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的遽然逝世，无疑是一大损失。假使他健在的话，四个月之后，在反抗侵略者的战争中，以董、张老搭档，他们的两支军队必然会紧密地协同作战，而且“中军翼长”还会相机调动其他各军，对全局擘划运筹，那就会给侵略军以更沉重的打击，战局为之改观也不是没有可能。后来的战争中，我们看不到荣禄的全盘指挥；继任者孙万林，我们只从史料中见到他镇压义和团的记载，很少找到他率部抗击侵略军的材料。而且庚子之役之后不久，他的军队也就遣散了，在近代史上没留下多少痕迹。
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骤然逝世于维系国运的反侵略战争爆发的前夕，实在是万分惋惜的事。它使人不禁兴起杜诗中所抒发的情感：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义和团反帝爱国高潮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长期以来全国群众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是甲午战争之后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高峰。这一运动首先发起于山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在各地设立拳厂练习武术，进而设立“坛”，“坛”也是群众烧香拜神的场所，具有神秘色彩。
其领袖称为师兄，著名领袖有朱红灯和本明和尚，他们在茌平、高唐一带领导反教会斗争，后被清朝军队镇压。1898年，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一说为李来中所提），参加的群众日益增多。山东巡抚毓贤开始对义和团进行屠杀，但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毓贤感到屠杀不是办法，另方面，他又恶于教会的猖獗，转而对义和团采取利用的态度。于是义和团在山东得到了大的发展。这就引起外国侵略者的不满，在美国的胁迫和干涉下，清廷撤换了毓贤，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果然不负洋主子的期望，带领其新军7000人对义和团进行疯狂的镇压，屠刀挥舞，杀人如麻，使山东人民遭受了一场严重的灾难。义和团有的坚持斗争，有的转移到直隶境内。
于是直隶各地“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直隶总督裕禄派兵镇压，引起更激烈的反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将率兵前来镇压的副将杨福同打死。在天津出现义和团的揭帖，其中写有“杀尽外国人，再跟大清闹”的字样。
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率众进入天津，裕禄已无能为力，不得不改剿为“抚”，对义和团以“礼”相待。清廷对义和团举棋不定，主剿与主抚的两派各持己见。刑部尚书赵舒翘奉命考察义和团之后奏称；“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待，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慈禧太后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接受这一建议，对义和团转而采取利用态度，派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等控制义和团。实际上义和团是许多支，互不统属，所以有的被清廷控制了，有的仍在自己行动，但他们爱国仇洋的热情则是一致的（尽管带有原始的性质）。六月中旬，义和团纷纷进入北京城，焚烧八面槽和宣武门一带的教堂和教会医院，继又围攻西城区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把反侵略斗争推向高潮。全国各地也纷纷响应，在内蒙古、东北三省、河南、陕西、甘肃以及江浙、广西、贵州等地相继兴起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是在当时情况下，适应民族反抗情绪的一种组织形式，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赞助，它在反教会斗争中是坚决的，在尔后的反侵略军的战斗中更是英勇的，他们以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凭着血肉之躯和神秘色彩，与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浴血搏斗，写下了一幕幕悲壮的战歌，他们的爱国精神永远光耀于史册。
清廷暂时利用义和团，是迫不得已。用“上论”实即慈禧太后的话来说：“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这是不打自招的实话。而他们的“挽救”之法，就是先施以釜底抽薪之术，再继之以屠刀。所以清廷在尔后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处处掣肘、破坏，最终又加之以“痛剿”，直至绝灭而后已。
清廷暂时利用义和团的同时，又出了一个怪胎，就是所谓“东南互保”派，他们主张剿灭义和团，公然与帝国主义妥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他们甚至对清朝廷的对外宣战，也拒绝执行。
而后，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参加了“东南互保”。这样一来，就使得八国联军解除了很多威胁，他们可以置中国大部分地区于不顾，放心大胆地集中力量在京津一带用兵。所以，所谓“东南互保”，实际上是大大帮了侵略者的忙。
但事后，他们却被顺从洋人意旨的清朝廷目为保国功臣。是非的颠倒，一至于此！
手握中枢兵柄的荣禄，本来是反义和团的，但他处事圆滑，善于观风使舵，一味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办事，极会“变色”。起先他在给李鸿章、刘坤一等南方各省督抚的电报中曾经说：“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因此主剿；“现在拳匪之事，惟有急治其标，……盖我自能剿，则洋兵不敢妄动”。所以，他的武卫军大多是与义和团为敌的。如袁世凯在山东，专门屠杀义和团，称得上当时的头号刽子手；聂士成的武毅军、孙万林的中军以及宋庆的毅军都接受他的命令剿杀过义和团。但后来，在慈禧太后一时冲动，要荣禄联合义和团攻打使馆时，他也立即遵命照办，不过暗中打些折扣而已。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即在荣禄的武卫五军中，只有董福祥的甘军没有与义和团交手的记载；不仅如此，而且有的竟是董部与义和团并肩作战的记录。有一篇《匪党蔓延京师记》中说：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即阳历六月六日）董军入都，先期由其先锋官将弁数人持令箭入京，于路宣称已命义和团拳作为先锋剿灭洋人，我军为之后应云云。闻者均为骇异。然自是之后，拳匪踪迹即已遍布都城，较前愈盛矣”。
此文作者将董军、义和团一律称之为“匪党”，其立场之反动是十分明显的。反面文章正面看，这正是董军与义和团并肩“剿灭洋人”的真实记录，而且它证明董军早在入城之前、即六月初之前，就已经与义和团合作了。看文中“闻者均为骇异”一语，说明当时这种合作，是一般官员特别是“主剿”派所不能接受的。还是上引文章中又说：
“拳匪既云集京师，更有董福祥义弟、陕人李来中，从中指挥。
由是兵匪遂合而为一，益肆无忌惮，任意焚掠，作为与拳匪无二致”。
这段文字的最后几句话，是过去一般反动作者污蔑起义者的陈词滥调，不可相信。但“兵匪遂合而为一”一句，则是实情，不过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董军与义和团合而为一”。至于这位义和团首领李来中，有的资料说他是“南人”，原为太平军李秀成的部下，后“投入山东白莲教，埋匿三十余年”，加入义和团，倡“扶清灭洋”之说（见胡蕴玉《太平天国轶史》）。他跟董福祥是不是结义弟兄，无从考证。如果他真是“南人”又隐匿于山东多年，二人无从相识，即使结义，也是当年在京郊的事。其实结义与否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种传说，又进一步证明义和团与董军是亲密无间的、他们的反帝爱国立场是一致的。
大概正是义和团的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激发了甘军将士，成了他们所以对敌英勇作战的一个主要因素吧！
清朝廷宣布对外作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极端仇视和痛恨，他们一再要挟清廷对义和团严厉镇压。前述要清廷以袁世凯代毓贤为山东巡抚是其中一例。此外，各国驻京公使屡向清廷提出强烈抗议，进行威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四月间，各帝国主义在大沽口外组织海军示威。五月二十一日，十一国公使以外交使团名义照会清政府，要求严禁团民纠党练拳，对团民首领和放纵义和团的官员要尽数诛杀。各国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海军也做好了登陆入侵的准备。
与此同时，约于五月底和六月初，各国“洋兵不下五百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分两批进入北京城。但这些“洋兵”在北京城远远不止于保护使馆，而是横冲直撞，开枪杀人。连清朝廷在“六月癸酉”发的“上谕”中也指出：他们“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致屡有放枪伤人之事，其或任意游行，几欲闯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洋兵”在京城如此横行霸道，连帝宫都要闯入，广大群众和爱国将士怎能容忍！所以仇杀是在所难免的。六月八日（即农历五月十五日），甘军在永定门外，捉杀了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据说，甘军士兵在路上捉住了杉山彬，解送大营。董福祥问是何人，回答是个书记官，董令“撒过”，士兵即推出斩杀。原来陇东口音，“撒”、“杀”同音。据此，当是误杀，否则，不会如此简单处置。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则是另一种情况。
一种记载说，克林德带领水兵向练武的拳民射击，引起甘军的愤怒。
六月十六日，当克林德又向东单牌楼巡逻的清兵挑衅时，甘军士兵当场将其击毙。另一种记载说，清总理衙门约各国使臣前去商谈，克林德先行，被瑞郡王所部虎神营士兵枪杀，其余使臣折回。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当时京城之内，中外之间已形成敌对状态，相互动手是难以避免的。究其根源，远因是帝国主义的日益加紧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洋情绪；近因是洋兵入城的胡作非为，又给中国人民的反侵略义愤火上浇油。作为清政府来说，首先应该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对使馆加以保护。自己无力保护，让“洋兵”入京自卫，已属丧权之举，造成又一大错。而“洋兵”入城之后，又随意杀害兵民，那么兵民的还击，属于自卫，是理所当然，无可指责。总之，此时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了。
但这些并不足以使慈禧太后下定抵抗的决心。促使她宣战的，是另外的原因。原来，“百日维新”之后，她就屡屡打算废黜光绪皇帝，但要看帝国主义者的眼色，取得他们的支持才敢动手。光绪二十五年底，慈禧太后立瑞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准备废掉光绪皇帝后，令溥继承同治皇帝为新皇帝。按照礼仪，清廷立“大阿哥”时，各国使节应该前来庆贺。但各国使节都没有来，这使慈禧太后颇生醋意；但另一方面，她也从中了解到各国并不支持这件事，因此未敢采取第二个步骤。六月十七日，慈禧太后接到外交使团让她交出政权的报告。这其实是一个谎报，她当时认假为真，触到痛处，立即恼羞成怒，作出了向帝国主义宣战的决策。十七日，清廷照会各国使馆，限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
二十一日，颁布宣战上谕。上谕宣称：“与其荀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而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
无论我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但之后，慈禧弄明白那不过是个谎报时，已覆水难收，只好暂时硬着头皮做下去。如此重大决策，单凭一己的恼怒和冲动，并不深思熟虑，广泛征询，认真准备，直将国家命运、人民命运视同儿戏，在这样情况下的宣战决心是靠不住的，一开始就种下了狐疑不定、首鼠两端的因子，哪里会有什么胜利的希望！但它毕竟是表面上对外宣战了，总算给了义和团和爱国将士提供了一个杀敌报国的机会。
甘军廊坊阻敌“继洋兵不下五百人”进入北京城之后，侵略者胃口越来越大。
接着，八国联军二千余人不顾清政府的阻止，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指挥下，于六月十日从天津乘火车开向北京。他们在沿途不断遭到义和团的袭击，不得不走走停停，直到六月十八日才到达廊坊。
在廊坊，他们又遭到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的坚强阻击，终于败退东返。
打这场阻击战的，除义和团外，是董福样所部马福禄的“简练军”马步七营和姚旺、董升官、马海晏等各部军队，仗打得相当激烈。《清史稿？马福禄传》中记述是役的经过说：
“五月（农历），各国联军躏杨村而西，（马福禄）偕汉中镇总兵姚旺等赴黄村御之。抵廊坊两军相接，乃令骑兵下设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
两翼左右复包抄其后，短兵相接，敌不支，邃却。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参与是役的马福禄之弟马福祥记述云：
“仲兄寿三与祥率所部迎击于廊坊，择地设伏，俟敌近发枪猛击，轰毙无算。敌反击，我军散伏蒿莱间，鲜死伤者。续至各军，分两翼夹攻。自午至晡战益力，敌不支，乘火车遁。翌日往探，交绥及乘车处血肉狼藉，惨不忍睹。此我军庚子岁第一恶战也。”
（《磨盾余墨》）两种记述，基本相同。这是伏击战、近战、拼杀战。
半天的战斗，可分三个阶段，先是马福禄设伏以待敌（覆即伏七覆，即七重埋伏）。敌人乘车至廊坊附近，大概已发觉有埋伏，故下车迎战。但马禄福掌握“敌近始发枪”的原则，这不仅是为了增大杀伤率，而且也是在敌人优势火器面前必须采取的措施。待到敌军受挫还击时，我军又以“散处蒿莱间”，使他的火力难以发扬，大大减少我军的伤亡。然后，我军两翼包抄夹攻，就成了近战包围战。有记载说：马福禄一马当先，“挥短兵闯入阵，喋血相搏”（马福禄《神道碑铭》），主将当先，全体将士必然奋不顾身，英勇拼杀。至此，敌军火力的优势全失，打了被动的交手仗，自然不是，对手只好乘车而逃了。当然，我军也有些伤亡，管带张进昌战死，帮带侯玉麟受伤。们他死伤在痛击侵略者的战场上，是光荣的。
马福禄部所以有坚强的战斗力，能打胜这一仗，与平时的严格训练分不开。《马寿三总戎别传》中说：“戊戌，公统简练军马步各营旗，就粮于晋，驻防山海关、永平各处，讲求战法，勤慎操防，训士厉马，精益求精，以故士马强壮，为诸军冠。”
这次牛刀小试，使侵略军特别是西摩尔尝到了中国人的厉害。
他们从天津出发时，原以为当天即可轻松地到达北京，没想到沿途处处受阻，更在廊坊碰了这样一个硬钉子，在他们慌忙乘车东逃之际，被我军打死的也不在少数。当晚，他们退到杨村，火车又不通了，只好又改为乘船，顺北运河向天津逃窜。但水路也不平静，义和团不断给以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直到八天以后，即到二十六日，他们才在俄国侵略军的救援下退到天津海河岸紫竹林租界，死伤近三百人。西摩尔惊魂甫定，对人哀叹：“进京之路，水陆俱穷！”
如果仗都是这样打法，哪有它侵略军的便宜可占！
董福样宫中被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