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1930年代初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桥梁是留日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例外），日本文学主要是经由他们而影响中国文学的。留日学生是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逆转的产物，留学日本目的在于吸取其近代化良规，并由日本获取“泰西各学”，即政治、律例、理财、外交、武备、农工、商务、矿务之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力陈的“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理由为：“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①这段文字透露出了张之洞乃至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一是历史大变局时以民族富强为诉求的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民族主义心理。其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实用心理在新的历史情形中的一种表现，他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一种传统的心理来应对新的变局，势必会弱化新的变革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二是由“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体现的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心理，其实何止信赖，几近乎依赖心理。为何生出这种心理？因为当时中国人，尤其是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渴望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在心理上因鸦片战争后连连的溃败而生出一种对西方的深深的恐惧感，担心对西方文明的引进会危及中国固有之文明，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却在学习西方时依靠专制的国家主义完成了自上而下的维新变革，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日本西化的成功实际上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树立了一个榜样，张之洞乃至一些文化精英倡言留学日本，最根本的动因，在我看来，并不是路近省费（尽管也不失为一个原因），而是对日本近代化模式的一种认同，其模式就是将专制性的国家主义与民主性的启蒙主义结合起来，使西化过程中民族国家利益、特别是
注释：①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17。统治阶级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这对于因洋务运动失败而困惑不解的中国统治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使他们找到了如何在不动摇封建专制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以振兴民族的方式与途径。于是，对这种模式的认同很快就转化成为一种心理上的对日本近现代化经验的信赖乃至依赖。
由张之洞所暗示出的这两种民族心理，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留日大潮的出现，被不断地强化，成为20世纪前30年中国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基本心理。
日本文学是通过留日学生影响中国文学的，这是20世纪前30年中日文学关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所以对作为接受者留日学生特点的揭示就变得极为重要。留日学生长期生活在日本，接受日本式的教育，对日本文化、文学逐渐产生了某种程度不一的认同感，例如鲁迅对日本“认真”、“余裕”文化的认同，①周作人对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素”文化的喜爱。②他们在日本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平的民族歧视性待遇，但对日本近现代化本身并无抵触，甚至极为向往，因为他们留学目的就是为了认识、掌握日本近现代化历史，向中国输入日本近现代化经验。这样，他们与日本文化、文学间便缺少文化、文学传播接受中应有的距离感，也就难以在认同、接受中作一种冷静的观察、分析，这意味着他们中多数人（鲁迅等除外）难以看清日本文化、文学的优与劣，也就势必导致接受上的某种盲目性。而这些留日学生，大都为关注现实、满怀理想的激进的革命青年，充满青春激情，为拯救祖国，在世界上重塑中国形象，他们恨不得一下子让中国实现近现代化，跨入世界民族强国之列。所以只要他们认为是有用的，就于焦虑、热情之中不惜一切地加以介绍、吸纳，因而往往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注释：①参见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下）》，《鲁迅研究月刊》2002（5）。
②参见周作人：《最初的印象》，《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157。
作为文学接受触媒的留日学生这些特点与上述张之洞所言说出的两种民族心理，以及中国文学于历史转型期重建自我与社会人生关系以期新生的现实，三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对现代性的强烈渴望与追寻以及这种渴望、追寻所带来的急躁与焦虑。这一共同点使它们在亲和中构成一个共同的接受场蜮，制约着晚清至1930年代初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接受，使其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解决中国文学转型、现代性追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一立足点，一方面赋予接受过程以积极的现实意义，使对日本文学的言说、认同与接受永远没有偏离中国文学建构的具体需要，没有游离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一定程度地加速了中国文学的新旧转型与现代性的生长；但另一方面又使认同、接受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毫无余裕可言，接受空间被限制，作家们在急功近利心理作用下，未能全面而深入地开掘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可能性意义。
作家们是带着现实问题去请教日本文学的，诸如：新世纪文学应怎样传扬维新与启蒙意识；怎样使传统的封建文学转换为新世纪“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内在关系、结构意义与价值应如何界定；文学革命应如何向前推进，如何进一步转换性质展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萌动于五四时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应取怎样的具体形式，等等。这种现实问题意识的介入，使得认同、接受虽为个人化行为，但指向却是现代民族文学叙事的需要。所以，对日本文学的任何一种述说，都是有现实针对性与目的性的。这样在晚清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以及革命文学三阶段的转换、流变的关键处，都留下了日本文学的印迹，每一阶段文学的展开方式都多少与日本文学间存在着联系。换言之，在许多问题上，中国文学从日本文学那里获得了启示，找到了存在、变革与发展的某种依据与方式，如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由日本政治小说不仅获得了政治变法的新途径，而且为中国小说新生寻找到了合法的依据，周作人从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找到了走出近代政治文学的途径与方法，成仿吾由夏目漱石的《文学论》而明白了五四文学的问题所在，并由此提出了五四文学走出尴尬的方案。所以，日本文学影响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文学承担民族国家叙事的自信心与能力，有助于中国文学走出某种困境，加速了中国文学新旧转换与现代性的生长。
不仅如此，这种强烈的现实意识的介入，还使得鲁迅、郭沫若、成仿吾等接受者虽留日多年，对日本文化、文学有不同程度的爱好，但却从未生出被他者同化的焦虑感，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中国的，没有移民文学中那种惟恐失却自我的身份意识。他们尽管有时对日本某种文学理念、思潮十分认同并积极借用，但强烈的“现实”意识使这种认同、借用，在根本上永远只具有工具意义，他们的创作（哪怕在日本）始终未因被影响而失去民族感、现实感。
然而，这种现实问题意识的介入，本身却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它使得整个接受过程变得毫无余裕可言。寻找答案的意图与方式，使作家们很少去深入地研究日本文学的微妙之处，也就无法真正深入地品味出日本文学的神韵，从而使作家们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主要落实在那些与中国文学现实需要相契合的内容上，如政治小说、新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加之受中国传统直观思维方式影响，他们往往无意于去深入分析它们所发生、生存的具体语境及这种语境赋予它们的特定含义与意义，而是以直观的方式，作笼统的理解、认同，然后从自己的现实需要出发去夸大某些表层意思，使之偏离了原义。如“新感觉”在日本往往具有象征的深度，而刘呐鸥、穆时英却将“新感觉”完全平面化，强化其字面意义，使之仅具有呈示感官性都市表象的功能。又如梁启超在传统功利主义文学观作用下，从维新改良目的出发，赋予了晚清政治小说较之于日本政治小说更为浓烈的政治功利色彩，使之极端化。而对那些远离中国文学现实需要的美学因素，他们则不感兴趣，也就谈不上去探寻、揭示它们对中国文学发展可能具有的意义，如日本文学的余裕性，对于功利主义的中国文学来说，应该能起到某种平衡作用，但除鲁迅等人外，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二、认同、借鉴日本文学是与反传统相统一的，这一特点使中国文学一开始便将注意力放在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上，从日本近现代文学那里获取了许多现代性内涵，加速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然而，反传统的立场又使中国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时不忘自觉发掘民族传统文学优势这一特点，也就是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与经验，使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
费正清认为，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已经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①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主要因民族歧视而起，而这种民族歧视又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溃败的结果。何以溃败？他们大都认为根柢在于传统文化，中日关系逆转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由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面前的无能与败北。陈独秀、鲁迅等无不将近代以来的落后归之于传统文化，认为中国若不革除旧文化的陋习，即使没有外族的入侵，也难以自立于世界。于是，他们将民族主义情绪化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倡导。反传统与学习西方统一起来了。而日本虽然给予过他们不公正的待遇，但日本现代文化却来自西方，是西方文化东方化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现代的文化，对日本的学习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追寻。这种话语置换为长期以来鄙视日本且又受到日本民族歧视的中国知识者提供了学习日本的理论依据与话语支持。对传统的背离，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追寻，使他们将文学上对日本的学习落实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上。
注释：①［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10。
日本近现代文学，是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过程中，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典范而建立起来的。自启蒙文学始，经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到白桦派理想主义、无产阶级文学及新感觉派，留下了一条追寻西方文学的脚印，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精神不断加强，现代意识日益鲜明。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兴趣就集中于这些不断更迭的现代思潮、流派及相应的文论观念上。他们从中接受了种种“现代”刺激，如由《苦闷的象征》开始意识并接受了生命的苦闷与压抑乃文艺创作的内在驱力这一现代文艺心理学思想，从新感觉派那里获得了形式即内容这种新的现代文论观念，从无产阶级文学那里理解、接受了“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的理念，等等，这些对他们原有的文学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刺激了他们对文学的现代想象，他们就是在这种新的想象中拟构、建设中国的民族文学的。现代意识可谓是日本文学给予中国新文学的一种积极的精神资源，它无疑加快了中国文学追赶世界现代文学潮流的步伐。
然而，强烈的反传统姿态，使他们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认识失去了准确性。日本文学近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文学尽管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因素，起了重要的参照、导向作用，但日本文学的传统观念、传统形态仍作为近现代化的根基而发生着作用，使日本文学在学习西方文学过程中，仍保持着地道的日本特色与东方色彩。千叶宣一说过：“从宏观来看，日本近代文化史的结构，是以从外从上而来的西欧文明的冲击，与从内从下保持传统文化的调和形式展开的。”①文学史亦如此，近现代日本文学可谓是日本民族文学与西方文学相遇时，民族文学西化，西方文学民族化的结晶。而中国作家面对如此特性的文学时，由于其反传统的立场和建立现代民族文学的急切心理，便很少注意到日本文学是如何以民族文学为基础化用西方文学的方式、方法，往往只是直接择取它所化用的西方文学特征，如对“政治小说”、“新感觉”的接受即如此；而对它所承袭的民族传统文学因子，则因现代性追寻而缺少兴趣，也就谈不上研究与自觉借用。至于地道的日本传统文学则更是被冷遇，只有周作人等少数人因个人性情或特殊境遇中的心理需求而一度产生过兴趣，如对和歌、俳句及古代随笔的译介，然而他这种倾向传统的举动却受到了成仿吾为代表的创造社的嘲讽与批评。
不仅如此，以反传统的姿态学习日本文学，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使对日本文学的学习失去了根基，从而削弱了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流变的积极意义。杜维明曾说过：“日本保留了传统意识，在西化和传统中造成一种良性循环。”②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经验。而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激进反传统的民族主义立场，使他们在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学自觉的认识与继承，未对本土文学与日本文学作深入地比较与分析，也就难以真正辨析出日本文学的特点，难以将日本文学美学因子化入民族文学体系内，转换生成出一种新的适宜于中国语境的美学原则。对日本文学的认识，在许多时候难以深入，也就难免不生搬硬套。前已论到，他们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现实”，如果这种接受能倚重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学背景，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将更大。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族传统文学根基的缺席，使接受中关注“现实”这一特点所具有的可能性优势被弱化。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现代何以少有如日本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夏目漱石的《文学论》那类不朽的理论著作。
注释：①转引自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297。
②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9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