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月十五日开始，义和团万余人和清军围攻西什库教堂。这个教堂是天主教在直隶北部的总堂，通称北堂，此时成为天主教的大本营，有法、意侵略军在防守，所以迄今未攻下来。从二十日起，义和团和清军又围攻东郊民巷使馆区。这对甘军和义和团来说，是一场十分险恶的战斗。
原来从正阳门内沿内城墙向东至崇文门、东长安街以南一带地方，名曰东郊民巷，各国使馆集中于此，为使馆区。“洋兵”到达后，他们以水泥修筑工事，又凭借优势火力，做坚强的防守与相机出击。围攻使馆区的除义和困外，荣禄的武卫中军担负东郊民巷的东部，董福祥部担负东郊民巷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但武卫中军只是虚张声势，并不真正攻打。据当时人笔记所载，武卫中军发的隆隆炮声，都是空炮。因为慈禧太后下令攻使馆不久，即已追悔，又不好明白“收回成命”，只好釜底抽薪，另觅新途。所以不时派人向被围的使馆人员送去“蔬果食物”，以表慰问。后来她西逃言和时，将此事写入“谕旨”中，夸耀其先见之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月，以光绪皇帝名义发的“上谕”中说：“然当使馆被围攻之际，……所以不致竟成巨祸者，实由朝廷极力维持。是以酒果冰瓜，联翩致送，无非朕躬仰体慈怀”。可见这一着全是来自慈禧太后的“慈怀”，这真是无耻之尤！这些内部机关，董福祥当然无从得知，仍按荣禄表面上下达的命令，凭着一股反侵略者的热忱，率领甘军真心实意地奋勇攻打，但由于没有大炮，难以攻坚，万不得已，只好前去求援。六月三十日，董福祥面见荣禄，想借用武卫中军的大炮，不料非但炮没有借到，反而连续遭到戏弄和申斥。有记载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伊（指董福祥）入见之后，颇有暴操之态，荣（禄）不应，隐几而卧。董不悦，乃荣相哂笑之，云以‘如君必用我炮，请君向老佛（按：即慈禧太后）恳求鄙人之头。君为老佛所器重，不难邀允。’”急于想攻下使馆的董福祥，无法忍受这样的挖苦和戏弄，压住内心无明之火，没有考虑更多，就在“时交午正”去朝见慈禧太后。斯时慈禧太后正悠闲地画竹字花，董向她倾诉荣禄不肯借给大炮的情景，并负气地诉说荣禄“实为汉奸，心谋不轨”，应该革职。
这实际上是“指着秃子骂和尚，”等于也骂了慈禧太后，她如何容得！于是勃然大怒地训斥董说：
“汝挟有夙仇，妄言他人所不敢言。汝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予恩宽大，既往未咎。但现时汝之举动，形同寇贼，大有尾大不掉之势。今日汝蒙予厚恩召入，岂非旷典？
现命立即退出，再不许擅行入内，免有他患。”
以上情节和引文，出自满人景善的日记。历史小说家蔡东藩在其基本上按史实写成的《慈禧太后演义》，所写这一段，与这个情节相似。所以景善日记中纵使有所渲染，基本事实不会有多大出入。
这就是慈禧太后和荣禄共同玩弄的把戏。他们不是在玩弄董福祥及其部属，而是在玩弄中国人民！董福祥不知就里，把假戏真作了，当然要连续碰钉子。
董福祥出宫后，跑到端王府，向载漪陈诉刚才的经过，大发牢骚，而且一气之下，摘下大帽，表示辞职不干。经载漪劝说，并许以协同攻打使馆，董才悻悻而回。可怜许多义和团群众和士卒白白牺牲了，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攻使馆之役，“兵匪死二千佘人。”董福祥及其部属，特别是义和团群众的爱国赤忱，就这样被作践、被出卖。使馆攻不下来，是已经注定了。
马福禄京城殉国
但甘军和义和团还是凭着血肉之躯，向使馆区勇猛攻击，因而不仅士卒死伤颇多，且及于将官，马福禄是其中最著者。
马福禄部在廊坊战役之后，也奉命进入北京城，参加攻打使馆区的战斗，驻守在正阳门城楼上。但侵略军凶焰正炽，时时想伺机出击。据马福祥所记云：
“时使馆兵于城上重垒设栅，据以进攻，欲得正阳门城楼逼宫禁。我军血战数日，夺其七栅，仅一栅未下。此栅得，则使馆不守，椎牛飨士，冀竟全功。”
敌人如果占了正阳门，就对皇宫构成威胁。所以这里其实是攻打使馆区的最前哨。马福禄夺其七栅，是很不容易的，这是胜利在望的好形势。敌人狗急跳墙，趁七月二日（阴历六月六日）夜间天降大雨的机会，进行反扑。马福禄督率所部迎战，他不避密集的弹雨，身先士卒，大呼跃栅，击杀数十人。忽然敌弹射入其口中，立时殁于阵上。从弟福恒、福宣、福全、福贵，侄耀图、兆图等多人相继阵亡。陇上回族健儿的鲜血洒在祖国京城的爱国战场上！马福祥临危不乱，立即激励将士，组织反击，将敌军击退，才将忠骨收回。
马福禄，字寿三，回族，甘肃省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韩家集阳洼山人。出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父千龄，于同治初年随马占鳌（马安良之父）率河州回民起义，后降清任军职。生四子：福财、福禄、福寿、福祥。福禄体格魁梧，气力过人，富于胆略。幼年读书之余，常练兵习武，以善射知名。十二岁即单骑逐狼，缚之而归。稍长，弃文就武，与诸弟同习骑射，所持大刀重八十五斤，挥舞自如。光绪元年（1875年）在循化乡试武场中名列榜首。
光绪六年（1880年）中武进士，用卫守备，以终养告归。光绪二十年（1894年）助清军镇压回民，累功至记名总兵。次年，在镇压河湟事变中，与其弟福祥招募丁壮办团练，成立安宁营协助清军。董福祥部到来后，遂随董进剿，以“骁将”名。因此为乡里所不满。
但在庚子之役中作战异常英勇。殉国后，清廷以马福祥代领其众，追封为振威将军，谥日忠烈。遗体归葬于京郊三里河清真寺侧回民公墓。全国解放后，其长子马鸿宾（曾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多年）奉其灵柩迁回韩家集阳洼山安葬。笔者去年曾前往凭吊，但见崇陵阜冈之上，一片平地，绿草如茵。隆然墓冢，周遭围以白色卵石，肃穆清幽。是处山青水秀，云淡天高，足慰忠魂。
侵略军入寇津沽
清政府于六月二十日对外宣战，实际上侵略军在此之前，早就大举进犯了。六月十七日，英、俄、法、德、旧、美、意、奥八国联合侵略军夺占我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守将，是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他继张俊之后，被任为喀什噶尔提督，但尚未履新），六月十六日，侵略军兵舰陈于大沽口，“力索炮台，限次日二点钟交付，罗荣光未肯应允，次日彼即开炮轰击，罗荣光不得不开炮还击，相持竟日，遂至不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上谕）。罗荣光也牺牲了。但据另一些记载，则大沽的失守咎在直隶总督裕禄，兹摘录如下：
“八国兵舰数十艘在大沽口外，屡欲进，而慑于炮台，不敢逼。
时守台官罗荣光日夕严防，不稍怠，外人无隙可乘。后洋人佯求和于裕（禄），谓但得四五艘进港为护侨计，永不敢战，并尽卸武装以示意。裕允之。……罗以死争，裕曰：‘已允，奈何？’……罗无术，奔还防守，则兵舰临口者已五六艘。遂自驾飞划至兵舰旁，勒令缴械。（敌）舰员从之，进如故，将及台，遽于夹板下出快炮击台。……从人急扶之归寓，默坐移时，忽大叫曰：‘此天命，吾死时至也。’遂提刀入内，杀其眷属，曰：‘不可使辱于敌。’俄炮声四起，甚烈。罗提刀出奔，有仆随之。后闻得其尸于炮台旁近，仆尸亦在焉”（《清稗类钞？忠荩类》）。
从这个具体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罗荣光牺牲得从容壮烈。他不幸碰上个昏庸的上司裕禄，使狡猾的侵略者得逞，仗打得挺窝囊。
作为京津门户的海防要塞，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丢失了。罗荣光，湖南乾州（今吉首县）人，随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捻军起家。
但这次为抵抗侵略而英勇牺牲，是值得称赞的。
侵略军继而以数千人向天津城其及外围发起进攻，义和团和清军各部队分头抵抗，有的主动攻击。六月底，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提督马玉昆部进攻紫竹林租界，战斗十分激烈。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杀伤俄军五百佘人。天津人民积极支持，纷纷给义和团送食物，“各坛中大饼，皆堆积如山。”七月九日，侵略军进攻城南海光寺一带，提督聂士成率部迎战，在八里台中炮牺牲。裕禄给清廷的奏折对此有具体叙述：
“十三日（阴历，阳历为七月九日）丑刻，有洋兵大队来袭该军驻扎八里台之队，该提督（聂士成）闻信驰往督战。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该提督两骽（腿）均受炮伤，犹督兵不许少退，……仍复持刀督战。又被敌枪洞穿左右两腮，项侧脑门、脐下寸许等处复被炮弹炸伤，肠出数寸，登时身亡。其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聂士成，安徽合肥人，镇压捻军起家，为淮军宿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击毙日将富刚三造，立有战功．他剿杀义和团很卖力气，引起人民对他的不满，但这次牺牲之壮烈，也足以感人。关于他的牺牲，还有些情节，不可忽略：
“聂苦战累日，杀伤过当。联军知不易胜也。乃用绿气炮攻之。
……聂以独身扼守一桥，联军来攻，力斫数十人。忽一榴弹飞至，聂并其骑俱化灰烬死”（《清稗类钞》）。《清史稿》本传中也记有“敌来益众，燃毒烟炮，我军稍退却”的情节。可见侵略军确实是施放了毒气的。这是肆无忌惮地违背国际公法。其残忍之兽性，殊令人发指！
聂士成殉国后，所部归马玉昆指挥。七月十三日，侵略军向城南大举进攻，义和团和清军艰苦抵抗，杀伤敌军八百多人。守备宋春华率部守城，并率领百余人夜半潜出，意在将城东南的制造军械所夺回，但不幸因宋受伤而退回。敌军攻城甚急，宋春华慷慨与妻陈氏话别，“登陴督战不少息。城既陷，身被数创，犹死守不退。
或劝少避，春华曰：‘城不守，死自吾分。汝曹各有父母妻子，归可也，俱死无益！’众感其义，无退者。敌毕登城，乃仰天叹曰：
‘吾志不遂，负国恩矣！然自接战以来，杀敌过当，今日之死，亦无所恨。’以首触陴，脑出，死，年三十五”（《清史稿》本传）。宋春华，字实庵，陕西省三原人，光绪十二年武进士。忠贞守土，力竭身殉，壮志不屈、感人至深。但可惜不少将领特别是高级将领缺乏这种与国土共存亡的精神，致使连战败北。侵略军入城时，裕禄、马玉昆率部撤至北仓，七月十四日天津陷落。各国侵略军分区占领，成立以俄、英、日三国为首的天津都统衙门，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李鸿章北返谈和
慈禧太后宣战的骗局越来越为她自己的言行所拆穿。宣战未久，就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连电催其北上，以便与各侵略国谈和。按李鸿章原为北洋大臣，常驻节天津，督练海军，何以外放两广总督？
其中缘由，与甘肃人安维峻颇有关系，需加追述。
原来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与日本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割去台湾等岛，并赔以巨款，丧权辱国，前所未有，一时舆论大哗。御史安维峻于同年十二月上疏参劾李鸿章，并触及慈禧太后。疏中主要内容，一是揭发李鸿章“自恐顿寄倭国（日本）之私财付之东流，”所以一意主和，甚至“闻败则喜，闻胜则怒。”
二是揭露李鸿章的淮军“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并且在其天津总督衙门中窝藏在中日战争中因败逃而被革职的叶志超、卫汝贵等人。三是指控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娶日本老婆，日本人指名李经方为对日谈判全权大臣，他必然对日方“俯首听命”，因而“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四是对于慈禧太后的屈膝主和乃至专权独断，也顺笔刺之云：“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这些意见，正是当时所有爱国者所欲言而不敢言的，安维峻不顾个人安危，率直进言，大快人心。但心虚的慈禧却坐不住了，她还来不及替李鸿章辩解，烈火燃眉，先顾自己，当天就传旨驳斥说：“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肆意妄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于是，立即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但是，曲直分明，公道自在人心，这是慈禧太后的皇权淫威所无能为力的。连《清史稿》本传中也记载说：“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张家口），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连那位在稍后营救过谭嗣同的著名大侠大刀王五，也给以资助，且也亲自护送安维峻到张家口。有记载说：“安晓峰侍御之戍军台也，五实护之往，车驮駃资皆其所赠”（《清朝野史大观》）。
安维峻（1854—1925），字晓峰，甘肃省秦安县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转御史，一年多的时间，就上疏六十多封，揭纠时弊，毫不留情。这次的参劾，更是直指最高层，一发中的，影响深远。清朝廷迫于舆论，不得不让李鸿章暂时坐坐冷板凳，致使李鸿章一时甚为颓唐。据曾和李鸿章共同生活过一年多的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后来任直隶怀来县知县）所记：
“其时公（李鸿章）自北洋罢任，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按：
此职亦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罢去，李仅余一大学士头衔）久居散地，终岁僦居贤良寺。翁常熟（按：即拥护光绪帝变法的翁同，因系江苏常熟人，故名）当国，尤百计齮龁之。公益不喜接客，来者十九报谢，因而门户亦甚冷落。公意殆不能无郁郁，然有愤慨而无怨无诽。……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对李鸿章五体投地的人，上面所述也是曲为回护，故上述情况是可信的。此后，李鸿章又被派出治理黄河。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任李鸿章为两广总督。但到任不到半年，当宣布对外作战时，慈禧太后就接连电催“迅速来京”并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动身北上途中，“五次电奏”慈禧太后，提出“先清内匪，再退外兵”的主意，实际是要集中兵力剿除义和团，再跟侵略者谈判和谈条件。不言而喻，慈禧太后是赞赏这个主意的，所以当八月初侵略军刚进至河西坞时，慈禧就下旨，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外部商办一切。”李鸿章果然不负此“重托”，一面电请清廷命庆亲王奕劻并为全权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会同办理，一面急忙乘船到大沽。由于他多年来在与英、法、俄、日等侵略者的谈判中，割弃领土、主权甚为“慷慨”，各侵略者对他素有好感，所以优礼相待。“俄军提督派员礼迎，美提督来谒。鸿章至塘沽，赴俄营谈甚洽”（罗惇曧：
《拳变余闻》）。问题很明显，侵略者从李鸿章身上经常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哪有对他不殷勤接待的道理！
这时，义和团和一些清军还正在反侵略的战场上与侵略者浴血搏斗。
爱国军京城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