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文化的制约来看，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危机均源于社会、政治危机，解决眼前的社会政治问题似乎便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在这些问题中，“救亡”最为迫在眉睫，它几乎一直被置于现代文化的前台，即使是立足于人的现代化和精神改造的“启蒙”主题，其实也是由“救亡”这一功利性动机所派生并为“救亡”的目标服务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关注点被牢牢吸附在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实践上，文学也以此为思考的出发点和中心。从近代开始，梁启超等人就借助文学手段来传播他们的维新思想，这既抬高了小说等叙事文体在文学谱系的地位，又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类曾经因为被传统文学观所排斥而有余力容纳正统文学所不屑于表达的人生经验的文体形式成为政治社会变革的“大叙事”的附庸。虽然到了五四时期，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文学在表现“人的自觉”的同时，也开始走向了“文的自觉”，传统的“载道”文学观受到了批判，而文学家的独立性和文学的自律性得到了强调。但是，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建构尚未真正完成，中国社会日趋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日趋危亡的民族命运就使“救亡”的急迫功利性要求又一次成为压倒性课题。文人们关注的焦点和中心也更多地转向了与此相关的政治社会实践。尤其是五卅运动以后，要求社会革命以适应救亡需要的呼声日趋高涨。在现实政治的压力和感召下，许多文人投笔从戎，直接参与了社会政治运动。文人的这种社会政治实践，对现代文学的功利性品格的发展和强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文学越来越自觉地服务并且服从于“救亡”这一政治实践的同时，围绕这一实践而形成的各种政治力量，出于建构民族国家的不同策略需要，也力图争夺话语控制权，它们不断地用自己的尺度对文学进行规范和剪裁，以使之成为为其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这种现实政治对文学的外在制约，由于契合了文人们对民族危亡命运的关注，而被他们所认同并内化为从事文学活动的一种自觉意识。于是现代文学不仅难于“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而且它所能拥有的“现实性”也往往被限制在一个逼仄浅显的功利性层面上。因此，许多并不乏才华的作家，在面对和表现现实的时候，其思想与感受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被眼前的现实功利问题所左右，而难以有所深入和开拓。
从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现实功利性文化的制约作用。在1920年代初期，当思想启蒙的课题尚未完全被更迫切的救亡课题所取代的时候，新文学所涉及的问题还是比较宽广的。当时无论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文学观，都力图摆脱传统的政治功利的羁绊，使文学能够更深入更自由地表达作家们对生活的体验。前者所强调的“人生”，与传统的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道”相比，其范围更宽泛，后者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更与传统的文学观大异其趣。在具体创作上，1920年代的新文学流派林立，对外来影响的借鉴十分广泛，文学的探索意味与多元化倾向亦较明显。但是，由于当时新文学刚刚起步，积淀不厚，作家的功力也不深，除鲁迅等少数作家外，强调“为人生”的作家实际上有许多还在具体的“问题”层面兜圈子；而强调为艺术的作家也主要把文学作为个人情绪的宣泄场所，他们大多尚未能将对问题的感受和个人的情感升华为对人类普遍处境的表现。与1920年代相比，1930、1940年代的新文学从整体上看，对现实的表现有所强化，一些作品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在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政治斗争的激化过程中，一种以政治标准为依据的“现实主义”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文学的强势地位，它一方面贬抑其他艺术探索和创作方法，以“现实”的大旗对其他作家进行引领；另一方面，又对“现实”概念进行规范，把“真实性”同“政治倾向性”挂钩，于是，在这一时期，文学中各种流派争鸣的情景不见了，文学的主题和探索的多元化倾向也在现实功利的压力下受到了抑制。对政治功利问题的关注常常遮蔽和排斥着作家对人生各个维度的体察，不仅那些埋头营构自己艺术天地的作家要受到“脱离现实”的指责，就连那些处于主流话语之中又在表现现实上有所探索的作家，也常因创作与当下政治功利实践的某种“偏离”而遭批评。当文学至多只能透过政治去窥视无限广阔的生活和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它又怎么能够使自己达到现实表现的深度与广度并提供一种审美的超越性呢？
在现实政治从外部对文学进行规范并把这种规范有效地转化为文学的内在意识的同时，作为内在文化基因的文学传统对新文学品格的生成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与西方那种把认识超验实体作为目标的外向式超越模式不同，中国传统的超越模式以“天人合一”观念为基础，以“正德”为目标。在此，作为人生最高境界的“成圣”是通过心性修养而达到的。因此，中国传统的超越模式注重的不是通过求“真”去达到“善”，而是直接将“善”，即现实人格的完满作为自己的目的。表现在儒家那里，就是要“践仁”以“成圣”，通过“内圣”来达到“外王”，具体说，就是“以精神生命的涵养来控制情欲生命，使生命‘行之乎仁义之途’”①，并以此“达人”从而“兼济天下”，此所谓“立德”“立功”，而以审美表现为核心的文学（即所谓“立言”）在儒家的观念中不过是从属于这种功利追求的手段；表现在道家那里，则是通过“见独”、“心斋”、“坐忘”而达到齐生死、等万物、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在弃绝现实、否定情欲生命中去顺“天地之则”。尽管“反传统”几乎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但这种以道德实践和个体修养为中心的超越现实模式实际上仍是中国现代作家思考问题的不自觉的范式，它一方面促使作家关注现实人心，注重主体修养，注重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认识和体验的深度与广度形成了束缚。首先，从与现实的关系看，大多数现代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往往表现为对现实事功层面（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其创作也以解决“问题”为旨归，解决问题的方式则落实为人心的改造。
注释：①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1。
这固然同现实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有关，但其中传统的影响亦不可不看到。林毓生先生将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归于儒家传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实际上它也是同样将“内圣”（人心的改造）视为“外王”（现实功利）的前提①。对大多数现代作家来说，这种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使他们特别注重心性的“善”，热衷于写人的“觉悟”“转变”，来为“问题”提供符合“善”的答案。这种对“善”的过分关心，使他们对现实和人性的“真”，不是缺乏真正的兴趣，就是缺少深入的开掘。面对“真”与“善”的冲突，中国作家常常以牺牲“真”来保全“善”。他们热衷于写“光明”的结局、写“落后”人物的“觉悟”，都反映了这种对“善”的肤浅的信念。当“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这样符合“善”的历史乐观主义信念支配作家的创作的时候，求真的意志就无形中被取代和化解，人生的真实处境与体验往往被纳入了一个既定的道德范式中，而失去了鲜活的深广的意蕴。其次，从作家的主体性说，传统的超越模式常常使现代作家将主体人格的完善与涵养视为创作的前提。他们强调读书穷理，强调在自然中活动以感受天籁，在社会中活动以认识人生，其目的是要臻于“万物皆备于我”的至善人格。在此，包含着这样一个预设：即经过自我修养，主体可达到与“天道”相贯通的圣境，从而进入“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自然流露状态，此所谓“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②，将主体道德人格的完善视为创作的前提，而忽视了人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这一方面对作家形成了强大的道德压力，政治意识形态也往往借助这种压力对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行规范，从而束缚了作家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强调人格的“完善”和
“圆满”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主体的求真意志和探索精神在创作中的价值，使作家主要关注的是创作主体的伦理精神，而对客观的“真”、对事物的形而上层面缺乏探讨的兴趣。因此，在大多数中国作家那里，“真”这样一个认识论范畴的问题往往被置换为“诚”这样一种伦理学的表述。言说主体的情感态度被置于创作的中心（所谓“主情”），而主体独立的求真意志以及它对客体的认知深度则往往受到冷落。这种对主体性的忽视，不仅使许多现代作品四平八稳而缺少全新的生命震撼力，也使它们常常沉湎于“主情”的表达模式，不是表现为肝火太盛的牢骚，就是表现为眼泪汪汪的自怜或怡然自得的风流自赏，无法升华为对心灵世界的深入探索，也缺少一种知性的穿透力。
注释：①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60—81。
②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中国历代文论选（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55～256。
显然，现实功利的羁绊和传统的束缚，在很大的程度上局限了中国现代文学，使它羽翼沉重，难于超越。问题不在于文学是否应该离弃现实和传统去追求所谓的“超越”（那样的“超越性”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于文学如何去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现实并对它进行表现，而不是仅仅从现实功利的层面去指涉现实，只有以艺术的方式更深刻地关注和把握现实，文学才能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对人类处境的概括和表现，从而达到对此时此地的现实的超越。
〈三〉新诗择取民族诗歌传统之启蒙逻辑反思
新诗虽为现代白话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但新诗并没有真正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对传统诗歌稍有了解的读者不难从现代新诗中发现传统诗歌时显时隐的影迹。这种影迹是如何留下的呢？人们可以将之简单地归结为主体无意中的承传，因为传统根深蒂固，不是任何主体能够轻易摆脱得掉的；然而，考察新诗萌动、生长历史，又不难看出传统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自然留存，而主要是创作主体的自觉沿传。那么现代诗人究竟是以怎样的态度、立场自觉审视、择取与沿传民族诗歌传统的呢？
总体而论，我以为现代诗人是遵循启蒙逻辑以审视、择取民族诗歌传统的。所谓遵循启蒙逻辑，指的是诗人们在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浸染下，以思想启蒙为诉求革新中国诗歌，努力使诗歌走向民众，成为启蒙利器。是否有利于启蒙是他们审视、看取民族诗歌传统的基本原则。早在晚清诗界革命时期，黄遵宪就曾在《杂感》一诗中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主张摆脱古典诗歌陈旧范式的束缚，以当代俗语为诗，使诗歌走出泥古迷津，成为传播维新思想之利器。到五四时期，胡适、傅斯年、刘半农、俞平伯、康白情、郑振铎、郭沫若等更是自觉持守启蒙立场以审视、择取古典诗歌传统。
那么，究竟什么是启蒙逻辑呢？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说到底就是要将人从封建蒙昧状态中解救出来，赋予人以尊严与自由，崇尚自然，强调人的自然本性，而启蒙的一个重要依据和思想武器便是西方的进化论，所以“自然”与“进化”构成了现代启蒙逻辑的核心。
胡适等人以启蒙眼光审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将中国诗歌史阐释成为不断走向“自然”的进化史。1919年，胡适在《谈新诗》中说：“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而诗体进化也就是诗体“解放”，走过了几个漫长的时期，一个时期向另一时期转换遵循的便是“自然”的法则，如“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穿篇章，便更自然了”。“五七言诗是不合语言之自然的，因为我们说话决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诗变为词，只是从整齐句法变为比较自然的参差句法。”①
古典诗歌这种向“自然”“进化”的历史，给胡适最大的启示就是以“自然”为基本尺度审视、择取古典诗歌资源以建设现代新诗，换言之，就是择取古典诗歌中那些他认为“自然”的因子，舍弃那些束缚情感、精神自由的非“自然”的传统，使中国诗歌进一步向“自然”进化，完成“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那么，哪些是非“自然”性的传统呢？在他看来，五七言诗体、词调曲谱、格律、平仄等均属于非自然的因子，应统统打破，用他的话说，就是“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②，使新诗创作真正做到“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③
注释：①胡适：《谈新诗》，《中国现代文论选》（1），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14～15。
②胡适：《谈新诗》，《中国现代文论选》（1），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15。
③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381。
④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