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将语言现代性的目的定位为一种简单的社会交际工具，不利于普通话向方言的渗透与融合。建国后，我们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主要是从工具论的意义上理解、阐释语言，注重的主要是语言作为工具的社会性、工具性，而忽视了语言的文化性和人性这些更为本质的特征。1955年《人民日报》社论称普通话“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工具”。①这是建国后几十年来语言现代性追寻中对普通话合法性诉求的一种主流话语。它将普通话定义为一种工具，而非一种民族历史文化显现，本末倒置，于是推广过程中只追求工具效果，忽略了普通话语与方言话语的融合，没有意识到普通话应承担言说方言文化这一根本性的任务，导致了普通话面对方言文化时有种无可奈何之感，方言社群人们也不奢望以普通话表述个人内在思想与情感，充其量只将普通话作为不得已非与外界打交道时的一种途径，使用的也只能是“‘海鱼’或‘大鱼’”这类简单的普通话词汇，而将复杂真实的自我“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①。他们只将普通话作为一种外在的工具，一种附加物，而未作自觉地理解、运用，这样普通话就不仅未能真正地与方言融合，承担起言说方言文化的任务，而且其作为“社会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工具”的功能也未能真正地发挥出来。
注释：①《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社论》1955.10.26。
三是赋予普通话这一语言现代性形式以真理的身份，造成了对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的一种有意无意的讨伐。作者切身地感到，长期以来，普通话是作为一种权威语言被推广的，是人们进入社会、为社会所接纳的必经的语言通道，控制着人们的公共言说行为，人们“一旦进入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②也就是按普通话规范言说，这是一种“个人对社会的妥协”行为，压制着人们真实的“生命感受”。③在“亏元”词条中，作者作了如此地反思：“一旦语言僵固下来，一旦语言不再成为寻求真理的工具而被当作了真理本身，一旦言语者脸上露出自我独尊自我独宠的劲头，表现出无情讨伐异类的语言迷狂”，由语言引起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这是作者从方言角度对普通话的“真理”化身的一种反思、质疑与反抗。被人为地赋予一种“真理”本质后，普通话便呈现出一种独尊独宠的特征，与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间形成了一种中心语与边缘语的关系，不仅对南方方言构成了一种有意无意的讨伐，而且它也因此丧失了一种指向自我的反省与完善机能。它无意于与方言进行深层次交流和融合，阻塞了许多方言进入普通话的可能性通道，方言也由是关闭了与普通话交融的大门。于是，“语言篡改”事件也就不可避免，在推广运用普通话的时候，“一个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过程”便自然而然地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④
注释：①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作家出版社1996，399。
②③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作家出版社1996，400。
〈四〉
困境之三：普通话当被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时，无力承担表现南方方言社群的生活。
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以小说家的姿态敞开了一个迥然不同于普通话的语言世界，它有不同于普通话科学化、逻辑化的模糊性原则，有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特定的语词、发音和词语搭配方式，等等。
马桥人是依据自己心中的词典生活的，而那些词语又规约了他们的心理乃至生存方式，这种心理、生存方式又只能在生成它们的语言情境中显现，就是说特定的语言是他们言说自我、敞开自我的决定性场景。所以，只有“我嬲起你老娘顿顿的呵”、“宝气”、“醒子”、“觉”等方言，才能真实地表达马桥人的情感，呈示他们的个人感受、体验；而“公有制”、“私有制”、“科学”、“举国上下”一类普通话词汇，则无论发音还是词义，均与他们的生存境况、心理情景相背离，对他们来说只是言实分离的空洞能指，无法激起他们内在的情绪与言说冲动，也就无法表现真实的马桥，无力书写出马桥人独特的精神世界。
注释：④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作家出版社1996，401。
作者是借马桥来述说普通话对于表现南方方言世界的无力的。在《后记》中，他指出，为了进入现代社会，为现代世界所理解、接受，他“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已经完全普通话化了，只能以普通话想象、描述故乡了，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变得“简略而粗糙”，或者说“正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语言是一种文化，以普通话表达南方方言社群生活，因文化的差异必然走样，“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响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①普通话语境中的故乡已不是真正的故乡，就是说，普通话无法满足作者表现南方方言社群生活的需求。
海德格尔说过，一种以逻辑性、科学性为取向的语言，是无法呈现本真的“存在”，无法使人直接“聆听”存在之音，它不是敞开而是遮蔽了人的本质。由是观之，韩少功关于普通话无力表现南方方言故乡的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
注释：①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作家出版社1996，399。
〈五〉
作为一位南方作家，韩少功并未狭隘地理解普通话，而是在现代性建构这一历史视野内进行取舍、判断。他深知普通话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现代性的产物，是进行社会动员、形成民族认同，以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环节，而在当下则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所以它的推广、运用是一个不可避免、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的过程。个人要想进入现代社会，言说自我，必须接受、运用普通话，实现充分的普通话化。普通话能激起民族的凝聚力，是民族国家存在、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他又深切地感到普通话的推广普及过程，是一个方言文化不断流失的过程，一个普通交际神话破灭的过程，也就是危机四伏的过程。面对这一语言现代性追寻的矛盾，他没有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①对于语言现代性，一方面他称自己还未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进行简单的否定。②他坚信语言现代性在中国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方案，一个需要不断反思以促其健全发展的方案，所以对张颐武等称他“狙击”“现代化”与“国际化”以及“排斥大众传媒”等等，他极为不满，予以否定。②这是一种理性判断。而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又对日益消失的南方方言，十分留恋，他虽无法拒绝普通话，但却更倾心于南方方言，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他以方言词典形式创作了《马桥词典》。
他采用方言词典形式写作，是他多年来“寻根”文学的一种顺乎逻辑的发展。1985年，他在《文学的根》③中写道：“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就是他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文化因素苏醒的物化形态，是他以现代理念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的尝试。那时，作为他文学之根的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泛义的南方荆楚文化，他试图敞开的是现实生活中远古愚昧文化的积淀层，而切入点则是语言。《爸爸爸》中描写的鸡头寨人，用古语，发古音，唱古歌，词语萎缩、贫乏。丙崽只能发出“爸爸爸”、“×妈妈”两种声音，以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情绪，他与世界的联系完全建立在这两个语词上。丙崽寓示着一种历史文化的退化，而最集中的体现则是语言的无能。他失去了言说自我的能力，这种失语进而导致了自我的退场。为了更深入地揭示“鸡头寨文化”，韩少功有意使用了一些方言词，如“视”、“话”、“卧”、“渠”、“吾”等，以代替普通话中的“看”、“说”、“睡觉”、“他”、“我”等。他还特别提到了“话份”即现代语言学中的“话语权力”的重要性。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爸爸爸》等作品与《马桥词典》之间的内在联系性。《爸爸爸》中方言意识的萌动，是他后来在《马桥词典》中以方言词典形式写作的“伏笔”，就是说，《马桥词典》是他80年代中期开始的寻根文学的一种延续，是泛文化寻根向语言寻根的一种逻辑发展。他开始寻找汉语之根，自觉地以方言审视作为现代性形式的普通话。所以他以方言词典形式写作，是在反思普通话的前提下所表现出的一种创造性行为，起码具有三层用意，而其中也包含着他面对语言现代性危机时的应对策略：
一是找寻通往南方方言社群的通道，也就是尝试着以方言形式更真实地表现方言社群的生活。
注释：①韩少功：《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364。
②②韩少功：《答记者问》，《羊城晚报》1997.1.13。
③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
马桥人的语言缺乏逻辑性、科学性，以模糊为准确，马桥人的生活虽然是连续性的，但决不是现代文学所叙述的那种逻辑严密、完整连续的故事，它是一种混沌的没有连续的连续，是似断非断、似续非续式的，正是这一特征使得科学性、逻辑性、工具性的普通话无力言说、敞开真实的马桥。“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①马桥人生需要马桥语言来表现，马桥存在于马桥方言中，只有借助于个人性的方言，才“可以更接近马桥实际生活原貌”②。从这层意思上看，韩少功以方言词典形式写小说，不是一种艺术的好奇行为，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只是模仿、抄袭某人某作，而是为了以马桥的方式，更真实地表现马桥人生。他写《马桥词典》，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在痛苦地反思普通话，在“反复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③方言后的一种深思熟虑行为。
注释：①韩少功：《马桥词典·编撰者序》，作家出版社1996，1。
②韩少功：《马桥词典·编撰者序》，作家出版社1996，2。
③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作家出版社1996，401。
二是借马桥展示南方方言的丰富性与魅力，也就是敞开被普通话遮蔽的语言资源。《马桥词典》中的一百多个词，可以理解为作者对马桥方言的抽样解剖、还原。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言说功能，是普通话词语所无法取代的。如“渠”在马桥指的是“眼前的人，近处的人，相当于这个他”，而普通话中的“他”则是指“远处的人，相当于那个他”①。马桥人对于普通话“渠”与“他”不分，觉得不可思议。作者以为马桥人的区分是极为明智的，它“指示了远在与近在的巨大差别，指示了事实与描述的巨大差别，局外描述与现场事实的巨大差别”②。而普通话却没有吸收这一表现力极强的词语。显然，韩少功是通过诠释这些词独特的功能与魅力，通过揭示它们被普通话遮蔽以至于被遗忘的事实，以质疑语言现代性建构方式，寻求语言现代性危机的内在根源，即方言资源未被充分开掘、利用。
三是对俨然为真理本身的普通话的反叛。长期以来，普通话在言说现代性同时，实施着一种语言霸权行为。作家们的各种探索只是在普通话范围内进行，没有人对这种语言质疑乃至反抗。建国后，周立波等创作中的方言试验，也终因方言的地方认同性不利于全民动员，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倡导。况且，周立波等方言意识的萌动，并不意味着对普通话的一种反思，他是在完全肯定认同普通话的前提下，局部性运用方言，并未以方言为取向。而韩少功是沿着文化寻根的方向达至语言的自觉，走向对普通话这一语言现代性形式的反思的。他以方言词典形式写作，叙述人生，事实上就是对长期以来普通话逻辑性的一种挑战，对20世纪中国文学普通话叙事方式的一种反思、质疑，对普通话之外他种叙事方式的一种探索。
注释：①韩少功：《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157。
②韩少功：《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161。
在反思语言现代性时，韩少功虽然意识到了普通话的重要性，但却无法拒绝方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表象的诱惑，对方言，他有一种情感上的倾斜，以至于在具体描写中，表现出一种抑普通话而扬方言的倾向。他从方言角度揭示出了普通话作为语言现代性的内在隐患，确实击中了普通话的一些要害；但在他那里，似乎普通话的一切问题均源自方言的退场，未能对方言的先天局限性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艺术的表现。客观上讲，普通话的一些隐患，方言中也存在。南方方言十里不同音，方言与方言之间几乎无法交往、沟通，一种方言文化对于他种方言社群来说，并不具备多大的意义，即使没有“民族共同语”的介入，方言文化的退场在现代社会也在所难免。而且，如果完全以某种方言写作，尽管也许能更生动、准确地道出方言社群的人生，但对于这种方言之外的人们来说，该方言文本因无法被阅读而失去意义。韩少功力图展示南方方言的丰富性与魅力，但他也只能以普通话去言说、组织方言。他倾心于南方方言，又无法逃避普通话，于是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中。这种苦痛，与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等现代作家面对传统与现代时的焦虑、矛盾和痛楚是一脉相承的。意识到了现代性的问题，但又不知如何解答，只能将问题描述出来，而描述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情感倾向性，又将描述者置于一种尴尬境地，这是20世纪初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韩少功也难逃此命运。
十八文学史对话与反思
〈一〉晚清至1930年代初中国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
晚清至1930年代初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现代性生长的重要时期，由晚清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这三个以“革命”为内在特点与逻辑联系的阶段构成。“革命”在这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代易姓，而是借自日本的新名词，意指促使事物从旧质向新质飞跃的重大变革”，①说得更具体些，就是中国文学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的痛苦历程中，自觉地以世界文学为背景，进行自我调整、变革以寻求新的发展可能性，就是告别传统、努力创造现代民族文学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却深受日本文学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当时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到底是在怎样的政治文化与心理背景下进行的，有何特点，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生长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重新审视、反思这一影响，已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①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
