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9年暮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乱入蜀到成都，次年春，在友人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便是他诗中提到的“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成都草堂。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因曾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衔，而又被称作杜工部。留下诗作二百四十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杜甫在成都寓居交游，赋诗题画，精彩之作层出不穷。“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绝句四首（其三）》生动形象地描绘出诗人在草堂所见的生机勃勃的春色。
第二年春天，也就是公元760年（上元元年）春天，杜甫准备自己建房，他在草堂以西浣花溪畔选定了房址。这里溪水长流，林塘幽美，环境寂静，无数蜻蜓在空中上下翻飞，一对对水鸟在水中忽浮忽沉。
杜甫修建草堂得到了亲友们的资助，表弟王司马专门携带资金送到涴花溪，帮助杜甫解决建房费用。杜甫除掉茅草，开辟出一亩多地作地基。又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在周围种上桃树、绵竹、桤木、松树、李树、梅树。到了春末的时候，草堂建成了。
杜甫很高兴，写下了《堂成》一诗，说自己暂时不会像飞鸟一样带着儿女到处漂泊了，终于有了新居，可以安定下来，感到心情很舒畅。
从公元760年（上元元年）初到唐代宗公元765年（永泰元年）五月，中间除了到梓州、阆州避乱的时间，杜甫在浣花溪草堂一共住了三年多，写下了二百六十多首诗。在成都期间，由于生活比较安定，心情闲适，这些诗大多数是吟咏自然的。
在杜甫诗中，浣花溪和草堂周围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树木花草，鸟兽鱼虫，都各具情趣，显得十分可爱。
“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田舍》）“红人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田舍》）“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鸡。”
（《江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啅雀争枝坠，飞虫满院游。”（《落日》）“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芹泥随烟嘴，花蕊上蜂须。”（《徐步》）“风鸳藏近渚，雨燕集深条。”
（《朝雨》）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杜甫的心境是闲静平和的，对万事万物充满了关爱。他对事物细致深密的观察和准确生动的描写，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是无与伦比的。
涴花溪处处洋溢着春光，杜甫时常到涴花溪畔，到绿色的田野里漫步。看到江深竹静，红花白花，掩映着两三家人家。在微微的春风中，桃花竞相开放，有深红的，也有浅红的。衔泥的燕子飞来飞去，黄莺不停地啼叫，沙滩上的小野鸭依傍着母鸭悠闲地在睡觉。他信步走到黄四娘家，黄家满园春色，因此他写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杜甫与邻居、村民的关系很融洽，使他更加觉得周围环境很和谐友好。南边的邻居很爱喝酒，也会写诗，常常步行到杜甫家串门，两人成了饮酒论诗的好朋友，有时候杜甫也到南边邻居家拜访。
北边的邻居也喜欢到杜甫家串门，一直要到月亮升上来才回去。村里的农民邻居，不时送些鱼肉来。樱桃成熟的时候，还送来满筐的红樱桃。
快到春社的一天，春风荡漾，桃红柳绿，一位年老的农民邀请杜甫到他家品尝春酒。酒喝得高兴的时候，老农对杜甫说，今年村里要大办春社，能不能过完春社再回去？一边说，一边叫妻子打开另一坛酒，用盆子添酒，还让家人取来果品栗子。
杜甫和这个老农喝酒，从早上喝到太阳快要落山，几次想告辞，一站起来，就被拉住肘臂按下来。这种举动不太礼貌，但杜甫却不觉得粗鲁。到了月亮出来了，老农还要留杜甫喝酒，还嫌酒不够，怪家人添酒太慢。
虽然草堂在成都郊外，但仍然不时有客人来拜访杜甫。客人中既有熟悉的老朋友，也有新结识的。
画家韦偃来访，为杜甫作画，在墙壁上画了两匹千里马，一匹正在吃草，一匹仰天嘶鸣。高适和手下王伦携酒专程看望杜甫，虽然没有什么好菜招待，但三人喝酒仍然觉得很高兴。高适、杜甫这对老朋友一边饮酒，一边畅谈。
有时，客人来了，杜甫说：“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对客人表示特别欢迎，同时也为远离街市，买不到更多的菜肴和好酒表示抱歉。有时，客人不期而至，弄得杜甫手忙脚乱，连忙呼喊小孩戴正葛巾，自己赶快到菜园里摘菜。
来访的客人多，杜甫不无得意地说：“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宾至》）意思是我的诗并没有惊动海内，怎么还劳烦各位的车马到江边草堂来访问呢？
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淳朴友爱的风俗人情，使杜甫心情格外的舒适畅快，他多病的身体也觉得轻松起来。
有时候，在江边的花下，杜甫只顾抬头看飞鸟，结果错应了别人的问话。他边饮酒边看书，遇到难懂的字就跳过去往下读，十分随意。环境幽静，生活安闲，连妻子、小孩都自得其乐。他在《江村》中写道：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需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是杜甫向往的生活。晚春时节，暖风吹拂，杜甫这个一贯做事严谨的人，都不禁解开衣襟，袒露腹部，眺望四野，吟咏诗篇：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倶迟。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
《江亭》
江水流淌，作者觉得闲适心情和白云一样的舒缓悠闲。春天即将过去，时间不断在流转，万物欣欣向荣，都各自在按宇宙法则运行。杜甫在大自然的流行运转中，悟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契合才能身心愉悦的道理。
有了比较安定悠闲的生活，使杜甫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艺术创造的问题。杜甫写了《戏为六绝句》，在这六首诗中，他斥责了当时的一些轻薄文人对前人诗歌成就妄加否定的恶劣风气，高度评价了庾信和“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功绩。他明确主张要继承优秀的传统，区别和淘汰虚伪浮华的诗风，认为对优秀的作品，不论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都要广泛地加以学习，“转益多师”，才能创造出雄壮奇伟、永垂后世的诗篇。
杜甫在最后一首诗中说：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意思是说，不应该鄙薄当代人，同时要学习古代人，只要是清词丽句，好的文学作品，都应该去亲近学习，不能排斥。要想成为屈原、宋玉那样的大诗人，与他们并驾齐驱，就应该多方学习和探讨，怕的是只模仿齐梁时代虚华绮丽的文风，那样肯定还不及齐梁诗人的末流。
杜甫对自己的创作也进行了思考，他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写道：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
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杜甫看到江水高涨、水势如海的奇景，要是在过去，他可能会写一首长篇诗歌进行描绘和演染，而现在却姑且写这首短篇来表现。诗中有关水势的描写只是一笔带过，重点却在说自己写诗的体会。因此诗的开头就说自己一向性格孤僻，对美好诗句的创作、锤炼已经到了痴迷的境地，写出来的诗句如果没有惊人的效果，就死不罢休。如今，年纪逐渐老了，心情逐渐趋于闲淡，不再有年轻时那种逞露才情、争奇好胜的想法，写的诗篇，全都是随意而为，得心应手，挥笔立就，不必再像过去一样对着春天的花鸟愁思苦吟了。
面对江上水势如海，心中也不会波澜翻滚，而是泰然处之，在水边新添栏板，水中放置木筏，悠闲地垂钓，随便写点短诗。这种闲淡的境界，如果有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才思，写出与他们一样的诗篇，与他们同游，那是多么令人喜悦和向往的事情。
与过去相比，杜甫在成都的诗歌创作确实有了一些变化，在内容上写日常生活、写花鸟树木的诗增多了，许多极其琐细而又富于情趣的生活细节被写到了诗中，如老妻在纸上画棋局、稚子把针敲弯作钓钓等生活琐事，在同时代的诗人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样的诗，生活气息十分浓烈，使人百读不厌。
题材内容的闲适平淡，使杜甫诗歌增添了新的风格，那就是闲淡疏散。在创作方法上则不拘一格，随意自如。
成都期间，杜甫还写了一些题画诗，对当时著名画家王宰的山水画、韦偃的画马图和双松图、姜皎的角鹰画、薛稷的鹤画、李固的山水图、曹霸的画马图都分别写诗进行了评价，还为严武公堂壁画《岷山沱江画图》题了诗，这些诗能够准确地揭示出图画的题材内容、风格特点以及独特的气韵，还能联系到画家的人品或身世、阅历，并写了自己对绘画创作的看法，有时候还寄托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思考与感慨。
在成都期间，杜甫与高适、裴迪等诗人有过较为密切的来往，对他们的诗进行了一些评价。杜甫对李白的处境特别担忧，写了《不见》一诗：
不见李生久，佯狂殊可哀。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他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李白了，偶尔听到一些有关李白的传闻，使杜甫更为担心。认为李白的诗歌成就是不能抹杀的，希望李白有一个好的归宿，回故乡读书，安度晚年。
公元759年（乾元二年），李白受到救免，东下江陵，后来到当涂（今安徽当涂县）投奔族叔李阳冰。公元762年（宝应元年）在当涂病逝。
杜甫是从来不会忘怀世事的，即使是在安闲的环境下，他仍然关注着平息安史之乱的局势，关心那些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受苦受难的人们。看着在夕阳的余晖下，渔民们在江边下网，商贾的船只在江上驶过，杜甫想到的是遥远的剑门关以北的平叛战事，想到的是朝廷的军队何时才能收复洛阳。他往往把对中原战事的关心，与思念故乡、思念兄弟的感情联系在一起。
在成都期间，杜甫写了不少咏古诗和咏物诗，有些寓意深刻，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石笋行》中写的石笋，是成都两块笋状大石，传说是神仙用来填镇海眼的。杜甫先就石笋的传说进行了议论，认为石笋大概是古代蜀国卿相的墓表，接下来议论石笋的传说是对老百姓的蒙蔽，正如“小臣”蒙蔽皇帝、乱政误国一样。最后提出应该去除石笋，暗寓着应该去除朝中的“小臣”。
《病柏》、《病橘》、《枯棕》、《枯楠》应该是同时创作的咏物诗，分别咏叹不同的树木，但都有深刻的寄寓。以“病”“枯”为题，可以说是杜甫对当时社会的一个总的印象。《病橘》以病橘为题，写了皇帝因爱吃橘子，便勒索各地老百姓上贡的事实，提出了要接受唐玄宗时献荔枝的历史教训。
《枯棕》先描写棕榈树受到刀斧砍伐，屡屡割剥，过早凋零，然后用大量笔墨，把枯棕惨遭割剥的命运同江汉老百姓的遭遇联系起来。这些老百姓屡遭盘剥，每一样有用的东西都不被官府放过，只要发现，就被搜取。由于无休止的盘剥，“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死了也就罢了，活着的人又怎能够逃避残酷的割剥，保全自己呢？杜甫用“割剥”这个词来展现官府对老百姓的搜刮剥削的现象，这种深刻的认识和概括在古代诗人中是极为罕见的。
我们看到，不仅在秋风怒号的黑夜，即使在生活安定、心情闲适的环境中，杜甫仍然想到多灾多难的老百姓，关心朝政得失和时局变化。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置身现实之外的隐逸诗人。
在杜甫到成都两年后，公元761年（上元二年）十二月，他的好朋友严武，被朝廷任命为成都府尹，兼剑南东西川节度使，成为当时唐朝西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严武与杜甫都是与房琯关系密切的人，都曾因为房琯罢相而受到牵连。严武也是个诗人，比杜甫小14岁，对杜甫的诗歌创作才能相当敬重。
严武到成都任职不久，寄诗给杜甫，准备到浣花溪来看望杜甫。虽然是老朋友，但严武毕竟是朝廷大员，杜甫为了迎接严武的到来，用锄头在长满茅草的地上开辟出道路来，等待严武的车驾。
严武到浣花溪看望杜甫时却比较随意，只带着一小队随行人员，一路观赏春天的花红柳绿，到草堂与杜甫聚会。
公元762年（宝应元年）夏天，严武又一次到浣花溪草堂，还携带着酒菜，就在竹林里行厨，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观赏江上捕鱼的渔船，谈起写诗，谈到当时的政务。
杜甫称赞严武“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严武还派专人给杜甫送来美酒。有一次，派人快马鸣鞭，给杜甫送来青城山道士奉送给自己的乳酒，杜甫自然很高兴，连忙洗好酒杯，开启酒瓶，请送酒的兵士一起品尝。严武还多次与杜甫一起观赏蜀道地图，谈论蜀地重要的地理位置。
公元762年（宝应元年）四月，唐玄宗在宫中病死。二月就开始患病的唐肃宗，听到太上皇病逝，病情也开始加重。于是命太子李豫监国，并改元为宝应。
在唐肃宗当政期间，张皇后和宦官李辅国相互勾结，专权用事，排斥正直有为的大臣，后来两人也因为权力之争而发生了矛盾。张皇后看到唐肃宗已经病重，就与越王李系合谋诛杀李辅国。结果消息走漏，李辅国和另一宦官程元振抢先下手，带兵闯入唐肃宗的寝宫，当着唐肃宗的面强行拖出张皇后，随后即将张皇后和越王李系以及相关人士数十人全部处死。
已患重病的唐肃宗，受到这样的惊骇和侮辱，又怕又气，两天后，死在病床上。又过了几日，太子李豫即位，这就是唐代宗。唐代宗即位后，任命严武为京兆尹兼山陵桥道使，负责监修玄宗、肃宗的陵墓。
七月，严武离开成都，动身到长安。严武临行，杜甫写诗送行，说：“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在这国家民族动荡多难之际，大家都期望严武有所作为。
杜甫又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勉励严武在朝廷的重要位置上，应该坚持正道，临危不惧。杜甫与严武依依不舍，一直送严武到绵州。
这时，成都少尹兼剑南兵马使徐知道趁严武北上，发动叛乱。八月二十三日，叛军被新任成都尹的高适击败，徐知道被部将李忠厚杀死。
李忠厚放纵兵士，在成都肆意杀戮百姓。叛军一边严刑拷打民众，一边饮酒赏乐，“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
（《草堂》）成都人民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道路阻隔，成都如此混乱恐怖，杜甫是不能回成都了。
杜甫在綿州时，结识了要到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任刺史的李使君，于是决定到梓州避乱。
不久，章弈新任梓州刺史兼东西川留后，他对杜甫很照顾。于是，杜甫到成都把妻子儿女接到了梓州。
在梓州时，杜甫专程前往附近的射洪（今四川射洪县），寻找陈子昂的遗迹。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陈子昂是射洪县人，是唐代诗文革新的有力倡导者，他的诗歌创作主张和作品对唐代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杜甫游览了射洪县北的金华山玉京观，寻访到了陈子昂在这里读书的遗迹。又到射洪县东七里的东武山下，凭吊了陈子昂的故宅，写了《陈拾遗故宅》一诗，以崇敬的心情歌颂了陈子昂，认为陈子昂一生官位卑下，却成为圣贤一样的人，让后人敬仰。陈子昂的《感遇诗》，真正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秀传统。陈子昂出身富豪家庭，青年时到长安，写了《感遇诗》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适看到后很吃惊，说：“这个年轻人一定会成为天下文人的领袖。”因此，陈子昂名声大振。
陈子昂考中进士后，受到武则天的召见，并受到赏识，任命他为麟台正字。武攸宜统军北伐契丹时，以陈子昂为掌书记，负责军中的文书秘书工作。陈子昂多次向武攸宜提出建议和计谋，武攸宜不但不采纳，反而把陈子昂降职为军曹。后来，陈子昂的父亲在家乡受到射洪县令的侮辱，陈子昂知道后，赶回家乡，却被射洪县令陷害被捕入狱，忧愤成疾，死在狱中。
这样一个有才华的诗人却屡遭挫折，屈居下位，最后竟被一个小小的县令迫害致死。陈子昂的遭遇，引起了杜甫深深的同情和感慨，他在诗中深情地写道：“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遇害陈公殒，于今萄道怜。”（《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这一年的十月，皇子雍王李适统帅唐军和回纥兵共十余万，与叛军在洛阳北郊摆开阵势决战，叛军十万精锐部队被击溃，叛军首领史朝义带着数百名轻骑逃脱。
唐军随即攻克洛阳，其后又攻克了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等地。史朝义一路逃窜，于唐代宗公元763年（广德元年）正月，逃到范阳。守将拒绝史朝义入城，史朝义走投无路，被迫在温泉栅（今河北滦县南）的树林中上吊自杀。叛军纷纷投降，原来被叛军占领的地区都被唐军收复。安史之乱终于彻底平息了。
胜利的消息传到梓州，杜甫欣喜若狂，老泪纵横，信口吟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
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人在这里，描写自己忽然听到官军已经收复了河南、河北地区，真是喜出望外，不禁高兴得泪水滚滚流出，沾湿了衣裳。再看看妻子儿女，终于平安地度过了战乱灾祸，这回不必再为他们的生活和安全发愁了。想到四处漂泊的生活即将结束，真令人高兴得发狂，哪里还有心思看书，赶快收拾诗书，准备回乡。
这样的日子真应该白日放声歌唱，开怀痛饮。现在正是鸟语花香的春季，大好的春光正好作伴，启程回乡。乘船东下，穿过巴峡和巫峡，很快就可以到达襄阳，东都洛阳也就出现在眼前了。作者高涨不断的喜悦之情，富有感染性。激动欣喜的诗情一开始就喷泻而出，随后一句紧接着一句，一直贯注在每句诗中。
安史之乱结束了，但社会并没有安定下来，多灾多难的人民还要在战乱的漩涡中挣扎，继续遭受冲击和苦难。杜甫的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那些追击史朝义、收复河南河北的唐朝官兵，与匪徒没有什么两样，所到之处，就大肆抢掠。这种公开的抢劫行为，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
那一带的老百姓，家中的财物被抢光，有时甚至连身上的衣服也被剥走。而回纥兵进入洛阳，又重演了几年前的那一幕，在洛阳城中肆意杀戮抢掠，放火焚烧房屋，过了十多天，大火还未熄灭。
回纥兵即使在长安城内，也敢任意横行。吐蕃加快了攻占唐朝西部地区的步伐，占取了河西、陇右地区。边境连连告急，但当时把持朝政的宦官程元振却隐瞒不报，不让唐代宗知道。
十月，吐蕃军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县北），刺史高晖投降，带领吐蕃军队直奔长安。吐蕃军队到了长安附近，唐代宗才知道消息，他惊慌失措，仓皇逃出长安，跑到陕州（今河南陕县）。
满朝文武官吏，有的躲藏起来，有的慌忙逃窜，军队则四处逃散。吐蕃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长安。吐蕃军队进了长安后，剽掠府库，抢劫市民，焚烧宫殿民宅，整个长安萧然一空。逃散的唐朝兵士也到处抢掠。人民群众纷纷逃入山林，躲避战乱。
长安陷落的消息不断传到梓州，真假难辨，杜甫着急地说：“乱离知又甚，消息苦难真。”（《遣忧》）听到长安遭受抢劫焚毁，杜甫感到非常痛心，说：“隋氏留宫室，焚烧何太频！”（《遣忧》）
一天，他遇到皇帝从陕州派出妁一位使者，才了解到较为详细的情况，原来吐蕃还占据着长安，还在四处攻击抢掠，唐代宗的车驾在风尘中颠簸奔逃，无法从陕州回到京城。
听到这些情况，杜甫愤怒地质问；“让皇帝蒙受这样的苦难，满朝的文武百官到哪里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人从长安过来，吐蕃是否已被击退，长安是否恢复安定的生活？都一概不清楚。
杜甫多么想知道这一切，他愁苦忧思，双鬓的白发似乎一下子出现了很多。
梓州刺史章弈对长安失守没有任何反应，却组织了大规模的冬季狩猎活动。他也请了杜甫观看这场冬猎。
章彝为了显示兵强马壮，一共派出了猛士3000人，从清晨开始围猎，一直到太阳落山，杀声此起彼伏，在天空中回荡。东西南北方圆百里的山山岭岭，都被猛士们踏遍了。山中各种飞禽走兽，十之七八被射杀，活着的被猎获，送到刺史面前。甚至对那些肉味不香的瘦弱的小鸟，也不放过。章弈甚为得意，杜甫却不以为然。
尽管受到章彝多方面的照顾，杜甫也很感激他，但杜甫仍然不得不提出讽喻和规劝：这样整齐威严的军队，应该为国尽忠北上抗击吐蕃。
皇帝已逃出京城，流落风尘，军队即使把山中的野兽都捕尽杀绝，那又有什么用处呢？虽然还没有发生周幽王被杀死那样的惨事，但能不能让皇帝不再蒙尘逃难呢？杜甫在结尾反复大声疾呼，笔调沉痛。
吐蕃不仅在甘肃、陕西一带进攻，同时也在四川西部展开攻势。广德元年秋冬之际，吐蕃派兵包围了松州（今四川松藩县），严峻的形势引起了杜甫深深的忧虑。
杜甫连续写了《对雨》《愁坐》《警急》《王命》《征夫》《西山三首》等诗，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关切和意见。
在无边无际的秋雨中，诗人独自一个人站在江边，他不为巴蜀道路崎岖难行担心，他担心的是这样的大雨淋湿了朝廷军队的旌旗，影响了朝廷军队的防守工作。
西边的雪岭一带，吐蕃军队越来越猖狂，边防一天比一天紧张。那里的交通来往，只能靠绳桥，要打胜仗那是多么的艰难。吐蕃与唐和亲，可以说是甥舅关系，本不应该背弃唐朝的恩惠和亲情的呀！吐蕃军攻陷陇右，逐渐逼近长安时，作为剑南东西川节度使的高适，出兵四川西北部地区，想牵制吐蕃的兵力，却反而被吐蕃击败，不久，松州被围，形势危急，令人担忧。
高适曾经担任讨伐永王李璘的统帅，身任淮南节度使。攻打李鱗时，面适的名气是多么大呀，被认为能神机妙算。但他在吐蕃军队面前却毫无抵抗之力，松州被围，却无解救之计，眼看着吐蕃军攻城掠地，饱抢财物而去。
高适无力解除松州之围。到了十二月，不仅松州被吐蕃攻陷，连维州（今四川理县北）、保州（今四川理县西南）也相继失陷。杜甫在梓州听到消息后，非常震惊。
到了年底，边境地区还在打仗。吐蕃军进犯雪岭，攻陷松、维、保三州，使涪江边上的梓州也受到了震动。战争天天进行，到处都在流血，但朝廷百官中却无人请缨杀敌，舍身报国。杜甫在《岁暮》中写道：自己不被朝廷任用，无事可做，心情平静而寂寞，但听到边境失利的消息，雄心壮志又被唤起。只要能挽救时局，自己岂能吝惜生命？
长安被吐蕃攻陷不久，副元帅郭子仪在商州（今陕西商县）聚集了四千多名兵士，准备收复长安。
他先派遣小股部队到长安扰乱吐蕃军，在韩公堆一带，白天敲鼓，插上许多旗帜，夜里点燃一堆堆篝火，迷惑敌人。吐蕃军弄不清楚来了多少唐军，怕被唐军合围歼灭，连夜退出长安。随即，郭子仪的队伍进入长安。十二月，唐代宗也从陕州回到长安。
到了公元764年（广德二年）正月，长安被收复和唐代宗回到长安的消息传到梓州，杜甫非常高兴，但他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吸取教训，不能再重蹈覆辙，因而写了《伤春五首》《收京》《巴西闻收京阙，送班司马入京二首》《释闷》《有感五首》等十多首诗，表达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
在这些诗中，杜甫指出，对于朝廷来说，重要的是修明道德，躬简节用，爱惜民力，关心百姓的生活和困苦，这样才能使国家有新的气象，江山才能巩固，如果仅仅靠城池坚固、地势险要，那是没有用的。他还指出要任用忠义之士，特别是那些受到排斥的忠心耿耿的老臣；要进贤去奸，将士才会效命。
吐蕃攻入长安时，御林军纷纷逃散，将军们无一人带领军队前来救援，原因就在于朝廷长期信用程元振一类奸佞，疑忌和排斥忠臣。
杜甫对那些手握军权、独霸一方、不听从朝廷号令的将领的行为表示不满，担忧他们会作乱。安史之乱平息后，军阀割据一方，对抗中央，成了唐朝政治的一个严重问题，杜甫较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表现了他具有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见解。
这些诗中，比较突出的是《释闷》一首。释闷，就是排解心中苦闷的意思。安史之乱刚刚平息，又发生吐蕃入京、代宗奔逃的事件，杜甫为此感到痛心；朝廷政治腐败，君臣不思进取，一味横征暴敛，姑息养奸，杜甫为此感到愤懑。
这一切积压在心头，让人透不过气。
在诗中，杜甫分析道，安史之乱以来，打了十年仗了，战乱一直没有停息，现在连吐蕃军也打进了长安。这次唐代宗离开长安，不是像黄帝那样迷路，而是像晋明帝被叛军追赶那样，只是更加仓促狼狈。
代宗在逃亡中想必应该看到到处是豺狼当道、行人断绝、战火通宵、死尸纵横的惨象。这种悲惨局面，朝廷难道不应该负责吗？皇帝也该厌倦了这种奔走逃亡的生活了。
大臣们更应该思考思考如何使天下太平吧！怕的就是朝廷不改变以往的做法，照样强行搜刮征敛。听说那个罪大恶极、受到宠幸的坏人程元振，居然还保全了性命。这还不是和过去一样！朝廷做的，总是出乎我这个涪江边上的老头的意料，看来我老眼昏花，是见不到风尘止息、天下太平的日子了。
杜甫在整首诗中将嘲讽、挖苦、无奈、斥责、愤懑、期盼、担忧、失望等各种各样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笔调辛辣而富有变化的独特风格。
公元764年（广德二年）初，杜甫带着家人从梓州前往阆州。临行时，章彝送给他两根桃竹杖。阆州是巴蜀重镇，三国时蜀汉大将张飞曾在这里驻守多年。
东河在这里汇入嘉陵江，嘉陵江水势渐大，从这里坐船，南下渝州（今重庆市），就可以进入长江了。杜甫想顺长江而下，到荆楚地区。杜甫在阆州，游览了山水名胜，如錦屏山、玉台山、玉台观、嘉陵江、南池、滕王亭、汉高祖祠等处，都一一写了诗。他还写了《忆昔二首》，两首都是以“忆昔”二字开头。
第一首追忆唐肃宗宠幸张皇后、误信宦官李辅国，致使朝纲败坏，边防空虚，造成长安被吐蕃军攻陷，代宗奔逃。诗中讽刺唐肃宗，说只要张皇后有半点不高兴，唐肃宗简直就忙坏了。讽刺唐代宗仓皇逃出时的狼狈情景，是“百官跣足随天王”，连鞋株都来不及穿地奔逃。
第二首追忆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对比现在的战乱不已，杜甫希望唐王朝得到中兴。
杜甫在阆州住了一段时间后，到了二月，决定乘船顺流而下，入长江，出三峡，到荆楚地区去。
船只都准备好了，饯行酒也喝过了，这时，听说严武又到了成都，再次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杜甫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决定取消荆楚之行，带家人回成都去。
杜甫写了《奉待严大夫》的诗寄给严武，记述了杜甫当时的喜悦之情。
离开阆州前，杜甫凭吊了房琯墓。房琯是在前一年，即763年病逝的。那年四月，朝廷任命房琯为刑部尚书，房琯于是离开汉州，准备到长安就职，不想在路上生病，八月四日，死在阆州的僧舍中，死后被追赠为太尉。
一个多月后，杜甫曾到阆州祭奠了房琯，写了《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赞扬了房琯在帮助朝廷度过安史之乱、拯救国家方面的功绩，赞扬了房琯忠义正直、屡陈直词的可贵精神，对他受到贬官并客死异乡的遭遇深表同情。
他也记叙了房琯罢相时，自己勇敢地劝唐肃宗收回成命，“见时危急，敢爱生死”，“伏奏无成，终身愧耻”。
他还愤怒指出，当时的社会是“乾坤惨惨，豺狼纷纷，苍生破碎，黑白不分”。这篇祭文被认为是杜甫“生平最得意之文”。现在要离开阆州了，杜甫又来到了房琯墓前，向老朋友告别，想到两人的友谊与遭遇，看到山中的花落在坟墓上，林间的黄莺在啼叫，杜甫不禁放声大哭，眼泪流淌，面前的干土都被泪水打湿了。
杜甫回到了成都草堂，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亲切，令他十分高兴。通过疏疏的竹林，进入家门，就看到亲手移植的四棵小松树已经长得有一人高了，邻居们都很高兴杜甫回来，连狗也很高兴，有点犹豫地上前来依偎在身旁。严武专门派人来看有什么要帮助的，成都城内外来看望的人，阻塞了村里的道路。杜甫心情很好，觉得草堂周围仍然是那样的恬静优美，令人心醉，诗人用轻松明快的两首绝句，描写了成都的美好风光和自己的喜悦心情：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浣花溪草堂的风光是如此的幽静恬美，但天下却仍然动荡不安。吐蕃军攻入长安时，那些逃散的唐军兵士占山为盗，对长安形成了威胁，朝廷只好派兵征讨。曾在平息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仆固怀恩父子，又举兵叛乱，先后围攻太原、榆次。这些都发生在公元764年（广德二年）春天，杜甫回到成都后，听到了有关消息，又激发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感。
一天，他登楼赏春，看到錦江春色，山中浮云，引起了他对时局的深深忧虑，写下了《登楼》一诗，诗中说：锦江春色虽美，但在万方多难的时候登楼远望，却令人不禁感慨伤心。玉垒山的浮云自古至今都在变化，飘浮不定，正像捉摸不定的时局。长安曾一度被吐蕃军占领，但后来又被收复，朝廷正像北极星一样，始终没有灭亡。不过，却很难保吐蕃军不再来侵扰了，松州等地不是被吐蕃军攻陷了吗？登楼望见武侯祠和旁边的后主祠庙。后主刘禅虽然昏庸亡国，但由于后人敬仰诸葛亮，却也给受到过诸葛亮辅佐的刘禅立了祠庙。
现在，国家万方多难，却任用昏庸宦官，找不到诸葛亮那样的贤相辅助，这不是更令人担忧吗？自己忧国忧民，却报国无门，只好在暮色中，像未出山时的诸葛亮吟诵《梁甫吟》一样，借诗来排遣忧虑了。这首《登楼》是杜甫七律中的名篇，前人评价说，这首诗“气象雄浑，笼盖宇宙”，是杜甫诗中“最上乘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