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己的“日本经验”中找到了认真这一药方，以医治这种国民劣根性。他曾与内山完造多次讨论两国国民性之异，认为“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于是他“又想到日本的八千万人民。日本人的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对比两国人民这一截然不同的现实态度后，他坚毅地说：“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不可的。”①由此可见，鲁迅是何等看重日本文化中的“认真”这一质素。他希望国人学习日本人的认真精神，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血肉。所以，“认真”是他从日本移入并赋予“真的人”的一种解决现实问题时的基本品格，也就是负责的态度。
注释：①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鲁迅译文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91。
余裕与认真的统一，使人在与现实相对时仍保持着人的自由独立性与创造性，这正是余裕与认真的“人”学意义所在。
鲁迅立人思想体系，是一个以“人”为核心的结构复杂的体系，人在种种关系中获得新的性格。上面只是从鲁迅与日本联系角度论述了人与人、人与现实的关系，而其他种种关系因与日本无关或关系不紧，因而不在论析范围。就是说鲁迅立人思想体系是一个远较上述关系要复杂得多的体系。在想象、建构体系过程中，鲁迅从多种文化系统中，如俄罗斯文化、文学系统中，获得了营养，但从上述分析看，日本也许是最主要的精神源泉。
注释：①［日］内山完造：《鲁迅先生》。收入刘献彪、林治广所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384。
四、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与日本话语
五四前后，周作人表现出一股强烈的理论激情与灵感。他在世界性视阈内以现代性眼光审视、思辨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基本问题，作出个人化也是时代性的阐释。其文字表述便是《平民文学》、《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儿童的文学》等，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人的文学”观。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①在他看来，新文学就是“人的文学”，这表明他的“人的文学”思考虽为个人化行为，但目的却在为新文学提供基本的理论范式与发展方向。
〈一〉“人的文学”观的形成
从理论来源上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与西方近代文学人道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以人为中心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成为他想象、拟构“人的文学”观的世界性背景。然而，这种背景对于周作人来说是远景，精神上的联系虽是内在的，但却是远亲式的。他的“人的文学”观的精神乳汁主要、也更为直接地来自日本。
注释：①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6）。
“人的文学”关注的焦点是人，是要以文学去重新发现人，去“辟人荒”，将人从封建伦理束缚中解救出来，揭示人的生存权益与意义。这种对人的重视意识，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将之归结为对西方人本主义的回应，但对于周作人来说，这种解释也许因为太抽象、普泛而失去意义。如果在认知他的文学观时，不忘记其日本文化、文学经验，那么，我们就不难体察出他构想并正面提出“人的文学”的内在文化驱力，主要便是由日本获得的“自然”文化观。也就是说，“自然”文化观激起了他面对非人现实、非人文学时，想象、拟构“人的文学”的激情。
他曾谈到自己对日本的最初印象：“我初次到东京的那一天，已经是傍晚，便在鲁迅寄宿的地方，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下宿住下，这是我和日本初次的和日本生活的实际的接触，得取最初的印象。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①馆主人的妹子赤着脚给他搬运行李，拿茶水，给了他极大的好感，以至于他日后写道：“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②这最初的印象决定了他对日本文化不变的好感，由于日本文化的一大特性确实是爱好天然与崇尚简朴，所以他能不断地从日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典籍中检索出种种体现“天然”的符码，由此强化他对“自然”的情感。由他择取日本文学的倾向与论析日本文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始终是以“自然”、“简素”作为尺度看取日本的；不仅如此，是否“自然”成为他评述中外文化、文学，想象新文学特质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原则；而且在他的人生道路选择过程中，“自然”文化观及其演变、可能性含义，同样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注释：①周作人：《最初的印象》，《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157。
②周作人：《最初的印象》，《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158～159。
“人的文学”是他为新文学发展设定的一种方案，从总体精神上看，这一方案所遵循的便是“自然”的原则：“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①在他看来，人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然的，是“人的文学”应该着力表现的，因为“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②而中国古代的《封神传》、《绿野仙踪》、《三笑姻缘》等，“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和平的东西，统应该排斥。”③在《儿童的文学》中，他说“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④就是说真正的人的生活是自然的，“人的文学”所应书写的正应该是这种自然生活。他五四前后刊发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儿童的文学》、《日本近30年小说之发达》等，所贯穿的基本思想便是这种自然人性论，他的“人的文学”观的基本内涵在于遵守人性自然发展的要求，弘扬符合自由意志的人的生活，排斥扼制自然天性的非人的生活。由此可知，他倡导“人的文学”的内在冲动源于由日本获取的“自然”文化观，而且这种自然文化观构成了他的“人的文学”观的基本底色，决定了其可能阐释的意义域。他是以自然文化观为原则建构“人的文学”观的，并从日本（西方其他国家因论题限制存而不论）择取符合“自然”原则的观点作为论述时重要的理论资源。
注释：①③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6）。
②周作人：《个性的文学》，《谈龙集》，上海书店1987。
④周作人：《儿童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23。
“人的文学”建构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问题，是对“人”作新的界定，因为它关涉的是抒写对象的内容，决定着“人的文学”的意义走向。那么，周作人是如何界定的呢？
首先，他是在灵与肉相统一意义上界定人的本质，将人规定为灵与肉的统一体。他说：“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而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就是说，人既是生物性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化的，“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①人的正当健全的生活，便是灵肉一致的生活。这种认识虽能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那里找到依据，但对于倾心于日本文学的周作人来说，更为直接的理论来源恐怕是1914年出版而在当时影响颇大的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
在该著中，厨川白村指出：“灵与肉，圣明的神性与丑暗的兽性，精神生活与肉体生活，内的自己与外的自己，基于道德的社会生活与重自然本能的个人生活，这二者间的不调和，人类自有思索以来，便是苦闷烦闷的原因，焦心苦虑要求怎样才能得到灵肉的调和，此盖为人类一般的本性，而亦是伏于今日人文发达史的根底的大问题。”②对这一问题，厨川白村的观点是：反对将人的兽性或神性推向极端，而认为人的生物性欲求是自然的合理的，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与满足；与此同时，又不能忽视人的社会性特征，应足够地认识到精神的自由发展对于人的意义。正是这种灵肉统一的角度，使他进而发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对于现代人学建设的现代性功能与意义，从而予以肯定。如果将周作人灵肉统一的观点与厨川白村这种理论相对照，则不难发现二者论证过程与结论的一致性。由周作人当时对日本文论的热情看，这种一致性并非巧合，恐怕是直接影响的结果。①
注释：①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6）。
②［日］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樊仲云译，《文学周报》第102～120期。
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的论述，虽是抽象的逻辑推断式的，但其目的却是具体的，就是渴望借灵肉一体理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中的禁欲主义，肯定人的世俗生活，恢复人的自然天性。由此可见，周作人立论虽是强调灵肉的统一，但实际上更看重的是肉的一面，因为在当时中国只有“肉”的强调，才可能真正实现灵肉的平衡、统一，使人的生活达到兽性与神性相调和的理想境界。对肉的倾斜，可理解为对人的“自然”天性的倾斜，所以周作人仍是从“自然”文化观出发看取上述厨川白村的理论的，也正是这种潜在的自然文化观立场，使厨川白村的理论在周作人那里，也可以说在整个五四文学语境中，获得了更为具体而深刻的反封建的功能性意义。
注释：①参阅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文中有如此判断：“周作人将灵肉一致作为人性的理想境界的观念，来自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著作《文艺思潮论》”。郑伯奇曾谈到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对当时的留日学生和国内文坛的普遍影响，并专门指出自己那时对它所主张的“灵肉一致”是“颇感兴趣”的（《忆创造社》，《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849）。这可用来佐证周作人的“灵肉一致”观点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相关的观点。
其次，从个人与人类关系角度理解人。人并非孤立的存在，其本质不可能在孤立状态得以全面地呈现，所以周作人并不满足于仅从灵与肉这种人的内在关系范畴去理解人、界定人的属性，而是进一步将人置于个人与人类这种外在联系中进行论述。他说： “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①这种对人与人类、个人与他人关系的论述，从新文学建设上讲，旨在提供一种新的书写对象，一种在周作人看来健全的人际生活关系，使文学在内容上超越旧的人际关系模式，如绝对集体主义模式，获得一种新的现代人学特性。而从理论来源上讲，则是径取日本白桦派，尤其是新村主义。
注释：①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6）。
白桦派因1910年创刊的同人杂志《白桦》得名，同人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有岛生马、长与善郎，等等。他们极力倡导人道主义，坚信充分发展个性就是对人类作贡献。后来武者小路实笃又于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实际地建设他所理想的新村。周作人可谓是白桦派的中国知音。1911年他在看到《白桦》杂志邮购启事后，前往购买1910年出版的《白桦》“罗丹专号”；1912至1915年，定期购读《白桦》杂志；1918年4月阅读《一个青年的梦》；1918年10月汇款新村社购买新村说明、会则及杂志，11月收讫；1919年7月由武者小路实笃陪同参观日向新村，并出席东京新村支部欢迎大会，可谓是中国的白桦通。由上引周作人的论点，我们不难联想到武者小路实笃《〈白桦〉的运动》中的观点：“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的运动。......为了人类的成长，首先需要个人的成长。为了使个人成长，每个人就要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工作尽力做好。......为了人类的成长，个人必须彻底进步，必须做彻底发挥良心的工作，白桦的人们就具有所需要的东西。......使我们进行创作的是人类的意志。因此，我们是抱着使自己的血和精神渗入和传遍全人类的愿望而执笔的。”①周作人在当时历史转型期面对且需要思索回答的问题，与日本白桦派一样，是个人怎样生活的问题，所以能认真领会、体悟武者小路实笃关于个人与人类关系的观点。
1919年，他对新村精神作了自己的理解：“新村的目的，是在于过正当的人的生活。其中有两条重要的根本上的思想：第一，各人应各尽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第二，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而新村的精神，“首先在承认人类是个总体，个人是这总体的单位。人类的意志在生存与幸福。这也就是个人的目的。”②他的阐释是准确的，抓住了日本新村主义的基本精神，并典化为他的“人的文学”观的基本内涵。
注释：①转引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23～324。
②周作人：《新村的精神》，《民国日报·觉悟》1919（2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