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回銮的筹备工作,早在上年就下令积极进行了。在河南省,从阌乡入境到安阳出境,沿途共设备站二十三处,腰站二十三处。并且“平治道路,修筑行宫。建造桥梁舟楫,以及中途御用”,都加紧备置,拨出了专款银十八万两,远远不够,河南请求再拨给“二、三十万两”,而且直接从自江南解往西安的贡银中截留,以应急需。至于北京城的准备工作就更为繁重复杂。由于侵略军对北京城破坏得很严重,连正阳门城楼也烧得一干二净,必须重修,其他需要修补、油漆之处不胜枚举。所以和约一签订,慈禧太后就任命尚书张百熙、侍郎桂春、景沣和曾任过顺天府尹的陈夔龙为跸路大臣,负责修复工作。慈禧太后还特别提出,“城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拨出专款银百万两克日赶修。但还有不少地方,赶修也来不及的,当“圣驾”进京时,也只好“令厂商先搭席棚,缭以五色绸绞,一切如门楼之式”(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为了回銮路上的乘坐,特地新制两顶大轿,陕西巡抚升允亲自将大轿押送宫内。慈禧太后令八个太监抬起,自己试坐一番,感到满意。又让光绪皇帝试坐,光绪因慈禧在地上站着,不敢在轿里坐,又不敢违背慈禧之命,只好“乃作半跪式略坐即下”。对扈驾侍卫也作了安排。本来,“行宫大门内外,二门内宿卫皆岑抚(即岑春煊,实是原董福祥所部)部下甘军,以金造林、泰清、马福祥三人分统之。圣驾将行,特命固原提督邓增率所部随扈”(《清朝野史大观?清宫旧闻?胡延长“安宫词”注》)。
慈禧太后从西安起驾时的情况,与从北京出逃时,对比十分鲜明。“自西安启跸,仪卫甚盛,发卒数万人,各省所贡献太后私财六七百万,尽辇之而东”(《庚子国变记》)。据《庚子——辛丑随銮纪实》一文所记:“两宫分乘八人抬亮轿,舆夫所穿红绸驾衣,系仿照北京銮仪卫之款式裁制。轿前有御前大臣及侍卫辔而行,再前为大群武装部队,而以二十四面黄龙旗开路。大道上均垫黄土,两旁有护驾军队之士兵站道,计有属陕西巡抚升允之陕军,有属甘肃提督邓增(甘肃提督与前述固原提督是同一职位,邓增是董福祥的继任者)之甘军,有属四川提督夏毓秀之川军,亦有属直隶提督马玉昆之毅军”。这真可说威风十足了。启程前还传谕:“州县都守以上,均在灞桥恭送;佐杂千把,在十里铺恭送”。并派员到各处点验,“如有托故不到者,就停职两年”。因此,送驾的队伍,“沿途千官车马,万乘旌旗”,人马杂沓,热闹非常。
第一天行四十里,夜宿临潼,“为两宫去华清池温泉休沐也”。
对接驾的要求甚苛,临潼令夏良材以供应获谴。打骡子马惊,之后各州县即不敢怠慢。“于是群县承风,各除道,缮治宫室,设厨传,修寺观神祠以待幸,作者数万人,费亦各数十百万,大兴兵卫,道死者相望”(《庚子国变记》)。第二天驻华阴,“两宫赴华山山麓之玉泉院降香”。十月十二日即第三天到潼关。这几天由于随从人员车轿太多,沿途又有众多百姓前来观看,十分拥挤,不利于行。所以又特地传谕云:“自西安启跸以来,一路车骑殊形拥挤,甚至乘舆已到,尚复填塞道途,殊不足以昭严肃。著御前大臣督饬侍卫认真弹压,前驱清道,勿许如前填塞”。“至随扈之王公百官车辆尚多,……均著分起先行”。
之后,进入河南境。河南巡抚满人松寿好容易捞到逢迎的机会,驱使百姓拼命准备,“即尖钻亦均漆绘彩画,摆设铺陈,满置鲜花,芳香袭人”。“令江西浮梁镇进瓷盘至二十万,他物称是焉。一驿之费几五万金”(《庚子国变记》)。可以想象,如此铺张浪费,前述的十八万和二三十万两银子是远远不够的,从民间搜刮的,定然大大高于此数。松寿这次接驾,果然“甚得慈禧欢心,屡被升迁至闽浙总督”。
十月十六日到洛阳,住三天,慈禧太后到龙门山,千佛岩游览,到关林、龙门、香山等寺拈香。十一月六日到达荥阳时,接到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慈禧太后“震悼良深”,立下懿旨,说李鸿章“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着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注:陀罗经被,以白缎为之,上印藏文佛经,字作金色清制:皇帝、皇后、皇贵妃、皇太子死丧时使用。王公大臣死于京师者,得赐用,是很高的赏赐)。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祭。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此后一再褒奖,赏银五千两治丧,荫封其三子五孙。慈禧大后对李鸿章的优渥,真是无以复加。
十一月十二日,到达开封,住了一个月零两天。其间有两件事可述。一是十一月二十日(即阴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生日,朝中随行百官和各省大员,在光绪皇帝率领下,齐来朝贺,着实铺张喧闹了一番。二是废黜了溥的“大阿哥”名号。溥是端郡王载漪之子,载漪既已获罪,溥的皇储位子,当然就站不住了。慈禧太后懿旨中说:“慨自上年拳匪之乱,……载漪实为祸首,……既经严谴,其子岂宜寓储位之重?……溥著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加恩赏给入八分公衔俸,毋庸当差”。据侍从追忆说,从此溥即无乘轿资格。这个溥,立大阿哥时十五岁,谕旨令祟绮(即前述在保定自尽者)充师傅,还选了几个侍读,但他是个不成器的人,不好好读书,却喜欢玩狗。其实他不过是慈禧太后的一颗政治棋子,需要时信手拈来;此时无用,又顺手弃去,如此而已。此后,溥默默无闻,入民国后穷愁潦倒而死去。
十二月十四日,从开封启程,渡黄河北上。又是一个盛大隆重的送驾场面。前来祝寿的大员都来了,“文武官员,绅民父老,一体于河岸俯伏跪送”。“所用渡船,为求平稳,安全与壮观,系用大船五艘联结而成,饰有龙头、龙尾,船身内外油漆彩绘”。慈禧高兴异常,赏给水手人等银2500两。过河以后,因天气日渐寒冷,沿途不再游山玩景,按站赶路。十二月十五日,袁世凯前来接驾。原来李鸿章死后,直隶总督这个显赫的缺位,不少大臣垂涎欲滴,但都没有捞到,慈禧太后却让袁世凯坐了这个宝座。此后将入直隶境内,总督焉有不接驾之理。袁世凯一见慈禧太后,就伏地大哭。通例,除国丧必须举哀号哭而外,平时在圣驾面前是决不许大哭的。袁的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连慈禧也很吃惊,忙问袁世凯所为何事。袁抽泣回答说:“臣见圣容清减,痛彻于心,不觉失礼”!慈禧太后一听,也不禁眼圈一红,反过来安慰袁。为此,后来人们都说袁世凯是个很会做戏的人。自此以后,为两宫担负警卫的,主要成为袁世凯的新军。袁部下的张勋(即后来在民国搞复辟的那个封建余孽,他是袁在天津练兵时的管带,以剿杀义和团有功,升为副将)从此与两宫左右接近,并带队驻颐和园任警卫,这是后话。之后,经卫辉、彰德、磁州、邯郸等地,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正定。驻两天,改乘火车到直隶省城保定。在保定城内行宫驻跸三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元月七日乘火车回到北京。从1900年8月14日出走算起,离开北京将等近十六个月的时间。回京时的情景,也颇为排场。据记载,“铁路局特备火车一列,共二十二辆,计上等花车四辆、皇上、皇太后用四辆”。火车到马家堡车站(此时火车不准入北京城,此站即京汉铁路的起点,距永定门十五里),改乘大轿。北京的接驾队,伍包括满汉军队、王公大臣、大小官员、绅士居民,排列大道两旁,从卢沟桥起,直到天安门前,真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到正阳门时,“尚有留京洋兵,同在城上观看,有脱帽挥拂以示敬礼者。太后在舆中仰视,似含笑答之。”
此种举动与皇太后威严迥不相侔,与大清礼仪不伦不类。
董福祥回甘时,所部几个回族领兵官,仍在邓增率领下在西安护卫,回銮时亦扈驾。马福祥在过正定时写诗一首云:
娲石补天后,銮舆动地回。
旌旗函谷暗,宫馆洛阳开。
灵雨随龙降,仙云拂马来。
小臣恋恩处,伫立望燕台。
诗全袭用唐玄宗蒙尘西蜀,回銮长安途中诗的韵律和情调,无多少特色。但这却不禁使人联想到唐玄宗与清慈禧太后的对比。两者因都城不守而逃跑是相同的,不同之处,是唐玄宗出逃后即由儿子肃宗继位,自己失去了权力。慈禧太后则仍皇权在握,此后到她生命的终结尚有七、八年之久。
董福祥书责荣禄
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宫中,不免痛定思痛,她曾对人历述“蒙尘之状”节录如下:
“于时,余决意不出宫门一步。余已老,死生何足置念,惟载漪及载澜力速余去,且劝吾易装。余大怒未立允。而人民颇谓余衣一女仆之衣,乘一破骡车,而此女乃作太后装束,乘吾轿以去,不知谁造此谣者。人既信之,则居北京之外人,当亦有所闻矣。方吾去时,几无一人愿与吾偕,且迁都之议、宫中尚未筹及,而彼等已于其先相率避去,……仅得太监十七、老婢二人,婢女一人。……
吾之太监共三千人,乃不俟吾点验,去者已垂尽。中有劣者且无礼于吾,掷碎吾宝贵之瓶,……余之旅行,艰困殆极,日居轿中,自日之未出,以至于既暮,夜则宿于乡村中。行时,帝则乘车,以骡负之,后亦若是。余于途中仍日祷高僧,乞加冥祐。惟帝则终始无言,从未启齿。某日,雨大至,轿役逃者数人,而骡又暴毙数口;天既至热,雨如倾盆,注余头上。另有小太监五人,又复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