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1930年代初中国文学虽不断地认同、模仿日本文学，但反传统的立场却使接受日本文学的方式，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时不忘自觉发掘民族文学优势这一特点，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从而弱化了接受日本文学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
三、与直接由欧美文学引进现代性相比，认同、接受日本近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追寻现代性的另一种途径，日本近现代文学不同于欧美文学的现代品格，丰富了新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在构造与外在特征。留日作家主要是从社会革命视角看取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而日本近现代文学又具有强烈的不断“革命”、“唯新”的个性，这使得他们以激进、革命和注重文学外部规律等特点而与留学欧美的作家区别开来。他们一方面为中国文学引入了日本文学那种开放的精神，不断接受新的外来资源，紧跟世界文学新潮；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一同带到了中国。
日本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国，它的近现代文学，是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过程中，以西方文学为楷模而建立起来的。但如前所论，日本近现代文学虽然留有西方文学的许多印迹，但东亚政治、经济、文化特点的制约，特别是日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的作用，例如“物哀”、“余裕”、“凄美”精神的浸润，以至于在根本上，它仍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学的民族化文学，川端康成说过，“明治时代引进了西方文学，遇到了巨大的变革，这脉络好像被切断，流通着别的血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感到古典传统的脉络依然是畅通的。”①民族传统的影响使它的现代性构造在许多方面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后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与西方现代性文学不同的另一种风格的现代性文学。这种文学无疑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学的参照价值，对它的认同、接受使中国新文学中出现了一种不同于留学欧美的作家所创作的“唯美”文学的另一种文学，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在构造。
不过，作为现代化后进国家，日本的现代性追寻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既要学习西方又要保持民族独立性而带来的急躁的“革命”情绪，没有固定的现代性标准。文学思潮、流派更替过快，表现出一种迅速追上西方的急躁情绪。文坛始终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变动不居，未像西方那样因长期积累而形成某些固定的流派模式。于是，留日作家就不可能像留学欧美作家那样，以某一种主义、信仰，作为自己追寻的固定目标，例如胡适对实用主义的信仰、李金发对象征主义的热衷、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推崇，等等。相反，他们往往同时受到多种思潮、流派的冲击、影响，比如创造社就受到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乃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的多重影响，以至于内部倾向复杂。从积极意义上讲，这一特点促使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革命心态，积极地充当文学运动的弄潮儿，努力使中国文学追上世界文学的发展步伐；他们大都能兼容并蓄多种流派影响，避免了保守、固步自封的倾向，使新文学的“现代”构造更为丰富，新旧转换、流变速度更快。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一特点则导致他们中多数人始终处于一种思想、情绪的骚动之中，浮躁不安，无法沉潜到文学深处，无法对文学内在规律进行深入的探寻，往往只是浮光掠影地去理解、接受日本文学，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从社会革命角度去看取日本文学。无怪乎他们与留学欧美的作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说留学欧美的作家大都保守、沉稳、自由主义倾向严重，注重文学本体追寻、形式探索；那么，留日作家则大多较激进、革命，探索的重心往往在文学外部规律上，他们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带进了中国文学，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
注释：①川端康成：《日本文学之美》，收入叶渭渠等编《川端康成集·临终的眼》，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27。
四、认同、接受过程中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的焦虑感不足，致使晚清至1930年代初中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走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重复了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某些错误。
晚清至19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呈现出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政治文学———人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现代派文学。这种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两国近代以来遭遇西方现代性挑战这一相似的历史命运所致。日本是一个相对于西方现代化国家而言，立于边缘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既要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又要不失民族的主体性，既要西化又要民族化，明治以后文学就是对这一痛苦历程的书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近现代文学与现代化处境相似的中国对文学的期待相契合，自然成为中国文学近现代化时效法的对象，从这层意思上看，两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路径的相似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发展路径的相似，从接受影响角度看，在根本上还是由于中国文学在具体接受日本文学时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焦虑感不强烈所致，是主体性不足的体现。这种焦虑感不足，是多数后现代化国家在追寻西方现代性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作家们尽管在理智上也意识到应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以维护民族文学的独立性，但在具体接受过程中，这种意识却并不强烈，因为惟恐模仿得不像，哪还能意识到自我命名、自我独立的重要性，它是弱者的一种心理表现。中国文学接受日本文学过程中这种焦虑感不足现象，则还另有更为具体而复杂的原因，一方面与前述19世纪末中国开始萌动的对日本近现代化经验（包括文学经验）的一种信赖感、依赖心理直接相关，在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作用下，哪还会有将自己与他人相区别的强烈的焦虑感；另一方面，又与接受日本文学时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时不忘自觉发掘民族传统文学优势这一特点有关，①反传统的立场使晚清至1930年代初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导致民族主体意识不足，从而进一步弱化了接受中将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民族焦虑感与身份意识。
这种焦虑意识的不足导致了除鲁迅等少数作家外，多数接受者，很少去思索日本近现代文学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的问题，也就谈不上积极地质疑，以至于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而日本近现代文学，如前所论，虽在学习西方时能立足于传统，化用传统中的某些合理因子，使自己在获取西方文学现代意识的同时，仍保持了地道的日本特色与东方色彩。但与此同时，日本近现代文学又由于受到日本作为后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急躁情绪的影响，而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启蒙时代的政治小说，不顾艺术性直接与自由民权运动相对接，政论性取代了艺术性，成为一种政治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化的小说；又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情绪与非文学化倾向，将文学运动变成一种政治运动，夸大作家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大搞“理论斗争”以纯化作家队伍，将文学等同于宣传与组织生活的工具，文学描写的“现实”被错误地阐释成为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本质化的“现实”，等等。这些非文学化的错误做法，本可作为一种教训对后来的中国文学起一种警示作用，但焦虑意识的不足使中国作家未能吸取日本近现代文学所呈示的这些教训，相反，他们常常重复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某些错误，例如梁启超之于日本政治小说、后期创造社之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梁启超本可以由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直接获取写实主义观念，使中国文学于新旧转型期少走弯路，但梁启超的政治家身份，急功近利心理，使他看取了日本政治小说，如日本政治小说倡导者那样，将文学导入政治化歧途，使20世纪初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十分尴尬的误区。冯乃超、李初梨等因亲历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缺少一种由距离而生的冷静分析精神，缺少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焦虑感，以至于不顾中国语境的特殊性，盲目照搬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做法，进行盲目的“理论斗争”，也就是严酷的内部清算，将批判矛头对准鲁迅等人，以至于某种意义上讲，失去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充分发展中国新文学的良机。接受影响的过程，应是一种自觉地创造的过程，然而焦虑感的不足，抑制了主体的创造意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何以未能经由借鉴而创造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学。
注释：①一方面对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有一种信赖乃至依赖感，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立足于传统这一重要经验，这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时存在的一种矛盾现象。
布鲁姆曾说过：“早在阿奎那的经院拉丁文时代，‘影响’（influence）这个词就带上了‘具有凌驾他人的力量’的意义。”①这也许说得太笼统、绝对，失之偏颇，但如果在接受影响时，缺乏一种自觉地将自我与他人区别开来的意识，不去努力经由被影响而形成自己的风格，那的确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被“凌驾”。就是说，接受影响永远应与自我意识、与创造联系在一起，这应该说是晚清至1930年代初中日文学关系史呈示给我们的一种启示。
注释：①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27。
〈二〉现代文学的审美超越性与现实功利的羁绊
如果说，1980年代是文学领域拨乱反正的年代，那么1990年代则是文学界对1980年代所欲“反”的那个“正”进行质疑的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在日臻成熟的同时，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反思也似乎变得越来越深入和尖锐，不仅那些从政治的角度看属进步或革命的文学作品被纳入一种新的评价体系中去重新定位，而且一些曾被认为艺术性强的作品也受到了更严苛的审视。当人们用一种严格的艺术标准去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进行审视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受现代功利性文化制约的现代文学史中，到底有多少作品能够真正超越它们由以产生的时空而为不同时代环境中的读者所继续关注和阅读？除了充当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材料之外，这些作品是否还有更深广的意义、更隽永的意味在？换言之，在以此时此地的事功为目标的现实功利性价值实现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还有没有超越性的永恒价值？
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仍然可以提供某种自我安慰的答案：虽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一种借助语言功能构筑审美世界以超越现实的方式，它所表现的审美世界与现实世界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前者以终极性的意义为指涉对象，后者以实践性的价值为追求目标，但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折射，文学的审美世界又只能是建立在特定的现实世界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对特定现实生活的感受是激发作家创造自己审美世界的前提；另一方面，现实世界也为审美世界提供了素材和蓝本。换言之，文学的审美“超越性”指涉的虽然是一个有终极意味的问题，但它又是由当下现实和时代发轫、并受这种“当下”及潜行其间的文化传统所共同制约的。也可以说，“超越性”是一种立足大地又遥望星空、执著于当下而又企求着普遍与永恒的精神特征。在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的现代文学作品中，最具超越性品格的，正是那些以现代眼光、语言、技巧和形象表达对现代人生的关怀、理解，并由此升华为对人类历史、人类处境、人类命运的体悟与认识的作品。其实，不仅在某些相对远离政治纷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超越性的品格，而且一些卷入现实斗争旋涡之中的作品，在介入当下人生面临的种种问题时也以敏锐的艺术穿透力突破了具体功利性问题的羁绊，深入到了人的基本境遇和精神领域中，从而达到了某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深邃境界。
然而，这种对文学的现实性和超越性关系的理解，并不能真正消解掉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上述质疑。对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表现了现实（它对其所处的现实环境的反映以及它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是毫无疑问的），而在于它是如何理解和表现现实的，它是否通过这种表现，达到了一种审美的升华，达到对人类的基本生存境遇和精神体验的普遍性概括。以此来衡量现代文学的“超越性”价值，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感到，从整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超越性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大多数现代作家作品都似乎被一种更急迫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缠绕着，失去了一种从容闲暇的审美心境，在现代功利性文化的强大制约力量和传统文化观念的潜在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常常以一种十分功利化方式去理解和表现现实。在中国现代社会布满荆棘的大地上，文学不得不时时左顾右盼、逶迤穿行，以捕捉并“解决”那形形色色的关乎此时此地社会人生的“问题”，而避开那与急迫的问题“无关”的因素，因此，它也就无暇瞻望自己头顶的星空，无暇思索“问题”之外的更深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