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张治中在听过刘少奇的传达后，当即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毛泽东带了头，其他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2月3日在福建组会议上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他结合这四句话，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讲得十分具体：“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日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
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作检讨：
“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第一个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见，是50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充分发挥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
讲到这里，周恩来看了一下会场，大声地向与会者检讨：“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了许多民力，消耗了许多国家资材，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
当周恩来讲到“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毛泽东扬了扬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内情的人都清楚，周恩来曾经大力反对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倾向，是被动卷入“大跃进”这股洪流的。为此，在会下就有人颇为不解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身上。”
周恩来笑笑：“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这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此次会议上独树一帜的是林彪。
他也讲“三年来发生的毛病”，但“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作用。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也讲“困难”，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反复说明一点：“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些话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复了无数次，拔高了无数次。
正当刘少奇抛弃了曾经讲过的个人崇拜，林彪却又来大造个人崇拜。
毛泽东没有反对，而加以赞扬。正像当年他当着柯庆施的面问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现在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又几乎和当年周恩来回答得一样：“我作不出来。”
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的信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其实，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党内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曾披肝沥胆直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邓小平插话：“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这些争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
会议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做了有关经济的重点发言，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精彩报告。刘少奇插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措施贯彻下去。”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3月14日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决定，毛泽东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并且一致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在庐山会议初期，有人建议仍由陈云出来管经济工作时，毛泽东一度“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还讲了陈云经济思想的正确，但“反右倾”后又是“大跃进”，不但没有启用陈云，反而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西楼会议后不久，陈云身体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财经小组在周恩来和两位副组长的主持下，继续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由于该退的已基本退够，从而开始走出低谷，脱离了险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