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跃进’号问题，周总理都亲自出马到上海来抓，你们司令员、政委不出海好吗？我考虑了柯庆施同志的意见，想和刘政委一起，率编队出海，你和段政委负责第二梯队编队指挥。不知你的意见怎样？”
周仁杰本来就是直性子人，他已经在汇报会上听柯庆施说过这个意思，所以很快就同意了。编队指挥人员变更情况上报后，海军党委同意舰队常委的决定。
这样，海上编队指挥员改为陶勇，政委改为刘浩天，并组成临时党委，其成员是陶勇、刘浩天、张学思（海军参谋长）、傅继泽（海军副参谋长）、李长如（舰队政治部主任）、陶琪（交通部海运局副局长）、韩克辛（上海海运局局长）、张智魁等8人组成。陶勇任书记，刘浩天任副书记。为了加强海上支援兵力，海军从东海、北海舰队共抽调了30艘舰艇、140架飞机，组成支援海上作战二梯队。
第二梯队的指挥员为周仁杰，政委为段德彰。
大家还讨论了周总理关于做好打仗准备的意见。
谈起形势，陶勇司令员分析的意见是：大打不可能，中打有可能，小打很可能。要做小打的布置，中打的准备。他要求作战部门拟定实施细则。
周恩来关照着每一个细节
这一天是星期日。可参加调查的人早都忘了休息。陶勇已经几天没回家了。
周总理当然更忙。他在上午听取汇报之后，下午又驱车到海军医学研究所，看望潜水员。
周恩来走到加压箱旁边，问龚锦涵：“潜水员在高压下，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由于氧气压脉搏会减慢。”龚锦涵回答。
周恩来随手拿起加压舱上的电话对舱里正在加压的潜水员说：“你数数自己的脉搏告诉我。”
潜水员从窗孔里看到了周总理，情绪十分激动。接电话的是潜水卫生员丁章来，他赶紧按自己脉搏，然后向周总理报告：“每分钟脉搏56次。”
当压力增加到6个气压时，水深相当50米时，周恩来又拿起电话，身体微向前倾，神情专注，右手扶着加压舱，问：“感觉怎么样？”
“报告总理，感觉很好！”
出舱时间到了，潜水员们从圆门里钻了出来，当他们抬头时，发现周总理还没走，都高兴地叫起来。周恩来戴着老花眼镜，迎上去和潜水员们握手。他伸手拉住丁章来，问：“小丁，你再量量脉搏。”
周恩来一边看表，一边轻轻按着小丁的脉搏。每分钟69下。周恩来从口袋里摸出2寸长的一截铅笔头，把这个数字记在本子上。
周恩来还要去上海打捞局听汇报，临行时，他突然问随行的陶勇：“‘跃进’号舱里装的是玉米，这东西鲨鱼爱吃吧！”
“可能。”陶勇点点头。
“潜水员到舱里工作，遇上鲨鱼怎么办？”
“这问题我们没有想过。”
“这么大的问题要注意，不能伤了潜水员。”
“好，我们马上研究解决。”
5月13日清晨，出海编队舰船挂满旗，整齐地靠在吴淞码头，等候周恩来的检阅。上午9时，周恩来在柯庆施的陪同下，来到吴淞码头。陶勇、刘浩天、张学思等领导已在码头列队迎接。周恩来身穿深灰色中山装，乌黑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显得容光焕发。他微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在陶勇、刘浩天等陪同下检阅了部队。周总理边走边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水兵们一呼百应：“总理好！总理辛苦了！”
随后，周恩来登上海上编队指挥舰“成都”舰，检查该舰出海的准备情况。
舰长安立群向总理致军礼，周恩来含笑和他握手，问他：“你们发现过‘跃进’号？”
“是的。”安舰长一边回答，一边把声呐班长陆万鑫找来。
周恩来坐在声呐室里，先听班长的介绍，然后亲自用手摇着声呐回音操纵柄问班长：“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过往船只，泥土、港岸的回音。”
周恩来又问安舰长：“你们到过‘跃进’号沉没海区吗？”
安立群回答：“我们营救‘跃进’号船员时曾到过那个海区，但我们对该海区水文、气象、地质情况还不够了解。”他还向周恩来简要汇报了舰上的准备工作。
周恩来又问：“你们出海调查‘跃进’号有什么困难吗？”
安立群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不怕困难，有信心完成任务。”
周恩来扬了一下手：“好嘛，祝你们成功！”
周恩来来到该舰指挥室看海图，指出“跃进”号沉没的大致方位，又询问起战士们的生活情况。等总理从另几条舰上走了一遍，又是11点钟了。周恩来就在码头食堂吃了点饭，一边吃饭一边办公。
下午3时，在吴淞水警区礼堂召开了编队出海动员大会。到会1000多人。
周恩来健步走进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陶勇主持大会，他招呼大家坐下：“同志们，周总理在百忙中来到我们编队，指导我们调查‘跃进’号的工作。上午总理检阅了我们出海的舰艇部队，并登舰视察和看望大家。下午总理又亲自参加我们的动员大会，我们衷心感谢总理对我们的关怀。现在请总理作指示。”
在掌声中，周恩来走向讲台，向大家致意：“同志们，今天我非常高兴地来参加你们的动员大会。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远洋货轮，5月1日驶向日本途中不幸遇难沉没。这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洋事故啊！它不仅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国外议论纷纷，可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跃进’号是因为什么沉没的？
这是个很大的事件嘛！所以我们决定海军派舰艇协助交通部到现场查清‘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现在这个艰巨复杂的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
掌声再次响起。
周恩来继续说：“同志们，你们是首次到远洋执行这样的任务，而你们去的那个海区北有南朝鲜，南有台湾，还有美国第七舰队在那里活动。因此必须提高警惕。要准备敌人来捣乱。另外，你们这次到公海执行任务，一定要注意执行好党的政策，特别要防止误击外国舰船、飞机事件。遇到外国舰船。飞机对我舰船照相时可以警告它，但决不允许贸然开枪射击。我要求你们不能在外交上惹事，要严格遵守党中央的八条规定，并严格遵守公海法规……”
周恩来是即兴讲话，没有稿子，但坐在下面的人无不敬佩他的记忆惊人，逻辑性强，他讲“跃进”号沉没的许多数据分毫不差。
陶勇在大会上保证：“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查清原因，决不收兵！”
动员大会后，天色已晚，陶勇劝周总理休息一下。周恩来说：“我们再去看看‘跃进’号的船员们。”
他们驱车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时，“跃进”号的全体船员都已等候在那里。
交通部长王首道见总理到了，向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大家鼓起掌来。经历了巨大风险的船员们，顿时激动不已，不少人流下眼泪。
王首道请周总理作指示。周恩来说：“同志们，今天晚上我是来看望大家的，不是来做什么指示。‘跃进’号沉没，同志们心情难过，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心情也很难过！可是‘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决定组织舰船到现场去查明‘跃进’号沉没的真实原因。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我希望大家振作精神，认真总结‘跃进’号事故的沉痛教训，把坏事变好事，使我们今后的安全工作搞得好些，以弥补这次事故的损失。”
在讲话中，周恩来还向船员们询问了当时的情况：“你们船沉没后向上报告说是被鱼雷击沉的，有什么根据吗？”
有一个船员站起来说：“当时我们船正在航行中，突然船体猛烈震动了几下。几秒钟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爆炸声，这时船尾部掀起一个几米高的巨浪，顷刻间海水便涌进船舱，不久船体就失去了平衡。根据巨大的爆炸声，我们判断可能是敌人施放鱼雷击沉的，但我们没有发现敌人的潜艇，也未见鱼雷在水中飞驰。”
周恩来抱肘听完船员的陈述，说：“这不能肯定是鱼雷击沉的，因为万吨巨轮触礁沉没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当听说开航前近二分之一的船员调离，周恩来奇怪地问：“为什么这样做？”
航远局一位副局长说：“主要从政治上考虑。有些人的出身不好。”
周恩来面色严肃：“政治，这叫什么政治？这不是马列主义政策，这是唯成分论。”他还听说，不将目的地港告诉大家是怕泄密，就更加生气了：“胡闹！天下哪有这样保密的？再说，我们不说日本人也会说。跃进号首航日本，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船员都是船的主人，既然将船交给他们，就应该信任他们。这样做，说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相信，只相信自己。”
周恩来又了解了航线的制定情况，说：“这条航线的制定也是错误的……跃进号是条商船，不仅要考虑拿枪的敌人，还要考虑自然界的敌人———暗礁、浅滩等各种航行障碍物。”
随后周恩来又询问了弃船时间和安全措施等问题，颇有些激动地说：“大家想想，这样一些临时从四面八方凑起来的人，心神不定，情况不明，乱糟糟地将一条万吨巨轮开出去，行驶的又是一条危险的错误航线，请问，怎么不出事故？”
会场鸦雀无声。
周恩来的结论是：“导致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很多，天气，船上的仪器设备，船员的驾驶技术等看来都有问题，但最主要一条是官僚主义，神秘主义，瞎指挥。”
陶勇在不停地看表，因为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总理还没有吃晚饭呢。
吃了点饭，周恩来又参加了调查编队临时党委会。夜里12时，陶勇将周恩来送到机场。
第二天上午，许多人在新闻节目里又听到，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发现了沉船礁岩
5月18日上午9时，调查“跃进”号的舰船编队从上海吴淞码头起航了。
这是一支庞大的编队，其中有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艇各两艘，还有4艘潜水作业打捞救生船和一条油船。全编队出海人员多达千余人。组织这么大的编队阵容，到较远和较深的公海作业，在人民海军建军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因为如此，指挥员的心情是沉重的。
“成都”舰成为编队的旗舰。陶勇等主要将领都坐镇在“成都”舰上。
天公不作美。编队起航不久，海面上的雾气越来越重，最后竟连成白茫茫的一片，海天不分。那些可以作为航海依据的水面目标和天空里的日月星辰，都被浓雾遮住了。就是站在指挥台上向前望，也只能模糊地看到舰首的轮廓。陶勇下令抛锚。
到下午13时左右，雾稍微小了些，但视距仍小于05海里。
“怎么办？”指挥所人员都注视着陶勇。陶勇站在指挥台上，他正紧锁浓眉，左手举着望远镜凝视前方，右手捏着手绢不时地擦着望远镜的镜片。他明明知道雾在加重，但仍希望能在浓雾中看到自己的编队。他看了一下表，命令道：“拔锚起航！不能再等老天了！”他知道，新华社已经发布了关于我编队赴济州岛西南海域调查沉船的公告，必须按时到达作业区。
舰队慢慢地起航。
安舰长仿佛知道陶司令的心思，大声命令下级：“舰桥舰首增设望室，按原航行计划前进！”
陶勇走上前去，朝他点点头。看得出，他对安舰长的安排表示赞成。
过了一会儿，在对诸种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后，陶勇向整个编队下令：“各舰保持编队，必须在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当当！当当！”舰首附近海区抛锚船只的钟声此起彼伏，唯有这支编队各舰船不时地发出雾号，仍在顽强挺进。
“我说小安哪，你说我们这样做有危险吗？”陶勇突然问起安立群。不等他回答，陶勇又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同困难险阻作斗争！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就是一个十足的孬种！”
陶勇是有感而发的。他给安舰长他们讲起一件事：
那是5月12日，周总理乘飞机赶到上海来指导调查“跃进”号的头一天。
当时也是浓雾遮天，陶勇等领导到虹桥机场迎接总理，大家都以为飞机无法降落，总理不会再来了。可正在这时，有人前来通知：总理的座机改在龙华机场降落。陶勇他们恨不得立即赶到龙华机场。可是由于雾大，汽车不得不减速行驶。
好不容易到了龙华机场，却只听到有飞机的声音，怎么也看不到飞机的影子。大家的心，一下悬到半空中，直到飞机安全着地，心还在怦怦地跳着。
说到这里，陶勇情不自禁地感慨起来：“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真不简单！
我陶勇第一个要向总理学习！”
夜已很深了。大海上除了舰船上的灯光外，就是不绝于耳的涛声。陶勇还没睡，他在舰上到处转悠着，从航海室到轮机舱、锅炉舱，连只能容纳一人的狭小的罗经室也挤进去看了看。他看到水兵们个个精力充沛，十分专注地工作着，甚至有人走到他们身边，都没有发觉。陶勇对此很是欣慰，连连问候：同志们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