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没有震坏，人员一个个完好，没有震伤，这一点证明不可能是“水下攻击”。
周恩来颇有些激动地说：“这样一些临时从四面八方凑起来的人，心神不定，情况不明，乱糟糟地将一条万吨巨轮开出去，请问，怎么不出事故？”
震动世界的新闻
1963年5月1日，我国第一艘自己制造的15万吨的“跃进”号大型货轮，开始了中国开往日本的航程。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跃进”号是根据廖承志———高奇达之助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备忘录首航日本的。船上装载着万吨玉米和3000多吨矿产及杂货，鉴于当时台湾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海上活动，以及中美、中苏、中日，还有与南朝鲜统治集团的复杂关系，“跃进”号在生疏的海道上紧绷着自己的神经。
正是五一佳节，北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下午2时左右，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听完电话，脸色顿时严峻起来：“跃进”号货轮在赴日途中突然沉没！
周恩来立即给海军打电话，命令“立即派军舰去营救”。
“跃进”号是怎么沉没的？5月2日，日本“全亚细亚广播电台”捷足先登，抢先在它的新闻节目里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国产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赴日途中因腹部中了3发鱼雷而沉没……”
“跃进”号被鱼雷击沉的说法，在全世界迅速传开。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做出反映。美国声明说，他们当时没有海军船只在那个地区活动。美国人还说，不像潜水艇打的，是中日战争时期布的水雷没有清扫干净，触雷而沉。日本人说，那里根本不是水雷区，那是我们的渔场，渔民经常在那里打鱼，从未发现过水雷。美海军部长还专门召开记者会，叫太平洋舰队司令出来作证，说他们没有派潜水艇到这个海区活动。南朝鲜也声明，他们没有潜水艇。
“跃进”号沉没的消息传到国内，一时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新造的万吨船质量不过关，经不起大浪的冲击而沉没的。有的说是选择的航线不好，因为航区附近就有暗礁。
这艘船有59名船员。据日本日中贸易促进协会方面通知，这些船员分乘3艘救生艇在海上漂流时，遇日本渔船“壹歧丸”号救起后，立即转登上这个海域的日本巡视船“甑”号，这些船员已经由我国派往营救的护卫舰接回，现正在返回祖国大陆的途中。
而被救起的船员从日本巡视船和中国护卫舰发回的消息十分肯定：“跃进”号因敌对潜艇发射两枚鱼雷袭击沉没，那潜艇极有可能是美国潜艇。
北京是谨慎的。在查明确实原因之前，不能贸然宣布沉船原因，这牵涉到激化国际关系，牵涉到战争。
“跃进”号的沉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它一时成了世界头号新闻，也成了一个谜。
船员们抱定一个词：“就是鱼雷！”
夜里10点。上海打捞局局长张智魁边穿衣服边抓电话，这位老八路出身的打捞局局长已经习惯了深夜里的电话铃声。
“你是哪里？”
“张局长吗？我是市委！请你立即出发，11时以前赶到上海大场机场！”
“什么事？”张智魁问。
“你什么也不要带，只带上洗漱用具！”对方所答非所问：“你到机场以后，向东海舰队作战处杨处长报到。”
汽车从纵横弯曲的上海市区街道穿出，呼啸着奔向机场。张智魁迅速做出判断，他此行一定与“跃进”号沉船事件有关。昨天报纸上登载的两则消息，他已经牢牢记在脑子里，一字不差。
沉寂的机场一片紧急气氛，一架飞机已经发动引擎，像一个展翅欲飞的怪鸟。
杨处长同张智魁握手。张智魁马上看到了后面走来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他们已经在打捞海军418潜艇时熟识了。
平素对朋友十分和气的陶司令面色严峻：“请你随‘跃进’号船员一起乘机赴京，你要通过与他们的谈话，了解货轮沉没情形，并做出初步判断！”
他那高大的身子钻进机舱，40多名“跃进”号船员用恐惧、惊慌的眼神打量着他。然后低下头或扭过头，尽力回避他的目光。此刻，他理解船员们的心理状态：“跃进”号首航本应该是引以自豪的，中途遇难沉没，当然会使船员惊惧、痛苦、羞涩，感到一种莫大压力，有一种灾难临头难以逃脱之感。他们似乎认定这位陌生的大汉是法院或公安部门的审讯或监视员。
“我是打捞局长，只不过与你们同去北京，聊一聊沉船情形……我们是准备打捞的。”张智魁诚恳的声明和友好的态度，丝毫没有使那些呆若木鸡的船员动容，甚至没有人报以尴尬的一笑。好像他们事先约定，一律不准向外人吐露真言似的。
机舱内寂静异常，只听见飞机飞行的“咝咝”声音。
张智魁主动找轮机长和大副攀谈。
“请问轮机长，这艘‘跃进’号的性能怎样，设计制造方面有无缺陷？”
轮机长看上去是一个老实人。
“这是大连红旗造船厂造的。设计、制作都很优良。这船自动排水能力强，满载时即使一个舱进了水也不会沉没。”
“你离船时情形怎样？”张智魁问。
“我是在船已倾斜的时候最后一个从底舱爬出来的。上来后见大家正慌乱呼喊着穿救生衣。船长在那呆得像块石头，也不穿救生衣也不肯上救生艇，是大家把他拉上救生船的。只有政委跑上跑下，指挥弃船撤离。”
“船从出事到沉没海底多长时间？”
“我们离船以后还不断回头看，大概3个小时后才消失。”
“那么，据我所知船上有一个密封的游艇，有发动机，可坐几十个人。如果乘用它，你们都可以安全回到上海，为什么不用呢？”张智魁问。
“我也不知为什么没用。后来看见它漂在水面上摇荡，绳子连着大船，日本渔船开过去，砍开绳子，把游艇拉走了。”
张智魁心中一阵痛惜：一条崭新的游艇可值三四十万元，竟白白被别人顺手牵羊！
“请问沉船的原因是什么？”张智魁问。
二副回答得不假思索：“敌人鱼雷打的。”
“你听见和看见什么了？”
“我离船前听见两声巨响，有两股水柱冲开船舱喷得很高。”二副边说边比划。
“怎样证明是敌人鱼雷打的？”
二副说：“我们下了小艇之后在海面上呆了一段时间。再走远一点回头看，我看见一只潜艇在沉船区域露出水面，有三个美国兵样子的人在艏楼哈哈大笑。”
张智魁分析着二副的证词，越来越感到怀疑：有航海经验的轮机长并未听见巨裂声响，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没有震坏，人员一个个完好，没有震伤，这一点证明：“水下攻击”不可思议。至于沉没时间，水雷引起爆炸可导致几分钟内沉没，而不可能在海上浮漂3个小时之久。尤其是二副的答问中常常缺乏起码的航海知识。
他单刀直入：“有触礁可能吗？”
二副断然否定：“不可能，没有礁石。”
“海图上不是标有苏岩礁吗？”
“海图规定苏岩礁外15海里转向，我们的船还没有转向，证明离苏岩礁尚远。”
“一路情形怎样？”
“一路没见任何礁石，水深40至80米，风平浪静，能见度高。”
张智魁一边询问一面引导着：“触礁和爆炸有不同感觉：触礁是觉得突然拖了一下，好像拖在泥上，声音也沉闷；爆炸呢，声音剧烈，先是声音，然后是震颤的感觉，这种震颤还不至于造成船体倾斜。”
“我有后面这种感觉……”二副赶快附和“爆炸”说。
张智魁暗暗叹了一口气。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国际影响甚至有可能引起战争的沉船事件中，这些当事者究竟是怎样一种心理状态？是为了推卸责任，还是为了隐瞒什么？
“不像是鱼雷。”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这个初步判断。当然，他也知道自己这种见解一旦提出，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这些船员到达北京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船长和三副、三管轮以上的船员，了解情况，周恩来按他一贯的作风，问得很细。
船员们回忆说，他们听到“通”的一声，说好像船左舷水下，遭到敌人的“攻击”，发生爆炸。又有人说看到黑影，“肯定是潜艇，发射鱼雷后就逃走了”。船长表示怀疑：只听“通”的一声，哪像鱼雷爆炸，是不是触礁？但是，多数人都认为是与敌人交上了火，而且大敌当前，忙乱一团。万吨轮倒是不紧不慢地下沉，可船员们当时都束手无策……要知道，当时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盛行的年代，为了这次“政治”任务，换了船长，因为原船长是解放初期参加著名的香港海员起义从海外回国的，在反右期间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而记录在案，在这次远航之前把他调离了。而原在远航船上的56名船员中，个个都像过筛子似的筛了又筛，查了又查，除本人历史、表现、家庭出身，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甚至连表叔、表弟、外甥、娘舅这些关系都查了。有22名船员“不符航运条件”而被调离。调进来的人有的从未跑过远洋，好多人都本行业业务很生疏。拿二副来说吧，这是个独当一面的重要角色，可是新来的二副不仅没跑过远洋，而且已离船三四年，他业务生疏，对雷达、台卡这些重要的导航仪器都不熟悉。
周总理问二副：“那个黑影是什么形状？”
二副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船长：“你实事求是地谈谈你的看法。”
船长说：“我从海军刘副参谋长那里证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过爆炸声很小但威力极大的水雷或飘雷，所以我认为跃进号沉没很可能是触礁。”
船上的政委不同意船长的说法，他的理由是船行驶在的航线上，出事前15分钟测定船位，距离前面的礁岩还有9.8海里。
周总理又问：“你们是怎么定位的呢？”
大副支持船长的看法，他说：“当时没有岸标，加上天气不好，只能根据计程仪上得到的距离，再根据电罗经定位，在航海上这只能是概位。第二天天气始终不好，无法进行天文定位。”大副还说，“船上的仪器设备质量不高，有些根本不适合远洋航行的要求，这各种各样的误差加在一起，很可能使船偏离规定的航线。”
周恩来没有做结论，他建议再进一步调查，此事要请海军帮忙。
改由陶勇当指挥
一开始，海军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责成东海舰队与交通部门协商，迅速组织调查沉船原因的海上编队，并指定由东海舰队常务副司令周仁杰、第二政委段德彰负责。当时周仁杰正在北京开会，海军周希汉副司令把他找去，将周总理的指示和海军的决定告诉了他，要他立即去总参谋部参加杨成武副总长召集的部署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会议。
从杨副总长那里接受任务后，海军立即派专机把周仁杰送回上海。周回到舰队，立即向陶勇等人传达了上级指示，在吴淞码头设立了指挥所，要求准备出海的各分队于5月5日12时以前做好出航和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5月上旬，上海依旧是暮春的清凉天气，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一派繁忙景象，各种人物进进出出，神色匆匆。
5月12日，周恩来总理来到上海，亲自检查海上调查的准备情况。他首先听取了上海和东海舰队负责同志关于出海编队的汇报。当汇报到编队领导干部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插话说：“这次东海舰队出海调查‘跃进’号是个很重要的任务，怎么舰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不亲自出海呢？”
周仁杰回答说：“出海编队指挥员是由海军指定的。”
周恩来点了点头：“呵，我知道了。”
陶勇说：“编队指挥问题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接着问：“你们出海的船只准备好了吗？”
周仁杰回答：“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已抽调了舰艇和船只，上海市抽调了潜水作业、打捞救生船3艘，即‘和平60’号、‘救捞1’号、‘救捞8’号。全编队舰船10艘，人员1097名。”周仁杰又把出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汇报。
返回上海的打捞局长张智魁汇报了潜水作业的准备情况。
周恩来见无人再说什么，做了一个总的发言。他说：“你们这次出海查清‘跃进’号货轮沉没的原因，是个重要任务。查不清‘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就不好对外发表公告，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国威军威。所以你们不能把这次到远海执行调查‘跃进’号的任务看简单了。这是海军成立以来，首次到远海执行的一项复杂任务。你们调查的海区，来往的各国船只、飞机很多，一定要防止发生涉外事件，同时还要准备国民党来袭击我们。”
舰队的领导都在忙着记录周恩来的话。周恩来拿起桌上的一份材料看了一下，继续说：“你们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搞好部队政策教育，要把中央对你们执行任务中规定的对外八条政策和公海公约、法规向部队讲清楚，使人人自觉遵守；二是要作好充分战斗准备，以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挑衅。”那是国际局势十分紧张的时代，也是中国刚刚开始“反修批修”的时代。海峡对面的国民党部队，除了在东南沿海不断骚扰、派遣特务登陆之外，还同日本极右势力、南朝鲜统治集团沆瀣一气。美国、苏联“两霸”除了互相争夺之外，又同我国形成了复杂的敌对形势。黄海、东海之外的太平洋，几股力量交聚，时时涌起战云，激起惊涛。
周恩来又拿起桌上那份文件，指了指说：“我们考虑在你们起航时，新华社将发表调查‘跃进’号货轮的新闻公告，所以你们一定要准时到达海区。”他对东海舰队的领导特意说到要在调查中搞好练兵：“你们这次到远海执行任务是一次在公海上训练的好机会，能学到很多知识，既可熟悉公海的规章条例，又可了解你们所在海区的情况。”
周恩来向张智魁详细询问有关打捞的问题：“这次出海打捞，还有什么困难吗？”
“条件比较差，没有一条潜水母船。”张智魁回答。
总理挥挥手：“明天你到码头上去看，从吴淞口到黄浦江口挑船，看中哪一条，就拿来！”
张智魁又汇报了潜水技术问题，说：“我们过去潜水最高记录是42米，而济州岛一带水深是60米左右……”
总理急切地打断：“那我们的潜水员能否下得去？比方说，你能下到多少米？”
“我可以下到40米。我们优秀的潜水员可以下到60米深度，关键是如何排除潜水病。”
总理问：“什么叫潜水病？”
张智魁回答，“18米以下为深水。因为压力随着深度增加，高压气体进入潜水员体内后变成液体。这在下潜阶段即加压阶段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从深水返回水面的减压阶段，随着压力减小，人体内的液态气体很快变成气泡，它可以破坏血管，破坏大脑和心脏，或者残废，或者死亡。如果让压力缓缓地减低，那就不会出现问题，这就需要水面上有减压设备———减压舱。”
总理说，“我基本明白了。张局长，你需要怎样的减压设备？”
“要有25公斤的空气压缩机，有大的储气罐，压缩机可以买到，储气罐我们没有。”
“你知道哪里有？”
“华东电业局有两个，是为了保证发电机组启动用的。”
总理转向上海市的领导：“通知华东电业局，从两个储气罐中拿来一个，还要保证电站的工作和安全，制定出缜密的措施。”
“我们水下调查还需要密封的水下照相机，国内没有。”张智魁又提出一个问题。
总理回头叫过秘书：“通知香港，立即买两架送来。这次要以打捞‘跃进’号沉船为基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打捞队伍，为走向海洋而努力。”
汇报结束后，东海舰队的领导回到水电路的机关大院。陶勇对周仁杰说：“关于编队指挥问题，我到锦江饭店去看望周总理时，柯庆施同志就对我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