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尚书赵舒翘，字展如，陕西长安人，进士出身。他是随“两宫圣驾”到达西安的。由于他是首倡利用义和团的人，所以是侵略者指名的“罪魁”之一。清廷对他先是革职留任，侵略者不允，改为斩监候，侵略者还要加重惩办，清廷只好赐令自尽。西安士民数百人为他求情请命，怎奈清廷也不敢违背洋大人的命令，只好让他去死，派岑春煊前往监视。于是：
“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余老母见此奇惨。……春煊迫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呻，夜半犹未气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蔽其七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
吞金、服鸦片、服砒霜，三种办法都没有死掉，最后辅乏以其他办法，才断气。情状之惨，世间少有！
比较起来，死于兰州的毓贤，则从容悲壮，更令人感动。前面说过，毓贤在山东，对义和团先主剿，后主“抚”。他主“抚”之后，给了义和团不少的支持，其实，最先支持山东义和团的，是山东巡抚李秉衡，光绪二十五年十月，李支持大刀会杀了两个教士，德国人要求清廷将其革职，几经周折，清廷不得已将他免职，由毓贤继任山东巡抚。有记载说：
“山东大刀会仇视西教，毓贤奖借之。匪首（即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倡乱，以灭教为名，毓货命济南府卢昌诒查办，匪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掠教民数十家，毓贤庇之，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黄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屡函乞申理，总署令保护，毓贤均置不问，匪势愈炽”（《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
由于毓贤这样支持义和团，侵略者即要求清廷将他撤掉。换上了袁世凯，于是朱红灯被杀，山东的义和团遭到残酷的镇压。毓贤回到北京后，向载漪、载勋、刚毅宣传义和团，得到他们的信任。
毓贤旋即任为山西巡抚，他对其部署说：“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李秉衡，字鉴堂，故称鉴帅），其一我也”。支持义和团不变：
“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总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毓贤命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勉以杀洋人。大师兄出入抚署若贵宾。五月朝旨令保护教民……毓资仍置不问，六月匪焚教堂，毓贤登高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史料来源同上）。
史料的记述者是仇视义和团，作为毓贤的罪状而发的。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不管毓贤从什么立场出发，处于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他对义和团的支持确是真心实意的。因此，侵略者哪里肯饶了他！
第一次提出要惩办罪魁的名单上，就赫然有他的名字。光绪二十六年八月，清廷撤去他的山西巡抚，侵略者不允，改为革职，发配新疆。同年阴历十二月，毓贤西行到兰州，住在原水北门街八旗会馆，随行有一妻一妾。除夕之夜，清廷追来“即行正法”的电文，并令甘肃巡按使何福坤监视行刑。这时署理甘肃按察使李廷箫邀请毓贤吃年饭，何福坤作陪。李在宴席上阅急电后，据实相告，毓贤听后，并无惧色，但请宽限几日，以便料理未竟事务。李、何商议结果，定为正月初六行刑。毓贤又对李廷箫说，我死无所谓，你怎么办呢？
原来这个李廷箫曾任山西布政使，附和毓贤支持义和团，毓贤奉旨正法，李也恐怕难以保全。李自知事情不妙，在大年初一服毒自尽。
李廷箫，湖北黄安人，以进士累官山西布政使。初二这天，毓贤前往吊唁，哭之甚哀，也是在这一天，就来了以何福坤护理陕甘总督的“上谕”。毓贤与亲朋相聚，为人题诗作字。初三，毓贤同皋兰进士黄毓麟到照相馆照相留念，并购得棺木三口。“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初四这天，毓贤给年八十余岁的老母写家书，并为自己作挽联云：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旋转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这副挽联虽有沉郁的气氛，却无丝毫哀怨的情绪。一片眷念君忧之情，十分诚恳真挚。但此时已升任总督的何福坤却担心事久生变，累及自己前程，竟将行刑时间提前至初四夜半。斯时毓贤正为友人作字，方落款之际，敲门之声甚急，令仆人询问，回报参将田连考有事相商。毓贤知道大限之期已到，对仆人说：这是要杀我了，请少候。于是从容写好上下款，加盖图章。又亲眼看着妻妾自尽，命仆人装敛齐全，然后着朝服而出。忽然又想到前几天有一人索字，既已许之，不可失信。又回去和墨展纸作字。但监刑官田连考等得时间太长，已不耐烦，问他是不是怕死。毓贤含笑作字毕，出门来到刑场，北向九叩首，坐而就刑。死后，前来吊唁者甚多。
“毓贤，字佐臣，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以同知纳赀为山东知府，……累迁按察使权布政使”（《清史稿：本传》）。后继李秉衡为山东巡抚。
硫贤及一些王公大臣支持了义和团，不管其动机和目的如何，客观上总是支持了反帝爱国运动，这是不能抹煞的。毓贤的从容就死，是对清廷愚忠的典型，是一般清臣所不易做到的。清廷连如此忠实于自己的臣子都保不住，真是悲剧中之最悲者。
董福祥辞宫返里
然而清廷还是保住了一个为侵略者所指控的“要犯”，就是董福祥！
董福祥所统的甘军，是义和团的战友，是侵略者的劲敌，侵略者得势后，怎肯放过？所以谈判一开始，惩治“罪魁”的名单中，就有董福祥。其实清廷中的主和派早就视董福祥为眼中钉。十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劾刚毅、董福祥，时毅已死，而张之洞、刘坤一亦先言福祥启衅，罪当惩”（《庚子国变记》）。李鸿章既然是这样的态度，如今又借得侵略者的力量，怎肯放过董福祥！奕劻和李鸿章给军机处的来电说：“伊等（指侵略军的谈判代表）谓庄王、董福祥穷凶恶极，非杀不可。”类似内容的电文、奏折接二连三飞向西安。结果，慈禧太后对其他各个“罪魁”都按侵略者的要求一一遵命照办，已如前述。但对董福祥总下不得手，成为对付侵略者要求惩治“罪魁”中的一个难点。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慈禧太后传旨说，对董福祥“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称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
其所部各军，现著裁撤五千五百人，仍著带领亲军数营，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这是将董“革职留任”，又裁撤所部人数。无奈侵略者不答应，慈禧只好作进一步的处理，下密旨说：
“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统兵入卫，纪律不严，又不谙交涉，率意鲁莽，围攻使馆，虽系由该革王等主使，究难辞咎。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格外从宽，著即革职”。
这是由‘革职留任”改为“革职’。侵略者仍然不满意，并且说“有人庇护，纵奸不办”。这个“有人”的“人”，谁都知道是指的慈禧太后。但慈禧太后仍不肯加重处理，给奕劻、李鸿章发电，教以辩解之词，说董福祥“素为陕甘两省汉回所倾服（按：事实是否如此，是另一回事，但慈禧是这样认为的），设办理稍事操切，深恐激而生变，后患无穷。所难在此，实非有人庇护”。并且说，对于董福祥的处理，“断自朕躬”，再无改变之余地。慈禧太后说了斩钉截铁的话，李鸿章不好再开口，只好前去哀求洋大人高抬贵手。在侵略者一面，既然他们所提各项条件，清廷都接受了，仅剩下董福祥一人的问题；而且确实有个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问题，假设此地再生事端，慈禧太后这个“总管”坐不稳，赔款及条约中其他各项的实施都会遇到麻烦，所以最后只有“迁就”了。由此可见，并不是慈禧太后对董福祥有什么特殊的恩典，只是她害怕陕甘两省回汉人民造反！是陕甘以至西北几千万人作后盾，才使董福祥得以保全首领。
当然，平心而论，慈禧太后对董福祥的忠心并不怀疑，君臣之间的关系还是好的。“戊戌政变”中，荣禄急调董军进京畿，是用以对内，即对付光绪皇帝；之后编为武卫后军，又是在武卫前后左右四军中，率先调入京城中的一支军队，说明董军已仅次于神机、虎神两营，有点皇家禁卫军的味道。而且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的“上谕”说：
“董福祥现已驰抵行在，所带马队，尚传整齐。此后每日启銮，着以一半队伍在前行走，以清跸路，仍以一半队伍在后行走，以肃舆从。特此谕令知之”。
这是慈禧太后对董军信任的确证。在八月十五日慈禧出逃时旗兵在护卫中，一支枪走火，打碎了轿车上的玻璃，慈禧勃然大怒，从此下令，让旗兵神机神虎两营于“圣驾”五里以外前行，不准靠近，于是扈驾亲兵的重任就落在董军的身上了。在西行一路中，又证明董军是忠实尽职的，慈禧太后十分满意。所以在西安行宫中，仍由甘军值班护卫。这样，君臣之间自然就建起了深厚的感情。据说，董福祥在离开西安陛辞之际，曾伏地大哭，慈禧也掉了眼泪，赐银4000两，批准董福祥带家眷、亲丁3000余人一同返回甘肃。
一个革职的人，还带这么多的人一同返里，这恐怕是少见的。即使如此，一个在战场上与侵略军浴血厮杀，在危难中忠心保驾的将军，落得这样的下场，也够不公平的了。就连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光绪皇帝也憋不住了，他不得不说几句话，给董福祥“硃笔手谕”说：
“董福祥知悉：尔忠勇性成，英资天挺，削平大难，功在西陲。
近以国步艰难，事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谅尔自能曲体。现在朕方屈己以应变，尔亦当降志以待时；决不可以暂时屈抑，隳却初心。他日国运中兴，听鼓鼙而思旧，不朽之功，非尔又将谁属也！
尚其勉旃”（王学伊编《固原州志》）。
话说得委婉而中肯。这位被剥夺了自主权力的皇帝，此时此刻，大概对董福祥的遭遇，有着感情上的共鸣吧！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阴历正月，董福祥率家属、亲丁西行，回到甘肃固原。
丧权赔款百姓遭殃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元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了一道“自责之诏”。诏中历陈“皇太后”蒙难之苦，也提到“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死伤者数十万”。但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清廷自身的腐败和各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是把罪责一脑儿说成“莫非拳匪所致”。对侵略者反而颇带感激之情地无耻献媚，说什么“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自不致强人所难，”因而“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这个颠倒是非的逻辑，其实是慈禧太后的心声，也是为清朝廷政策方针定下的调子。既然“拳匪”是罪魁祸首，那么，当初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官员自然就成了有功之臣。因而对上年五、六月间因坚持镇压义和团、反对反帝战争的而被处决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人立即下谕，一律平反。谕旨说：当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俱属两可，而首祸诸臣（按：指当时主张利用义和团的王公大臣）遂乘机诬陷，文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因此，现“均著开复原官”。这些信口雌黄的辩词，翻云覆雨的措置，直将政事国策视同儿戏！它无非是说，这些人当时的被杀，不过是“祸首诸臣”的过错，至于慈禧太后则是“天王圣明”，毫无责任的。其实，人们都清楚，当时没有慈禧太后的旨令，这些人怎么会被杀呢？而且杀的也并不一定错。现在为了取媚于侵略者，又重新翻案，是毫无道理的自我否定。
以上是清朝廷内的糊涂帐，无需过分理析。我们所要说的，是《辛丑条约》使民不堪命。“自责之诏”中说“当视我力之能及”来填满侵略者无底的欲壑，真是谈何容易！仅以赔款一项来说，就是国力、民力难以担负的重荷。让我们看看清廷户部的苦心筹划：
“计此次赔款议定四万五千万两，前数年每年本利银一千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五百两。嗣后按年递加，每年二千余万两及三千余万两不等，至三十九年止，总计本银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
先看赔款的第一年即光绪二十七年这一千八百多万两是怎么拼凑的。户部的安排是：缩减军费，房间捐输，地丁收钱，盐斤加价（每斤盐再加四文钱），糖茶烟酒加税。这几项全年收入“约略估计亦当有一千数百万两”。此外，则是各省摊派：江苏二百五十万两，四川二百二十万两，广东二百万两，浙江、江西各一百四十万两，湖北一百二十万两，安徽一百万两，山东、河南、山西各九十万两，福建、直隶各八十万两，湖南七十万两，陕西六十万两，新疆四十万两，甘肃、广西、云南各三十万两，贵州二十万两。
列了这么多户头，立了这么多名堂，这是户部的障眼法，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其实，户头、名堂再多，最终还不是全部落到平民百姓头上！
事实上，落到平民百姓头上的，远远不止户部摊派的上述几笔款，还有数不清的“债”要百姓偿付。请看直隶京官恩溥等人的安折：
“自天津失陷，直犯京师，焚烧之惨，通州、良乡被祸尤烈。
近畿州县，到处骚然。败兵之劫杀，土匪之焚掠，洋兵之搜刮，教民之逼掠，遂使万众流离死丧，十室九空。而各国洋将教士，索偿多款，借口毁教堂杀教民，皆责罚于民间，每州县或数万或数十万之多，且均限当时立办，不容迟缓”。
这是说在惨遭兵火洗劫之后，洋教堂洋教士又来向百姓敲诈勒索，而这种勒索又是通过官府之手来“责罚”于民的。地方官员又是什么态度呢？上引奏折中说：
“惟议约以教案严责守令，地方官自顾考成，不敢不办，竟至计亩勒派，按户严迫”。清朝廷根据洋主子的命令，必须千方百计袒护教堂，因此以对待教堂的态度作为考核官员功过的一个标准。这样一来，哪个地方官还敢不对教堂百依百顺？教堂勒索的钱财，也只有“计亩勒派，按户严追”了。
据《庚子国变》所记：“诸教堂偿款及存恤教民之费，京师银二百万两，直隶二百余万，山西二百二十余万，山东八十万，四川八十万，江西七十万，湖南三十六万，浙江二十余万，湖北最少，犹二万金。大半皆赋于民，而房税亩税及其他苛敛之政始行矣。而蒙古鄂托克、札萨克十二旗，教堂偿款银九万八千两，鸟审旗四万五千五百两，皆以牲畜及土地抵偿焉”。
这样大的压力，这样名目繁多的勒索摊派，都落到了大兵凶年之后的小民头上，试想还有小民百姓的活路吗？
铺排筹办慈禧回銮慈禧在西安的供奉既然不减于北京宫中，故回銮之期，迟迟其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的“上谕”中说：“回銮所以慎重者，本因公约未画，洋兵未撤之故”。这是实话。非到安全有万分把握的时候，慈禧太后是不肯回北京的。但“公约”画了之后，还是一拖再拖：
“及和议成，各国撤兵，内外臣工纷请回銮。四月二十一日谕言和局已定，经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禁，本欲即日回銮，惟溽暑难以跋涉，候秋凉再行回銮。定于七月十九日由豫直回京，至七月朔，陕抚升允奏言关中炎热，大雨泥深，豫抚松寿奏河水骤发，跸路冲毁，请展期回銮。乃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启跸”（《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
考虑了政治汽候，又考虑自然气候；又是天气炎热，又是道路泥深，动身实难。到了阴历八月二十四日，即阳历1901年10月6日总算是启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