的事我不知道。罗瑞卿有些紧张，赶快说明报告的确是写了，只是没有直接送达主席这里。以后周恩来知道了，就向毛泽东报告说，公安部的一些文件是在他那里压了，没能及时送达主席，替罗瑞卿分担了责任。后来毛泽东又对罗瑞卿说过：“报告要直接送给我，不直接送我不行。要知道，我们这里是有仓库的。”毛泽东对此事看得很重，提到了党性的原则上。他说：“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是危险的。”
从此以后，罗瑞卿对有关的报告都直接送抵毛泽东处，不敢有丝毫大意。
但是后来他有些近“贺”远“林”了。他这样做，即前面讲到的林彪有病之因，林彪自己也鼓励他这样做。
可是，当罗瑞卿真的按林的指示多向贺龙请示工作时，麻烦来了。
当罗瑞卿坐到林彪身边请示工作时，林彪不说话，拿出一本党章，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罗瑞卿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表示：“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人，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
林彪似笑非笑地望着罗瑞卿，说：“你能做到，就好。”然后完全放松地躺在沙发上。林彪仍在等待着罗瑞卿回到他的身边。
一次，林彪从外地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让秘书打电话叫罗瑞卿来见他。罗瑞卿正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回话说：“会散了就去。”林彪一听火冒三丈，又拍桌子又摔电话。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能自已。坐到桌子边上，他在一张白纸上气愤地写了几行字：
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
……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
林彪显然已把罗瑞卿看作是庐山上被批判的彭德怀和黄克诚了。
以后罗瑞卿向林彪汇报工作变得困难起来。林彪自己规定的五条根本无法实现。有时他打电话过来，这边就说林身体不好，不要登门了；要是像林彪说的可以直接求见，困难更大，后来算“罪状”时被说成了“突然袭击”。
1965年8月21日，罗瑞卿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郭连凯，说今晚将派飞机去大连送《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稿，请郭读给林彪听或给他讲讲要点。这篇文章将以林彪的名义公开发表。林彪让郭秘书回电话说：“中央同意发表就行了，不看了。”
8月26日，郭秘书给罗瑞卿打来电话，说：“林副主席说他这次病比较久，身体比较衰弱。为了恢复一下身体，请总长两个月内不要来汇报了，等身体好了，叫来再来。这两个月总长可以安排其他活动，希望总长自己也注意身体。另外，叶群同志说，也请总长注意身体，她自己身体还可以。因为有两个内勤病了，叶要照顾首长，她自己就不打电话了。”
罗瑞卿在电话里问：“要不要增加工作人员？”
郭连凯说：“已经增加了两人，警卫处一位科长，大连交际科调来一人。”
第二天，本来说不打电话的叶群也给罗瑞卿打来了一个电话，说：“林总身体还不好，还出汗，虚弱一点。公勤人员和秘书有三人感冒，已隔离休息。林总还未发现有传染。豆豆和老虎都很好，感谢总长、郝治平同志对我们的关心，请总长和郝治平同志注意身体。”
9月初，林彪从大连转到苏州休养，路过北京，住了几天，还是不让罗瑞卿去见他，林彪还没到北京就通知罗瑞卿，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什么人都不见。
罗瑞卿就叫秘书把要汇报的内容用毛笔抄成整齐的大字，给林彪送去，算是通气吧。这次林彪很高兴。让叶群打电话给罗瑞卿：“林总认为这个办法好，文件送得不多也不少，写信字很大，容易看。林总说以后不能来的时候，就用这个办法通气。”
到了10月份，罗瑞卿参加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想想林彪规定的两个月不见的时间已过，就给林彪处电话，说要到苏州来向林彪请示工作。林彪回话仍是身体不好，不要来。
就这样，罗瑞卿半是狐疑半是放心地离开北京，到广州看地形去了。
林彪与叶群这对夫妇，也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结合。对林彪来说，并不希望叶群的行为超出“夫人”和“林办主任”的范围；可叶群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女人，她除了希望自己的男人能高居政坛外，还希望自己能自立于政治舞台。于是乎，林彪常常指派叶群干他自己不愿出面的事，又不希望她过多抛头露面。他们就在这种控制与反控制、支配与反支配中，有时相得益彰，有时相互埋怨。对罗瑞卿这对夫妇几次演过“双簧”，林彪唱红脸，叶群唱白脸，又打又拉。探风告状，上下串联这些事都由叶群出面。叶群办得好，林彪就出来顺水推舟，推波助澜；叶群碰了钉子闯了祸，林彪就换一副面孔，对叶群大骂一顿。所以两人配合得好时眉开眼笑，配合得不好时吹胡子瞪眼，多半是叶群挨一顿骂收场，所以叶群也常常是一肚子怨气。
但总的来说，叶群还是胜任“夫人”这一角色的。
1965年5月25日晚上7时半，林彪听说总参召开的作战会议，要由罗瑞卿在27日作总结，马上口述了一个给作战会议的“指示”：
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作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
明天在各小组宣读。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影响，一种分歧的暗示。但林彪明白，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打翻罗瑞卿，他想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再拉他一把，看其能否就范。他把“拉一把”的任务交给叶群。
估计罗瑞卿已经接到林彪的“指示”，叶群的电话就打过去了：“你看你看，今天下午我有事出去，就出了这个事儿。林总发了大脾气，现在他已经睡了，请你到这里来谈谈。”
罗瑞卿不好不去。
他来时，看到林彪的子女已经在坐陪，几个秘书在门外探头探脑，一副要认真记录的样子。叶群还是那副眉飞色舞地比划着：“简报只是今天大发脾气的导火索，其实他早就有一肚子气，这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呀！”她扫了一眼罗瑞卿，看他不吭声，也不像要辩解的样子，又说：“这个事不能扩大，公开是不利的。
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并交代秘书对任何人都不能讲。你们一定要改善关系，不要凶终隙末。”
罗瑞卿始终一言一发，回到家里，他对郝治平气愤地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回事？”他真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彭罗陆杨”被捆绑在一起打倒
对于即将到来的变故，与其说林彪蒙在鼓里，不如说罗瑞卿蒙在鼓里。因为他到上海时，虽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的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在上海各种报纸上刊登，全国包括上海似乎还很平静，多数人仍将那篇文章看作是学术论争，不知道它是“政治信号”。罗瑞卿到达上海的时候，虽然上海有位负责同志悄悄告诉他，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对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毛主席还交代了，谁也不要讲。那位同志说，他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他考虑罗瑞卿可以例外，就告诉了他。于是罗瑞卿就找了一本单行本，准备看一看。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上海。罗瑞卿到上海的第二天下午，就陪同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外宾来到之前，罗瑞卿对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看。”
毛泽东悠悠地抽着烟，脸上略有一点笑容，没说什么。
就在当天晚上，江青对罗瑞卿重复了那位上海市委说的有关毛泽东说的话，并说，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不知那位市委领导和江青在毛泽东三令五申不许外传的情况下，还要把这些话告诉罗瑞卿的真实目的。而江青肯定知道彭真和罗瑞卿，以及陆定一、杨尚昆都是第一批“上榜人员”，有一种说法叫“打草惊蛇”，人们不能不想到这一点。
而且，罗瑞卿还真的上了“钩”。他和江青谈过话，就给北京的彭真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彭真：“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1月29日，北京的《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
罗瑞卿做完这些，就向毛泽东请示：“我准备到苏州去看看林彪。”
毛泽东仍然不紧不慢：“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
罗瑞卿是27日到的苏州。一到苏州，他就直接登门。在门口，林彪秘书说林彪还没有吃午饭。罗瑞卿点点头，知道时间不宜过长。一见面，林彪照例拉手，让座，又拿出糖来让罗瑞卿吃。本来罗瑞卿想在苏州再留一天，以便谈详细一些。但林彪还是让他一次谈完，不要再留。罗瑞卿就将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在广东广西看地形的情况汇报了一遍。最后请林彪做指示。
林彪看上去很平静，话仍不多，听着，偶尔点一下头。林彪说没什么指示，罗瑞卿就站起来要走。林彪问：“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还好，只是最近常闹牙痛。”罗瑞卿捂了一下脸。
“牙痛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痛，一吃这个就好了。”林彪边送罗瑞卿边说着。据罗点点记载：听说父亲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整个谈话过程，父亲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母亲不放心，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父亲：“谈得怎样？”父亲说：“谈得很好。”母亲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父亲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这时候，离上海会议仅仅9天。父亲离开苏州就去西南看地形去了。
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主席：
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好几个月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
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那次没有露面的叶群，带上这封信及随信所附的11份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之外，全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毛泽东那里去了。
叶群很快出现在毛泽东的面前。这个场合成了“打倒”罗瑞卿重要的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