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五日，甘军在阳高追上了“两宫圣驾”，此后即承担了主要扈驾任务。此时，江苏巡抚鹿传霖也募兵入卫。“两宫圣驾”历大同、怀仁、代州、忻州，于九月十日到达太原府。山西巡抚毓贤率省城文武官员数百人在城北20里接驾，当晚入城，驻跸巡抚衙门。此时与过怀来时相比，就排场多了。《庚子国变记》云：
“十七日（阴历八月十七日，即阳历九月十日）至太原，居巡抚署，帷幄器物甚设，比于宫中，高宗幸五台时故物也。太后色喜。
旗兵及岑春煊、马玉昆、董福祥、升允、鹿传霖兵至者，七千余人。”
有了乾隆皇帝留下的御用之物，生活“比于宫中”；又有这么多扈驾大臣和兵将，且有太行山挡住侵略军，已有了几分安全感，这就必然会使“太后色喜”的。而且由于荣禄的到来，慈禧太后又作了一番安排，任荣禄为首席军机大臣，任鹿传霖、王文韶等为军机大臣。同时，李鸿章也到达北京，“住贤良寺，外军派兵为之守卫”，开始进行和谈。从此，荣禄主内，李鸿章主外，二人默契配合，各方呼应，按照慈禧的旨意，对内严厉镇压义和团，对外向侵略者屈辱求和。
慈禧关中苟安
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了中国的都城北京，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胁迫清朝廷屈从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还四出攻城略地，作恶多端。俄军在九月间占领北塘、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控制了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线。其实，帝俄早在七月下半月就趁火打劫地在关外的东北地区挥舞魔爪了。他们首先对在海兰泡的中国人进行大搜捕，大屠杀，继而血洗江东六十四屯，约有七千中国居民被驱入黑龙江溺死，悍然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归俄国管辖。此后，出动近二十万大军五路入侵，攻占东北地区大部城镇，于十月初进占奉天省城。
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凶残至极。为实现其将我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美梦，于十一月八日，胁迫清盛京将军增褀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所以，俄国是当时各侵略国中最凶恶、最狡诈、攫夺权益最多的一个。关内各国侵略军也无所不用其极，十月中旬，联军统帅瓦德西派法、德军攻占保定及其附近各地，前锋到达娘子关和紫荆关，在易县的清西陵遭到侵略军的践踏。德军北进至张家口。在天津的侵略军南到山东德州附近。此时，清军已基本停止了抵抗，但各地义和团仍在坚持英勇的反侵略战斗。《拳乱记闻》、《拳匪记事》两书中，就记有若干事例。兹仅录几条如下：
“离天津三十里之某村，有义和团与某国兵开仗，某国兵几大败”（十一月天津来信）。
“刻下团匪来攻者日多，前数日曾攻山海关、塘沽铁路，天津至通州陆军所行之道，亦常为团匪所扰”（十月北京来电）。
“有溃兵以黑布缠头，自称黑义和团，当联军赴保定时，互相奋勇，向半途迎击，互有死伤”（九月天津来信）。
“十月二十四日（旧历九月初二日），联军在保定西北一带与拳匪开仗，西兵伤损四十六名之多”（北京来函）。
后两条与笔者家庭惨史颇有关系，愿在此略为补述，以为佐证。
笔者原籍河北省安肃县（今徐水）大营村，位于保定城北30华里，伯祖师义方为光绪年间进士，未入仕而家居。斯对由内奸勾引，被侵略军目为义和团首领，进村将伯祖捕获，伯祖直斥侵略者为禽兽，遂当场遭枪击遇害，并将数十间住宅付之一炬。家中20余口得乡里之助逃往邻村，幸免于难。侵略者对清在任官员也是随意处置。
继裕禄之后护理直隶总督的廷雍，在保定被侵略军捉去杀害，至于府县官员被杀的就更不在话下了。廷雍，字邵民，满洲正红旗人。
“联军入保定，被执，并及诸士绅”。当侵略军审问他的时候，他把反教、反侵略的责任，全部包揽在自己身上，开脱了别人。他对侵略者说：“保绅夙从令，可释，事皆由我。今至此，斧钺由汝，奚问为”？遂遇害。廷雍临危不惧，保护他人，死得壮烈！侵略军将保定“库存银十六万两”悉数抢劫一空。为进一步威胁清廷，意欲越太行山入晋境，一是攻占固关，一是出紫荆关至广昌西进。山西巡抚锡良这时主张坚决抵抗。《清史稿》本传记云“时和议未定，洋兵阑入晋边。锡良念两宫幸陕，和局固应兼顾，而保晋卫秦，亦不容忽。乃通令各军严行防守，别遣委员出境犒师，相机因应，幸保无事”。证诸其他资料所记，这段记述基本符合事实。锡良，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进士，后为湖南布政使。
在京师危急之际，“统率鄂、湘军队，入卫，迎驾山西，立授巡抚”。他对侵略军坚持抵御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
但两宫圣驾和随驾王公大臣已如惊弓之鸟，在侵略军屡欲西进的情况下，认为太原终非安全之地，走为上着，所以在太原喘息一月有余之后慈禧太后又传旨西去西安。但光绪皇帝是不愿意继续西逃的。《庚子国变记》记云：“初八日（10月1日），去陕西，上不欲行，怒谓载漪、载勋曰：朕仓卒出走，徒以太后之故耳，岂吝一死耶？太后今已至太原，宜无虑矣。若属善侍太后，朕当归京师，竟议约，以冀大难之早平也。太后不许，力持之，无敢谏者。”胳膊扭不过大腿，还是按慈禧的主意，于十月十二日起程。
从太原动身，随行扈驾人员大有增加。沿途还有陕军、甘军、川军等肃立道旁，警卫森严，甘军马安良部可能就在此时也赶来扈驾的。但尽管如此，途中也出现了一些疏漏。走到介休县义安村地方，“突有郭敦源自称义和团头目，异言异服，冲突仪仗”（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上谕）。这其实是这位义和团头目想见慈禧太后面陈国事。但他不知这个太后早在一个多月前的九月七日就下了“剿拳”的谕旨，通令各地官兵对义和团要斩尽杀绝，“务净根株”。所以结果是郭敦源被“立即正法”。郭敦源也是义和团著名头目之一，“名亚张德成、曹福田”。连介休县知县陈曰稔也因“于此事颟顸并不查拿，其平曰纵容义和团可知”，被处以“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慈禧太后亲自实施了她对义和团斩尽杀绝的政策！
为了尽量少糟扰百姓，慈禧发过皇皇“上谕”，说什么“该省适值荒歉，……沿途供顿及途中起居服用，袛求便适，承办各员不得过事铺张，致滋糜贵”。话倒是几句好话，但可惜实际情况全非如此。据山西故老传闻：
“护卫西太后的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的兵，纪律很坏，一路欺诈人民。他们大半骑着马，马要食草与料，其时庚子大旱，野无青草，这些士兵把附近几里远村庄里的粮草搜刮一空，人民叫苦连天”。
（《庚子那拉氏离京避难记》载《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1期）。
这些记述，当是实情。但士兵纪律的坏，与其埋怨这些士兵，不如归罪于那些扈驾大臣，特别是那个前路粮台岑春煊等。人吃马喂，事先不作安排，你叫那些士兵怎么不去搜抢呢？所以，问题出在下边，根子却在上边。而且这点搜抢，和“圣驾”及其左右的花费和勒索相比，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小巫见大巫。仅以曲沃一县为例，该县这次接驾花了白银三百万两（注：材料来自上述《山西大学学报》，疑数字有误，但花费很多，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对大太监李莲英打点不周，该县知县还落了个“差事办得不好”！
董福祥及其部属，在途中对“圣驾”的忠心护卫，是无以复加的。各个头领在慈禧太后轿前轿后，左右不离。据说慈禧太后轿前经常是马福祥和马麒率队护卫于道路左右，慈禧对二人以“大娃娃”呼之。盖是年马麒三十一岁，马福祥二十四岁，在六十六岁的慈禧眼中自然是年轻人了。他们护卫的殷勤备至，在舟渡黄河时更得到充分的显现。有一段记载说：“至潼关渡河，皇太后怯浊流汹涌，云亭（马福祥字）选善水者数人泅渡扛船，又派壮丁百人主舟，四围中流，天颜甚喜”。马福祥自己也记录这件事说：
“祥选部下习水性者得二百人，操龙舟稳渡。舟中蒙赏克食。
以祥回人，改赏鸡子”。
为此，马福祥不无激动地事后作诗四首，其中有云：
“从官未饫大官羊，赐食舟中禁脔香。九曲黄河走东海，滔滔不及圣恩长”。
感激涕零之情，溢于言表。马安良也对“赐食舟中”之事，引为终身殊荣。马福祥选部下熟谙水性者二百人一事，是有据而可信的。盖其部下多为循化、河州人，此地濒临黄河，不少人从小在黄河中泅水，驾驶羊皮筏子载运，视惊涛骇浪为常事，故颇不乏弄潮儿也。
渡黄河到潼关之后，西安在望，已臻万全，慈禧太后游兴又发：
“太后欲登华山，以道险，又亟西行而止。仅登万寿楼礼圣祖龙牌”（《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
十月二十六日到达西安。从太原起程之日算起，此段行程历时整整半个月。
清廷屈辱签约
“两宫圣驾”在西安，以陕甘总督衙门为行宫，是处有房数百间，虽比不上北京皇宫，也是少有的地方。“由董福祥部管带五人轮流值班护卫，每日上朝之王公大臣逐渐增至近百”（《庚子——辛丑随銮纪实》）。但此时的陕西情况并不怎么好，连官方也这样说：
“陕西连年歉收，今年亢旱尤胜。麦秋既已失望，杂粮迄未长成，节逾霜降，春（冬？）麦不能下种”（户部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奏折）。
所以关中户有饥民，野有饿殍。但慈禧不管这些，奢侈享乐之风不减。仅就饮食一项而言，在御膳房中，仍设荤局、素局、菜局、饭局、粥局、茶局、酪局、点心局等，每局设管事太监一人、厨师数人、十数人，由总管大臣继禄主其事。顺便交代一下，这个继禄是荣禄的近族，他的这个差事是荣禄引进的。他本人也是“工于谄笑，父事李莲英、李深善之”，所以握有内府大权，“积资至数百万”。
“御膳费日二百金，太后谓岑春煊曰：向在京师膳费数倍于此，今亦可谓省矣”。辛丑年（即次年）夏天，慈禧太后要吃冰镇酸梅汤，关中炎热，向无存冰，只好每日为她从百里外的太白山中拉运冰块。
关中粮银不够开销之用，就令南漕之米，改以半数折价，交纳现银，半数在徐州附近上岸，陆路运送西安。致使西行路上，车辆连轸，日夜兼程，百姓苦不堪言。连陕西巡抚端方的奏折中也说：“东西大道冲要各州县，供亿繁重，十倍寻常……所需车辆……每强向乡间借垫，民间赔累，实已不堪”。慈禧太后以喜好看戏闻名，在西安也不例外。于是，“大修戏园，诸臣娱乐如太平时”。令各种戏剧班子入宫中演唱。“李莲英物色陕西地方戏班，召入行宫演唱，连以碗碟打花点说书者亦蒙其光顾。有时或与各命妇作牧猪奴之戏（注：
即赌博）以取乐，以金球、元宝作赌注”。由于慈禧太后如此悠闲快乐，保养又好，所以“辗转数千里，终未见风尘之色”，“容色犹好，如四十许人”。但光绪皇帝从内心到外表都大为不同：“帝时服布袍，……帝见贡物至，必垂涕”。“容颜憔悴，若有重忧，从来未见片刻开朗或偶一强作欢笑，谨言慎行，唯恐大祸及身”。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思想感情和作为，是个鲜明的对比！
慈禧太后还仍然是“纳贿鬻权，无所不至”。举一个例子如下：
“有浙人施某者，先为潼关厅，饶积蓄，每艳道缺而思得之，顾无门不得入。及慈禧至西安，施某遣侍者关白李莲英，莲英告慈禧，慈禧曰：‘今方蒙尘于外，价可稍廉；然道员即可擢两司，至少需万金’。莲英遂以答施某，施某以价之贱也，遂成交”（《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
如此慈禧，真是“陈叔宝全无心肝”！慈禧如此，其近侍兵卫当然是上行下效：“各省协解款，已五百余万，每解款至，内监需索尤苛”。“两侍兵卫，日扰民间，秦民苦之”。
对于侵略者的和谈，慈禧太后谕令李鸿章，不惜代价，力求早日缔结和约，只要保住她自己的统治地位。怎奈侵略者陈兵京都，条件苛刻，一开始就提出，要清廷严惩开罪于各国、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而且提出名单，要清廷一一照办。这是慈禧所难堪的事，于是双方就这个问题反复讨价还价。但瓦德西弄尽手段，一方面以武力相胁迫，对李鸿章说：“君良苦矣，计且穷，屡请不见听，今罪人方居中国事，吾当自引兵往取之，郁郁久居此，无为也”（《庚子国变记》）。另方面则是“漫天要价”，他对李鸿章说：“我们所列罪魁，都是从犯。为全中国体面，首名罪魁，尚没有提出；此而不允，我们将索要其为首者”。所谓“为首者”当然就是慈禧太后！这样一来，清廷只好按照侵略者的要求，逐步加重和加多地处置被指名的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员，有的被三次、四次地加重处置。以庄亲王载勋为例，光绪二十六年十月，被革去爵职；同年十一月，改为“圈禁”；次年元月，即“赐自尽”。最后的结果，几个重要人物的处置是：怡亲王溥静圈禁，瑞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贝勒载濂、载滢发往新疆圈禁，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正法，已病故的协办大学士刚毅判为“斩立决”。被日本侵略者掳去的尚书启秀，侍郎徐承煜，也要回来正法。十国（上述八个侵略国加上比利时、荷兰）提出了应惩办的道县官员一百四十二人名单，清朝廷也遵命一一照办，分别给以从革职到斩首的处置。
侵略者提出的“罪魁”，按其要求作了处理之后；侵略者之间还有个分赃不均的问题，他们经过磋商，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最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三十日，英、俄、德、法、美、日、意、奥、比、荷、西班牙等十一国抛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强迫清全权代表奕劻和李鸿章签字，这就是《辛丑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朝廷向侵略者认错道歉，惩办祸首诸臣，对反教会的城镇停止文武考试五年；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利合计近十亿两，控制我海关税盐税；北京东郊民巷由侵略者派兵保护，中国人不准在内居住；拆毁大沽炮台，京、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允许外兵驻守；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违者处死刑；进一步便利各国与中国通商；改总管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辛丑条约》表面上保持了清朝廷的权位，保持了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却使它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总管和代理人。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中国人民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
毓贤兰州就死
侵略者的入侵和订立条约的要求，使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而且许多人的死是十分惨痛的。限于史料，我们没有找到平民百姓殉难的具体记载，姑举几个大臣之死的例子，以见一斑。
大学士徐桐，字荫轩，汉军正蓝旗人。他是个仇视新法的人，因而见重于慈禧。但对义和团很赏识，认为有了义和团，中国可以强盛。他写有赠大师兄的一副对联云：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祇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从这副对联中，尽管他对义和团作了封建主义的理解，但从内心是相信和支持的，虽然他并没有多少支持的行动。庚子年他已八十二岁的高龄，侵略军攻入北京时，他“皇遽失措”，他的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对他说：“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听了儿子的话，徐桐即上吊自尽。他自尽之后，徐承煜并没有“从待”乃父于“地下”，而是逃跑了。后来被日本侵略军捉去，最后由清廷要回处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