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抽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
别的人就说他叫二延，也有的报出大名张二延。
张二延年近五十，其实是个爽快人，要不是村干部一再叮咛，说总理是大官，可不能胡说八道，他早就开腔了。他说了几句话，周恩来觉得他很真诚，散会后，周恩来走访社员家庭，就来到张二延家。说家，也不是什么家，而只是公社拖拉机站旁的一间小屋，周总理的车正好停在邻近。刚一走近，周恩来就亲切地高声叫道：“二延，二延，在家吗？”张二延听见是周恩来的喊声，赶紧把身子一侧，面向墙壁，佯装睡着，这时隔壁木匠铺的人告诉总理，说二延在家哩。
周恩来推开屋门，走到炕前，发现张二延在睡觉，就拍了一下张二延的腿，说：“二延疲劳了？”
张二延坐起来，说：“不疲劳。”
“那你下午去开会吧，会上见。”
周恩来说完转身走了。可到了下午开会时，还是不见张二延的影，原来张二延扛着镢头上地里干活去了，周恩来就派人去叫。
当张二延走进会场时，周恩来对他说：“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周恩来一边说着，一边热情地拉着张二延的手，叫他坐下，并叫他发言。
张二延见总理如此恳切，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我要少说，伤风感冒了。”
“你也不伤风，也不感冒，你有了糊涂思想。”周恩来一下说到了张二延的要害。
张二延就说：“干脆我就糊涂糊涂吧。你老叫我说，我净说真说，公社、区里干部都在哩，你把他们的职撤了，对我有啥好？你管着全国的事，你走了，我还有命吗？我说了那么多话，哪有不说错的吗？说错了，人家把我逮起来，你在北京咋知道？”
“你大胆说吧，说错了也不逮捕你，我每年都要派人来看看你。”
张二延被打动了，呼地站起来，话一出口就很冲：“总理，你还叫我说真话？”
他这一开口，可把村干部紧张坏了。周恩来却很平静：“当然是说真话啦。”
张二延根据伯延公社受灾的所见所闻，大着嗓门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
“为什么吃不饱？”周恩来严肃地盯着二延的脸。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再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里才三四两，能吃饱吗？要是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冬天还可以用余热取暖。”张二延一说三叹：“这两年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
有人打了头炮，别的人就掏开了心窝。七嘴八舌之后，有人竟抽噎起来。
也许是受了会场情绪的感染，张二延一下冒出了一句“狠话”：“总理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当然会没有吃的！”
在场的地委干部没有料到这个二延会冒出这样大为不敬的话，气得胸口一起一伏，对着周恩来说道：“总理你别听他瞎咧咧，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
周恩来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位干部，仍然和气地说：“这样看不对。张二延说的是真理。只有当他把我们看作是自己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周恩来又转过脸去，鼓励张二延继续大胆说真话。周恩来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真的每年派人到伯延村来看望他的农民朋友张二延。在调查的时候，周恩来又去过一次张二延的家，知道他1960年死了妻子，留下四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只有3岁。一家人挤在一个炕头上。
周恩来就说：“你抚养不了这么多孩子，让我领走两个吧？大了再让他们回来。”
“总理，你管国家大事，不给你添麻烦了，让我自己领着吧。”这件事过去二十多年了，张二延也七十多岁了，孩子都成家立业了，但是每当说起这件事，孩子们还埋怨这位又当爹又当娘的父亲当初为何不让总理领走自己哩。
经过几番细致的调查，周恩来终于弄清了社员们对食堂的态度。他跟随他来的人说：是不是找一个食堂试一试，宣布采取自愿原则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口粮领回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调查组在一个生产小队宣布了这个决定后，谁也没有料到，除了炊事员外，社员竟然全部退出了食堂。
这以后，周恩来又到伯延先锋大队第四生产队就包产问题开了一次座谈会。
会上，周恩来问社员：你们这个队每亩包产304斤粮食能够达到吗？
这一问，感受了周恩来平等待人作风的社员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多了，包得太多了！我们这个地方旱得厉害，夏田每亩平均产量只有70斤左右，有的只有40斤，还有的连种子都可能收不回来。”“夏荒这样严重，全年平均亩产304斤不可能……”
周恩来转眼看着生产队长，问他：“为什么要包这样高的指标？”
生产队长说得明白：“这是任务。公社党委、县里头要这个任务，实际上不可能。”
周恩来掐指一算，摇了摇头，又问社员：“你们的意见呢？”
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后一致倾向于每亩包产200多斤。
一个社员嗑嗑烟袋锅，望望在场的“头头脑脑”，磨蹭了半天才说：“你们现在不定死，谁晓得秋天会不会又要多征。要是那个时候，把我们的口粮又挤掉了，自留地的收成也顶口粮，结果还是我们落空。”显然他心有余悸，又想得周全。社员们又是一阵赞同声。
周恩来看看在场的地委、县委和公社的负责人，那目光是在征询他们的意见，见没人反对，他便说：“我可以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不要再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
社员们顿时眉开眼笑。
回到住处，周恩来忙着整理几天来调查的情况，一直工作到5月7日凌晨3时。
这天之前，毛泽东刚从杭州到达上海。他是为5月15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南下的。他要继上次广州会议再次研究农村问题，包括反映强烈的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5月6日凌晨时分，他披衣起床，提笔给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那里调查的农机部长陈正人写信，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调查，并和他随时通信。毛泽东颇为动情：“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
……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处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当毛泽东的信发往各地的时候，周恩来的电话来了：“主席，您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6号早上我就看到了。我在邯郸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5天了。”
“恩来，那里的情况如何？”毛泽东关切地问。
“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周恩来谈的另三个问题是：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在秘书整理的电话记录上写下批语：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随即，中共中央将周恩来这个报告转发各地。
5月下旬至6月上旬，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在下发的《六十条》修正草案中，正式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
周恩来“赌酒”：干三杯，增加外调粮三亿斤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省城南昌视察。
尽管经过一天的跋涉，周恩来的精神很好，兴致极高。一路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感慨万千：“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住几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
18日晚，周恩来一行同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共进便餐，边吃边谈工作。周恩来又说到粮食问题：“你们不是有个《江西是个好地方》的歌子吗？这个歌儿不错，江西确实是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鄱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不错，粮食也比较多嘛！”
“总理，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杨尚奎等谦虚地答道。
长期负责农业生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比较活跃，他站起来，将酒杯高高举起：“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刘俊秀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都一齐叫好，请总理喝下这杯酒。
周恩来也很高兴，他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只是不拿酒杯。像以往一样，他不谈南昌起义，更不谈自己在其中的功绩，要谈就是谈失败的教训。今天他也转移了话题：“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他的目光里含着一种欣赏，又暗含着一种机智。他转向刘俊秀，话里有话：“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刘俊秀对周恩来的酒量早有耳闻，他以为周恩来要和他一杯接一杯地干，他有些紧张，忙问：“什么条件？”
周恩来叫服务员拿酒来，亲自斟上一杯茅台酒。这下刘俊秀也以为“坏了”，总理与他叫上劲。等到周恩来一开口，他更加为难了。周恩来说：“咱们俩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
“如果干两杯呢？”
“那当然是增加两亿斤了。我们干三杯，就增加三亿斤，你看好不好？”
在江西素以豪爽出名的刘俊秀一听，举杯的手变得沉重起来。他十分清楚要拿出一亿斤粮食的难度。他喃喃道：“总理啊，国务院给我们的外调粮食任务12亿斤，我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要再增加三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
这时谭震林给为难中的刘俊秀打气：“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三杯，三亿斤就三亿斤嘛！”
罗瑞卿也开个玩笑，凑着热闹：“老刘，你死脑筋，先喝了再说么！”
其实倒不是周恩来一时兴起。他早对江西本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口粮做过调查，心里有数，所以他很肯定地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
刘俊秀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知道，总理要不是因为粮食困难重重，也不会在这种场合提这个要求。既然总理开口，就是不喝酒，他又怎么好拒绝呢？于是他将杯子举到了总理面前：“好，就按总理的意见办。总理的心情我们理解，国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大力支援，三亿斤就三亿斤！”
在座的人们一齐叫好。只听得酒杯咣当一响，周恩来酒杯挨近唇边，一口抿了下去。三杯过后，周恩来面色略有些红润。人们知道，这并不是这点酒力的作用，而是他心里高兴：三亿斤粮食又可以使不少人暂度饥荒。
他许久没有这样春风满面了。
周恩来又举杯向其他同志说道：“今天我很高兴，请大家多喝几杯！”
他率先干了杯，继而开怀畅饮。大家见他情绪这么好，都一起来助兴。周恩来都痛快地一一干了。
行前受邓颖超的委托，要好好照顾总理生活的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有些慌了：
“不得了了，水静！”她摇摇水静的手，耳语道：“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这里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几十年没来，能不高兴吗？”水静不以为然。她曾和周恩来对饮过一次，两人都各喝过一斤茅台，谁也没醉。（参见《和省委书记们》与《特殊的交往》）
“要劝他少喝一点就好。”郝治平很是着急。“可又怎么好劝呢？”
“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水静嘴上这样说，心里也不踏实。因为周恩来且饮且说，谈谈笑笑，话讲得很多，这正是酒醉的前兆。
然而，周恩来虽有几分醉意，但并未过量，语言、神态和行动都没有失控现象。饭后，他还和罗瑞卿、谭震林等，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
江西省委也有求于周恩来，目标就是台上正在演出的杂技团。
这个杂技团是上海星火魔术团。他们曾在南昌演出多场，很受当地群众欢迎。有关部门曾向杨尚奎反映，江西没有魔术表演团体，要从头培养，花钱不说，还得很长时间。如果通过组织出面，把这个团留下来，那就再好不过了。杨尚奎也早有此意，只是没有机会开口。今天正好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来了，要是当着周总理的面提出这个请求，柯庆施总不该拒绝吧……演出开始后，杨尚奎就向柯庆施说出这个要求：“把这个团体送给江西，就填补了我们的缺口。上海文艺团体那样多，这类魔术团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
柯庆施不置可否。
周恩来主动帮着杨尚奎说：“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江西的粮食支援过全国，互通有无嘛，上海应该支援江西嘛。大方一点，送给他们吧。”
柯庆施笑笑，仍没表态。
周恩来和杨尚奎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边开玩笑边说服，最后柯庆施才笑着说：“待会儿我和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因为台下坐着周恩来及其他领导人，魔术团的演员格外卖力。当“表箱遁表”节目开始，魔术师请台下观众借一块表上来。
“把我这块表给你！”观众正在交头接耳之际，周恩来立即站了起来，高高地扬起了自己的手表。
卫士将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表，向周恩来鞠躬致谢，台下掌声雷动。
当时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节目，台下看得屏声静气。表演结束，魔术师将手表还给周总理时，周恩来右手朝前一挥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剧场顿时滚过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
唯独郝治平心里一咯噔：“糟了，糟了，总理真的有些醉了。”她又轻声对水静说，“一块表倒不要紧，只是总理还要到外地去，目前不回北京，手上没有表怎么行呢？”
“没事！总理清醒得很，不过很兴奋就是了。”水静说，“表的事好办，难得的是总理这么高兴。”
晚会终了，周恩来便去看望演员，和他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来了多久，生活是否习惯等等。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周恩来抱肘问道。
“好，很好……”演员们大声回答。
“是的，江西是好。”周恩来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都说江西的观众很热情，领导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也很照顾。
周恩来接过话头说：“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
演员们有的说好，有的不知所措地望着柯庆施。柯庆施点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