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以将新村这种精神化入自己“人的文学”观体系内，原因有三。一是这种精神为他提供了处理个人与社会、人类关系的较为合理的模式。周作人当时的处境是：一面要启蒙，关注社会进化，不忘人间普遍问题；一面又接受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倡导个人的自由与解放，于是怎样处理社会启蒙与个人自由意志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他。而新村主义将个人主义与博爱主义融为一体，认为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中的一个，人的理想生活是一种利己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强调改造社会须从改造个人做起的原则，这无疑等于解答了周作人的问题，将他从矛盾紧张的心理困境中解救出来，坚信“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特色，不特不相冲突，而且反是相成的”①，由是形成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思想。二是新村主义在阐释个人与人类关系时，看起来是辩证的，而实质上则是突出“个人”的，也就是更强调个人面对“人类”时的自由意志，而这对于周作人那一代人五四前后所从事的，将个人从集体意识、封建伦理规范中解救出来的革命，则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所以，在阐释新村精神时，周作人强调：“现在如将社会或世界等等字作目标，仍不承认个人，只当他作材料，那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新村之所以与别种社会运动不同的地方，大半就在这里。”②这就是说，新村主义关于个人与人类关系的论说，实际上为周作人提供了将个人从“社会”、“世界”、“种族”、“国家”中救出的理论逻辑上的援助。三是新村主义的改革方式与目的，符合周作人从日本获取的“自然”文化观。在周作人看来，“现在人的生存与幸福的基础，便全筑在别人的灭亡与祸患上，这是错的，是不正当的，因为这是违背了人类的意志了。”也就是非自然的；而新村的目的，则是相信人类，“等他觉醒，回到合理的自然的路上来。”③如何实现这种让人“回到合理的自然的路上来”呢？新村的方式“是想和平的得到革命的结果”，反对“翻天覆地，唯铁与血”的暴力方式，周作人以为这是“最适合的路”，④是“自然”之路，因而颇为倾心。
注释：①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9。
②③周作人：《新村的精神》，《民国日报·觉悟》1919（23～24）。
④周作人：《新村的讨论》，《批评》1920（5）。
新村主义使周作人不仅轻易地在社会启蒙与个性自由发展之间找到了平衡，将新村主义关于个人与人类关系转化阐释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从而使“人的文学”观的内在结构特性满足了五四启蒙运动对文学的要求；而且新村主义实质上对“个我”的置重，有利于当时文学真正由载道文学进化为人的文学，使“人的文学”观获取了丰富的现代人学内涵。然而，新村主义关于个人与人类关系的抽象空洞性，新村先天的乌托邦性，极易使周作人由此而确立起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演化为个人本位主义，从而改变他的“人的文学”观的内在结构关系，使人的文学变成极端个人主义文学。也即是说，新村主义在丰富其“人的文学”观念体系同时，其潜在的特征与可能性意义则构成了“人的文学”发展的内在隐患。
“人”的重新界定，解决的是“人的文学”表现对象的问题，完成的是文学内容上的革命。然而，“人的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性文学，应该如何表现人呢？也就是如何作用于人呢？这无疑成为周作人构想“人的文学”时必须回答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讲，在周作人当时看来，就是需要回答“人的文学”是艺术派文学还是人生派文学的问题。对此周作人未作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于冷静中进行深入地辨析：“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但在文艺上，重技工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否定了远离实际人生的艺术派。而对于盛行的人生派他又是持何种态度呢？“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能于五四高潮期对人生派持如此异议，的确显示出了一种冷静的心态与胆识。否定了褊狭的艺术派、人生派之后，周作人为自己理想的“人的文学”开出了怎样的方子呢？“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①显然，周作人持的是一种折衷调和的态度，所谓“人生的艺术派”就是将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优点调和在一起，既求艺术性，又不忘人间情思，以避免任何单向的极端化倾向。而这种人生的艺术派，在日本则是由二叶亭四迷从俄国文学绍介进来后加以发扬光大的，对此周作人印象颇深：“他因为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所以他的著作，是‘人生的艺术派’一流。”②这意味着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生的艺术派与二叶亭四迷也不无关系。
周作人所倡导的人生的艺术派那种看似平和的文艺观，在实质上却是一种革命，一种对中外文学史上往往被视为合理而实则趋于极端的艺术派或人生功利派的革命，旨在使“人的文学”既是人间性的文学，“总之是要还他一个适如其分的人间性”，又具有真正的“文学”性，做到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人间情思。这种观点的形成，显然又受到了此前周作人极力推崇的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的影响。
注释：①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6～17。
②周作人：《日本近30年小说之发达》，《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39。
坪内逍遥认为：“所谓艺术，原本就不是实用的技能，而是以娱人心目、尽量做到其妙入神为‘目的’的。由于其妙入神，自然会感动观者，使之忘掉贪吝的欲念，脱却刻薄之情，并且也可能会使之产生另外的高尚思想，但这是自然而然的影响，不能说是艺术的‘目的’”，艺术“是不可能事先设个准绳来进行创作的”。①他这里讲的是艺术的非实用性，是艺术作用于人的特殊方式即“其妙入神”、“自然而然的影响”，也就是强调艺术的非直接的功利性。周作人“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反对人生派“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看来是借用了坪内逍遥所谓的艺术非实用性的观点。然而，坪内逍遥亦不赞成艺术远离人生，龟缩到象牙之塔内，而是认为：“只要想立身于文艺界成为作家的人，则应经常以批判人生为其第一目的，然后才可执笔。”只是这种批判运用的是艺术的方式，在他看来，“文坛中那些在艺术上占有较高地位的作者，无不以领悟人生之奥秘为其主旨或目的。”②谈到艺术的具体门类小说时，他则说：“至于小说，即novel则不然，它是以写世间的人情与风俗为主旨的，以一般世间可能有的事实为素材，来进行构思的。”③显然，坪内逍遥是以人生作为艺术的土壤，以世态人情作为艺术的生命所在。这些构成了周作人否定艺术派超越一切功利观点的直接的理论来源，是周作人的“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种观点的异域理论原型。这样，通过《小说神髓》，周作人为自己“人的文学”找到了有别于人生派与艺术派的理想形式———人生的艺术派，也就是找到了“人的文学”作用于人、影响人的独特方式。而这种方式非极端的调和折衷性，再一次暗示我们，在周作人寻找、择取过程中，内化为其血肉的日本“自然”文化观，起了不容忽视的潜在作用。
注释：①［日］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刘振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2～23。
②［日］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刘振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53～54。
③［日］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刘振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0。
“人的文学”观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一个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启蒙性，影响了周作人当时的思考兴趣，使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书写对象“人”的探索以及文学如何作用于社会的功利问题上①，而忽略了对更为具体的“人的文学”的内在特性的追问。从理论上讲，随着新文学的推进，他自然会对“人的文学”的内在规律作深入地探究、阐释。然而，在来得及阐释之前，他的文学观已开始发生裂变、转换。而裂变、转换原因虽多，但在我看来，与他在建构“人的文学”观时所接受的日本文学影响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系。
〈二〉“人的文学”观的调整
五四高潮过后，一些作家对自己的文学观做出某些调整，是情理中的事，是主体心性对外在社会变化的逻辑反应。变化是大趋势，但变化的个体因素却各不相同，趋向也各具特色。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最为耀眼的，最能体现那一代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与渴望，某种程度上讲，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启蒙时代对文学的基本诉求，它对中国文学的新旧转换及深入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就在其影响正值高潮并向深入拓展之际，周作人自己却陷入矛盾之中，开始质疑其合理性，并对其内在结构进行了某种调整。那么，周作人的矛盾来自哪里呢？这种矛盾又是如何导致他对“人的文学”观做出调整的呢？
注释：①周作人尽管主张“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反对将文艺“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但在实质上他的人生的艺术派主张，所要解决的仍然是文学如何作用于社会人生的功利问题，并未真正超越功利性，他所谓的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其实是一句空话。
在我看来，周作人的矛盾与由日本白桦派文学那里获取的新村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五四前后，他是从理想的人的生活角度走向新村主义的。在新村，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劳动者便是绅士，绅士便是劳动者，平民便是贵族，贵族即是平民，大家协力地共同劳动，平等相待，这在周作人看来具有反封建的色彩；新村远离现代都市社会，人与自然及他人赤诚相见，避免了现代文明激化了的人间矛盾，使人从“异化”中返回“自然”，从而具有了某种反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性；新村主义主张人都是一样的，应一面尽了自己对于人类的义务，一面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将人类与个人统一起来。这些特性，使周作人将新村理想高度概括为“人的生活”，而这人的生活，“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①并称之为“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②显然，周作人是从“人”的角度走向新村主义，并从新村主义发掘出了与他的人的启蒙和社会改造理想相契合的精神内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自己所理解的新村精神化入自己“人的文学”观念体系内，将“人的文学”阐释为“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③是人类与个人相统一的文学。它的内在灵魂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而且，这种“人的文学”不同于贵族文学，它是一种平民文学，一种“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①他沉迷于新村主义描述的理想境界，而不去思索、质疑其现实可能性。
注释：①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218。
②周作人：《日本的新村》，《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204。
③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7。
然而，在阶级社会中寄希望于以平和的方式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者的虚妄，而“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现代社会的理想生活”，“实在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②它无法真正承担起启蒙者革新社会人生的理想，也就是说新村主义对创造理想的人的生活，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正如宫岛新三郎所指出的：“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一点也不染指，不，尽着容许其存在，而想另行建设合理的理想的社会，就是新村”，它不去考察在现实生活里面，“被涂成种种色彩的人类意识，而一味抽象地叫喊人类之爱，或高唱人类意识，那是一点都不能够改造人类的生活，改造实际的我们的生活。”③这样，在五四现实社会的考验中，它的乌托邦性便暴露无遗，而对它寄予全部希望的周作人也就必然陷入矛盾之中，不得不开始自觉地告别“新村”。正如他1921年4月4日在《过去的生命》中所道：“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过去了。”这是一次痛苦的精神告别，同时意味着新的找寻的开始。不过，新村不可能一下子便“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因为精神的诀别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徘徊于荒野上，他不知往哪里走，“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我相信是这样的。／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歧路》），他变得无所信仰，无所依归。在给孙伏园的信中，他自陈：“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①从这一年开始，怀疑取代了信仰，他变成了一位真正的“寻路的人”。他的“人的文学”观也随着精神的动荡、变化而开始了某种转向。
注释：①周作人：《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
②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时事新报》1920.1.15。
③［日］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张我军译，开明书店1930，162～163。
然而，这种转向虽源自向新村的自觉告别，但精神上的某种影响有时是主体自己也难以意识到的。在周作人的转向、新的寻路、抉择过程中，事实上新村主义仍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深刻到潜在地制约着他的“人的文学”观的变化、走向。
注释：①周作人：《山中杂信·一》，《雨天的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116～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