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东道主”杨尚奎已经得到通知，毛泽东要在南昌停留几日。于是，他便和夫人水静早早地来到向塘车站等候。
可谁知专列刚刚停稳，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他不但没有下车，还拉上杨尚奎夫妇一道直奔杭州方向而去。他俩没有一点准备，连盥洗用具、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只好让警卫员回去拿，直接送到杭州。
列车在绿色的江南水乡穿行，一夜过去，杭州到了。
可是毛泽东仍然没有下车。
而车下上来了许多人，他们之中有周恩来、谭震林、李井泉、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江华、江谓清、曾希圣、叶飞等，除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就是南方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了。
专列又开到了绍兴境内。绵绵春雨使宁静的田野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愁。
专列里头却很热闹。有人是第一次登上主席的专列。他们好奇地打量着这类似房间的流动的办公室。主席住的那节车厢除了卧室、卫生间外，还有一个大客厅，里面摆着一张长方桌，几张沙发，几把椅子，全部都套上了白布套，显得素雅洁净。还有两三个小房间，是卫士和工作人员住的。与此相邻的一节车厢，结构也大致相似，卧室里有张大双人床，两张沙发，一个茶几，沙发也套上了白布套子。秘书告诉大家，主席住的那节车厢叫甲组；这里叫乙组，原是给江青准备的，但她一直没有来过。
各方领导入座后，毛泽东宣布开会，议题是农业问题。他还准备带领大家去绍兴东湖农场参观。1954年谭启龙曾陪同他视察过这个农场，对它的印象很深，认为办得好。
这中间，毛泽东自己提出了农村公共食堂问题。
可是一开始，没有人吭声。因为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话犹在耳畔。毛泽东那时讲得很肯定：“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赞成自愿参加，节约归己。保持1/3即好，15亿人。坚持下来了不起。希望达到25亿人。《红旗》登了一个食堂，败而复成，不仅节省劳力，还节省物资。有的用上了自来水……有右派出来说，无一点儿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尽管许多人已从实际中看到了食堂的弊病，可毛泽东言之凿凿，谁敢再去反这个潮流，去当“彭德怀第二”？党内的生活已经严重地不正常了。于是，在已经发过言的人中间，还没有多少不同意见，最多只是说了“一个指头”的问题。
毛泽东点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渭清啊，他们都发表了意见，唯独你什么也没说，是何道理啊？”（以下见《和省委书记们》及《百年潮》：《毛泽东解散公共食堂》）
江渭清一搭话，把大伙都听愣了。他说：“主席，我不能说！”
毛泽东也很吃惊：“为何不能说，你为什么不能说呢？”
江渭清仍是一脸踌躇，欲言又止：“主席，我真的不能说。我要是一说，就该唱反调了。”
“不管什么意见，你讲出来嘛，怕什么？”
毛泽东完全清楚江渭清的性格，奇怪的是，一个行伍出身的炮筒子脾气，今天怎么变得如此忸忸怩怩，吞吞吐吐了呢。可江渭清越不说，毛泽东越想知道。
他做开了思想工作：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咱们今天一不打棍子，二不戴帽子，三不抓辫子，怎么样，你畅所欲言吧！”
江渭清这才开了腔：“那好，我就说说公共食堂怎么怎么坏吧！”
又是一语惊人。
毛泽东不喜欢这种“高度概括”，也不满意江渭清的激动情绪：“坏，就具体说坏在何处嘛！”
随着毛泽东吸烟的力度加剧，烟雾中，仿佛车厢里的空气也凝重起来。人们不免为江渭清担心起来。
江渭清一开口就刹不住车了：“我说三条。主席啊，你老人家说过要忙时吃干的，闲时吃稀的，整劳力吃干的，半劳力吃稀的。可现在，公社食堂统统吃的是干的，管也管不住。半年吃了全年的粮，下半年怎么办啊？”
大凡行伍出身又心直口快的人，能身居高位者，一定是粗中有细，江渭清可以算是这样的人。他在阐明自己意见之前，没有忘记抬出“老人家”说过的话。
这也是一种艺术。毛泽东不反对，且听下文：“这算第一条，那么，二呢？”
“你老人家曾经说过不吃猪肉了。我说，要是全国人民都不吃猪肉了，那该成个什么样子啊！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搞点野菜、剩饭剩汤什么的就能养头猪，全国一亿多户农民，每户养一头猪，就是一亿多头猪，我们还愁没有肉吃吗？可现在社员都进了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鹅、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这是第二条。”毛泽东扳下两个指头，“三呢？”
“食堂天天打破锅，天天摔碎碗，大家不爱护啊。还有，统统砍硬木烧火。
您老人家提倡绿化，可现在树都快被烧光啦。”
江渭清讲完了，轻松地端起杯子喝水。会场仍然很静。
毛泽东不表态，反而侧身问起旁边坐着的周恩来：“总理，他讲得有道理吧？”
周恩来点点头。
书记们也相互议论起来。其实他们也有话埋在心里。
“那么好吧，”毛泽东没有把话说死，“就这个问题再继续作深入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江渭清说得对时，公共食堂一风吹。若江渭清说得不对，另做评论！”
这天，专列到达绍兴时，天仍在下雨。毛泽东、周恩来和省委书记们只好凭窗观望东湖农场。毛泽东没有多说话，可能他的思绪仍沉浸在农村食堂那件事上。
对于“大跃进”以来的形势，毛泽东有过反思。他在1960年6月18日所作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否定过自己，即肯定了周恩来：“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少好啊！”但他并不因此改变整个“大跃进”的既定方针，谁都难以突破历史的局限。他的方向没有变，只是在不断地校正行进的脚步。
这年的9月下旬，毛泽东家乡的两个人来到北京。
他们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他们是代表乡亲们，要来向“主席三哥”面陈农村实情的。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毛泽东的姨表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王季范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10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老人是个热心肠：“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眼看国庆节都过了，毛泽东还是没有接见。他们有些着急，催主席秘书快办。秘书说：“主席很忙，他现在确实没有时间见你们，材料由我们带去好不好？”
两个老乡一口拒绝：“不行！不见主席三哥，我们不交材料。主席三哥说过，乡里来了很多信，他收不到。”秘书没法，又去请示，回来说：“请两位老人体谅，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接见你们。”
毛泽荣一拉文东仙：“他没有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说着，两人就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闻讯嘱咐接待人员安排两位老人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等候接见。
又过了几天，他们两人和王季范终于来到了毛泽东身边。两位乡亲一见毛泽东，发现主席比前几年苍老了，鬓边白发增多，眼角皱纹加深，神色憔悴。他们顾不得多想，滔滔不绝地说起家乡的事：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谷，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的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就会被戴上“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
——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青壮年全部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伢子，稻子掉在田里，红薯烂在地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等家禽家畜被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
文东仙也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王季范附和着说：“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两个省视察，以调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问道：“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样分吃的？”
毛泽荣答：“小孩每天三两，大人一斤。”
“老秤还是新秤？”
文东仙答：“是新秤。”
王季范插言道：“莫说农村是这样，我的粮食也不够，每天只有七两米，两个孙王海容和王启华在校读书吃不饱，经常把我的饭吃个精光。真是饿死老人，救活小孩。”
毛泽东依习惯半支半支地抽着烟。青的烟缕袅袅地往上飘，忽然又散了。他的心情也在像烟丝的雾中，纷纷地，轻轻地，但又重重地压在心上。心是沉闷得很。他忧郁地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想办法。
1961年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还说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全会一结束，毛泽东派三个调查组去农村，胡乔木率调查组到了毛泽东的家乡。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座谈会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调查组不敢表态。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里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解散了食堂，该当何罪？！
4月14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写了信，连同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等4个材料，要毛泽东的侄子毛华初送交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看完信件和材料后，于15日接见毛华初。
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办不下去呢？”
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
“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
“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
毛泽东领悟了其中的奥秘，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
毛华初答道：“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
“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
“是的。”
毛泽东又问起一个叫唐家坨的情况。
毛华初如实相告：“唐家坨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生产一般。都是自家兄弟叔侄，但团结性差。”
毛泽东宽慰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害人不浅。”他说到食堂问题：“关于解散食堂，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你们到韶山先作试点，注意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进行，社员们听说解散公共食堂，个个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说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1961年4月26日，党中央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4个附件。（参见《百年潮》同题文章）
毛泽东希望下去的人多来信
1961年3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中南、华东、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周、陈、邓写信，号召大家亲自去农村调查。信中说：一些领导同志至今对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希望从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但马上又改变主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开广州会议。
广州会议于3月15日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周恩来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来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
5月3日这天，天气晴好，春风送暖。周恩来身穿半旧藏青色中山装，脚蹬一双半旧圆口布鞋，带着几位工作人员，包括身体欠佳的邓颖超，驱车悄悄来到原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县伯延村。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这次来，他们仍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这时的伯延村成为公社所在地，有十多个小村，人口不到3万，但这里的公共食堂办得较早。但伯延受灾面积大，正面临着严重饥荒。周恩来这次来调查的意图主要是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详见1977年1月16日《河北日报》：《伯延的春天》）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周恩来就带着随行人员，突然走进农民的食堂，说要在这里就餐。食堂的人一下子紧张起来，赶快叫社员们把饭打了走。周恩来进来时好生奇怪：平时那种热热闹闹的吃大锅饭的景象到哪里去了？更奇怪的是，几天见不到一点肉星子的饭桌上，竟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猪肉和鸡蛋。周恩来四处张望，问食堂的人：“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
食堂的人支支吾吾：“唉，唉。”
周恩来笑了：“这么说，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
“好，好。”
“那好，”周恩来指指桌上的饭菜，说：“今天我不能吃这些东西。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
说完，他让工作人员将这些东西端走了。
周恩来总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饭回家了。炊事员一见周恩来来了，不管别的，先去盖锅盖，说东西已经吃光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不动声色，直奔灶台。公社干部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就怕总理掀锅盖。可周恩来抓的就是锅盖，他掀开一看，里面还剩下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急了，要用干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边，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一顿玉米糊糊下肚，周恩来对农村食堂的情况也略知一二了。但仅就一村而言，他还不敢肯定都是这样。他问公社干部，干部说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周恩来将信将疑：他看社员们不少面有菜色，还有一些浮肿病人，这能叫吃饱吗？
他召集了一次社员座谈会，一开始，群众还是不敢说话，敢说话的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怕“官”，一回身，指指后墙上挂的画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他，说道：“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
一听这话，群众乐了起来。刚才寂静无声的会场骚动起来，一些人的脸上有了活泼劲。周恩来继续说：“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可仍无人敢大声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