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叶圣陶说：“语言是文艺作者唯一的武器。解除了这一宗武器，搞不成什么文艺。使不好这一宗武器，文艺也就似是而非。因为世间没有一种空无依傍的，不落言诠的，叫做文艺的东西，文艺就是组织得很恰当的一连串语言，离开了语言无所谓文艺。”所以历史上多数文艺家大都坦言自己对于语句锤炼的重视。语句锤炼不应当只考虑语音、词汇的因素，更应考虑语法因素，那么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法，它和修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一般认为他们两者有区别，更有联系。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出现之前，中国人是如何学习语法的呢？陈寅恪先生指出人们是通过修辞中的对偶来学习的。如日对月，火对水等，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从这里可知道，在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喜欢把语法和修辞结合起来，二者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漫谈语法研究》一文中曾做过精辟地分析。他认为：
从原则上讲，语法讲的是对和不对，修辞讲的是好和不好……好有一比：我们的衣服，上衣得像个上衣，裤子得像个裤子，帽子得像个帽子。上衣有两个袖子，背心没有袖子，如果只有一个袖子，那就既不是上衣，又不是背心，是个四不像。这可以比语法。修辞呢，好比穿衣服，人体有高矮肥瘦，衣服要称身；季节有春夏秋冬，衣服要当令；男女老少，衣服的材料花色不尽相同。总之是“各有所宜”。修辞就是讲究这个“各有所宜”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9页。。
还有人将语法与修辞的关系比喻成纺织与刺绣的关系，同样精当而深刻。的确，语法如纺织，它讲究定法，即经、纬线纵横穿插交织，才可纺成精致的素帛。修辞则如刺绣，它不需死板地遵循纺织品上经纬的限定，而能以不同色彩的丝线，用灵动多变的针法，将花鸟虫鱼、自然之景等美妙的图案铺绣于素帛之上，并点染神情，创造出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
正如刺绣离不开素帛一样，修辞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语法而存在。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法，它揭示的是语言中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结构规律，是语言中词的构成规则和组词成句规则的总和。修辞则是指为了较好地表达思想感情，适应特定的语境而采取的运用语言和语言风格的方法、技巧或规律。修辞作为一种运用语言的活动，它除了与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和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汇发生关联之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与语言的结构规律——语法，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语法是词语、句子的一般结构规律，修辞是适当运用语言来增强言语表达效果的规律。具体说，这种本质差别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语法和修辞处于不同的平面上
语法处于语言平面，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如句法结构：名+动；概括了语言中许许多多的由名词和动词组成的短语和句子。修辞处于言语平面，是在语言的动态活动中进行的活动。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静态的，作为言语的符号系统则是动态的。所以一般认为语法属于语言平面，带有静态性，修辞属于言语平面，带有动态性。
2.语法和修辞涉及的范围有别
语法只属于语言范畴，是语言三要素之一。修辞则不同，它要增强言语的表达效果，就得利用语言、文字、语境等的一切可能性，如不仅可以利用语法作为修辞手段，还可以利用语音、词汇作为其他特殊的修辞手段。在书面语言中，还可以利用文字作为修辞手段，所以修辞涉及的范围比语法要广泛得多。
3.语法和修辞追求的目的不同
语法讲究“规矩方圆”的事，要讲究通明（通顺、明白）和正确，要求遵循语言规矩。侧重“守经”。一个句子只要符合语法规律，所谓没有“语病”，就是一个通顺明白、正确的句子。修辞则要“精心营造”要讲究“语美”和“达效”（表达效果好），所以贵于“权宜”。一个语法上通明正确的句子，在修辞上不一定是语美、达效的。如“祝你健康长寿”一句用于晚辈说给长辈，很合适，但如果是长辈写给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就不妥了，那就成了修辞上有问题的句子了。
4.评判语法的是非和修辞的美丑标准不同
语法要讲“是非”，即将一个句子判断为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在语法上正确的句子被认为是“合法的”，凡不合法的都是语法上不正确的句子，就是我们常说的病句。修辞要讲“美丑”，评判美丑的标准是“适切性”。凡适应题旨、情境，适切于表达需要的句子就是美的、好的句子。所以，有人据此以为，语法是呆板的、教条的，而修辞才是灵活而实用的。我们注意到一些大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变异的用词”，和超乎寻常的词语搭配，那多半是出于修辞上的需要，比如鲁迅先生的名篇《社戏》有这样一段描写：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地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
鲁迅先生在这段文字里巧妙地将形容词“朦胧”活用为动词，精炼而又传神地描绘出江南水乡的美丽夜景，那皎洁明亮的月光在蒸腾水汽的融汇之下，显得若隐若现、朦朦胧胧，一幅优美动人的明丽山水画便尽至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语言体系，其语法差异较大，而修辞的情形则不同。现代人的修辞方式、表达手段与古代人的修辞方式、表达手段相比，虽然也有一定差异，但共同之处也比较多。
有时，为了表达上的需要，修辞会要求句子突破语法框框。如：
（1）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韩愈《原道》
（2）朱家门里穷是穷，但也志气了一辈子。
（3）他也涂脂抹粉妖精了一回。
（4）你也太速度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例（1）中“人”、“火”、“庐”本为名词，但当作动词来用，而且还带了宾语，突破了语法规范，是一种临时的变通手法，不过修辞上叫“转品”、“转类”，语法上则称之为“活用”。例（2）、例（3）中加点的词也均属于名词用为动词的例子。例（4）中的“速度”则是名词活或用为形容词。另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按语法规则，本应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由于音律上的要求作者有意颠倒了此词语的语序。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中那些巧妙的词语借用，均应看作语法活用的表现形式之一，用得好，往往能加强语言的谐趣化色彩。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左右欲刃相如”一句中的“刃”字出现在能愿动词“欲”后面，应判断为动词“用刀杀”之意，但是司马迁放着“杀、诛、戮”等词不用，却用一个名词活用为动词的“刃”，其修辞意味是相当明显的。文言文《黔之驴》中“驴不胜怒，蹄之”，也是一反常态的“踢”，而作者却用了名词“蹄”，这种打破常规不仅生动表现出了驴子的特点，而且非常的新颖、别致。
语法上的变通、活用，不仅仅形成意趣上的新奇、别致，同时还会激活读者的联想，提高语言信息的传递速度。我们来看下面的用例：
（5）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礼记·礼送》
（6）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
——《贾谊·过秦论》
（7）益烈山泽而焚之。
——《孟子·许行》
（8）晋灵公不君。
——《左传宣公二年》
例（5）中的“贤”与“能”本来为“谓词”，在此却活用为名词“贤人”“能人”。一方面作者是为了使句式整齐，音节和谐，另一方面还为了突出人物的特质，进而赞美那个任人唯贤、唯能是举的所谓大同社会。例（6）是将名词当作副词来充当句子的状语，突出了动作、行为的特征，不仅让读者产生丰富联想，而且信息传递迅速、准确，修辞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例（7）中的“烈”本为形容词“火势盛大的样子”，但此句中却是动词，表示“燃起大火并焚烧”之意，其作用不仅描绘了一幅烈焰熊熊的场景，而且让读者意识到这大火并非自燃，而是受命为“舜”，为了拓展人们的生存空间采取的行动。例（8）中的“君”本为名词指“君王”，此句活用为动词指“不像个君王，不行君道”之意了。在表达了臣子的鄙薄、愤懑之情外，还透露了晋灵公的种种恶行。总之，词语的活用不仅使内容变得丰盈，语句形式也变得整齐和谐起来。
由此看来从表达效果上说，语法上的词语借用和修辞上的借喻辞格是异曲同工、不分伯仲的。其实，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表达，只要能将表达者的主旨精准、传神地表达出来，就应当算是好的、成功的修辞。
若说修辞是运用语言的技能与技巧，那么用来规范语言文字的语法则是修辞的基础。许多人强调：应在合乎语法的基础上讲究修辞。语法是研究语言结构规律的，修辞是研究语言表达效果的，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一个管文章通不通，一个管文章好不好。因此，修辞应以语法为基础，却可以不合乎语法。总之，良好的修辞效果历来是作者的第一追求，作为语言规则的语法必要时也要让位于修辞。另一方面，语法和修辞虽有本质区别，具有相互独立性，但应当说又是紧密联系，有时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来看这样一句话：
只见操场那边儿飞快地跑过来一个红领巾。
此句语法上看没有什么问题，是一个普通的动词性谓语句，但是逻辑上就讲不通了：红领巾不是人，它怎么跑？从修辞学角度看，它属于积极修辞，使用了借特征来指代人物的“借代”辞格。所以说，语法与修辞的关系，其实犹如人体的皮与肉一样，互相依靠、共存一体。正所谓“调皮的孩子违反校规，活泼的词汇戏弄语法”。有时，抽象的意义用具象化的字眼来表达，效果往往不错。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月光下，
少年在耕耘心情，
一不小心翻出了久违的思绪，
笑如花，芬芳了一季的心事。
心情、思绪、心事，这些很抽象的事物，不仅用耕耘、翻出等动作感很强的词语来修饰、支配，而且将形容词“芬芳”活用为动词，配以“笑如花”的比喻辞格，非常清新别致。这种变异的词语搭配使用是“艺术反常”的一种重要方法，而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常常使诗的语言闪烁奇光异彩。
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词语的变异使用。笔者曾无意中听到一男生对一位女生说：“你就不能淑女一点儿？”这可算是生活中比较典型的借词类活用来积极修辞的例子了。因为“淑女”本为名词，在句子中却带有明显的形容词意味。
前些年又一首歌曲名为《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表达同样新颖、生动，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新奇感觉。其实歌词中有许多从语法角度上看根本不通的句子，恰恰是非常传神、精妙而且富于辞彩的。我们不妨来看有台湾歌坛教父之称的罗大佑的那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穿过你的心情的我的眼
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
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的手
照亮我灰暗的双眼的你的眼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
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
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
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流言我知道我们不懂甜言蜜语
留不住你的身影的我的手
留不住你的背影的我的眼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
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
歌曲明显是在写作者的感悟和心情，但却以一个古怪的短语“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来命名，而且整首歌词均由并不完整的语句组成，但从积极修辞的角度来考虑，整首诗歌却是如此的深情款款，意味深长。所以，有人认为语法规则之外的所谓“超常使用”，其本身就是一种修辞手法，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原本就是同一概念。在话语结构的变异、“破坏”中，人们意识中的生活经验会被有效地唤醒，并参与到审美活动过程中去，于是诗的气息便由此荡漾开来。
再来看那首风靡整个华语世界的《牵手》：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因为誓言不敢听/因为承诺不敢信/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整首作品看似无逻辑地词语搭配组合，但给人的感觉却异常美丽，因为这些句子不知不觉间触动了人们情感深处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所以自然淡忘所谓“语法”，让规则去见了鬼。
其实在许多流行歌词及诗歌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所谓的“反语法现象”，具体表现为话语结构的被破坏，然而人们的审美认识经验却因此得到了有效地发挥。对话语信息不假思索的领会使人们尽可能地捕捉词语蕴含的一切，寻找与其他语句片段所发生的联系，并最终将他们连缀成一个合情合理的意义整体。
如果说流行歌词是文学另类的话，杂文可谓文学正品了。但我们注意到，即使是“纯文本的”作品也不乏“超语法”的词语和句式，我们来看贾平凹的《孤独的走向未来》：
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作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
弱者都是群居着，所以有芸芸众生。弱者奋斗的目的是转化为强者，像蛹向蛾的转化，但一旦转化成功了，就失去了原来满足和享受欲望的要求。国王是这样，名人是这样，巨富们的挣钱成了一种职业，种猪们配种更不是为了爱情。我见过相当多的郁郁寡欢者，也见过一些把皮肤和毛发弄得怪异的人，似乎要做孤独，这不是孤独，是孤僻。他们想成为六月的麦子，却在仅长出一尺余高就出穗孕粒，结的只是蝇子头般的实。
文中的“实”即果实，现代汉语多以双音节词为单位组句，从语法中词的搭配，句式的安排来看，此句并不合正统语法，但其调侃、诙谐的语言风格，恰恰为其哲理意味浓郁的文字增色不少。词语的超常搭配从语义上讲是特殊的，但在语用上却是正常的。它适应了人类思维的丰富性和创造性特点，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语用目的。
再来看鲁迅作品《故乡》中的著名语句：
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表面看，这种表述不太符合语法逻辑，但超常规的比喻手法的运用，恰恰烘托了宏儿速度之快，动作之灵巧敏捷。在作者传神的描绘中，读者的想象力被点燃，头脑中的生活经验被释放，于是顿觉书中人物立体、生动了起来。我们看到，词语的异常搭配以其新鲜的表达，获得了“因变至奇”的修辞效果，使人感到不仅入情入理，而且出神入化。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
西部的存在之于我们，是一种异数，它让我们意识到，在上班下班之外，在发展与进步之外，在城市乡村之外，还有着另一种风景，另一种生存。
——《散文》2003年第3期卷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